周強龍：從求學的 “權證”到求職的“證券”

■本文選自《復旦金融評論》，原標題《從求學的“權證”到求職的“證券”——金融視角解讀教育回報》

■作者 ： 周強龍 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客座研究員 、《復旦金融評論》特約評論員 、金融學博士、註冊會計師

■公眾號：復旦金融評論

周強龍

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客座研究員 

《復旦金融評論》特約評論員

金融學博士、註冊會計師

無論是從生活感受還是輿情感知的角度，教育都可以説是不折不扣的“熱詞”，所受關注之廣之深，不言而喻。 “雞娃”“焦慮”“學區房”，盡皆衍生於此，有娃家長固然為此操心勞碌，無娃適齡青年也不知不覺被“帶了節奏”。 近年來，教育培訓領域的政策頻出，不同的討論觀點更不絕於耳。 毫無疑問，在中國，教育絕不僅是個性化的家庭問題，而是一般化的社會問題。 焦慮何來、何解、何往，關乎小民日常，關乎世道人心，更關乎大國氣運。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問題的解決總待時日。但要明瞭“應如何”，總會先追問“是什麼”“為什麼”。教育的本質是什麼，自當留待方家，而對現實意義下教育的“實質”，本文嘗試從金融工具的視角給出一個可能的解釋，權作拋磚引玉。

現實角度下的教育機制：對稀缺資源分配“證券”的競爭

如何理解教育，是開展和評價教育的首要問題。從不同的視角，會得到不同的答案。我們可以説，教育是為了塑造更好的人。在這種情景下，和諧有愛充滿人文氣息、具有現代思維的家庭環境，事務雖繁但仍願拿出大量時間陪着孩子講故事讀詩歌的家長，都是理想的組合要素。我們也可以説，教育幫助人民擺脱矇昧，積累高效人力資本，保國運長久屹立世界民族之林。在這種情景下，教育需要服務國家戰略，所承當者不止於個體發展，更在於羣體的規訓和養成。

但宏大敍事之下、家庭温情之上，教育在現實中不可避免被賦予功利性色彩， 實際上扮演起社會資源（包括可貨幣化的收入財富和不可直接貨幣化的聲譽地位）配置機制的角色 ，諸如招聘學歷、學校要求等教育分層 [1] 現象隨處可見，其合理性和缺陷留待後論，但為機制模型理解提供了方便。

從某種角度説，既然有資源配置和回報的追求，那麼投入就可以抽象為經濟學意義上的定價和成本。教育回報是受教育者通過自身工作等社會活動實現的，同時又與其受教育經歷存在緊密關係。我們不妨給出一個金融工具的比喻：教育的第一階段，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求學階段，是投入積累期，其重要結果是獲得社會或官方認可的受教育質量評估，表現為學歷、學位等可視化記錄；教育的第二階段，受教育者離開校園、進入社會，選擇不同的領域賽道，開始以勞動收入等方式獲得回報。由於教育分層作用的存在，第二階段的收益索取一般需要以第一階段的結果為基礎，我們可以認為， 學歷相當於異質化的“認股權證”，勾勒出持有者未來可選的工作範圍、行業領域，而對職業的選擇可以理解為行權，工作則對應着獲得回報的“權益證券” 。同時，由於絕大多數人都會行權， 教育獲得的“認股權證”是一個普遍意義上的實值期權，也可以理解為帶來β收益 [2] 的權益性證券，而自身職場起點（類似於初次認股）和發展路徑的選擇（類似於在二級市場換倉）則是爭取α回報的體現 。需要注意，這種假設是抽象化的，在現實生活中會發生變化。比如，在畢業生“包分配”，不存在靈活有效的勞動力市場情況下，第二階段和第一階段自然合併，模型意義簡化；再比如，“富可敵國”的家庭並不需要後輩完全靠教育機制參與社會資源分配，模型意義弱化。但前者不符合目前社會情況，後者所佔人數較少，所以模型仍具一般解釋力。

在一般化模型基礎上，可以總結出教育的幾大特點： 一是投入的長期性 。金融活動中，證券的交付和資金的轉移呈現時間上的趨同性，即便有間隔也一般不久，但教育卻有“長跑”特徵，成本投入要到一定年限後（比如參加某些大型選拔性考試）才能獲取“認股憑證”，且不可隨意中斷，需要“早投”“長投”。 二是競爭的相對性 。既然是對稀缺社會資源（行業職業在收入、穩定性等方面存在差異，在任何一個時期哪怕是計劃經濟年代，社會公眾都存在所謂“好工作”的認定，而工作“好”“壞”，還會對婚戀等一系列事件產生影響）的追求，那麼配置機制一定會遵從“價高者得”的規律，只有“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才可勝出，才可以獲得對高品質資源的索取權。 三是過程和結果的高度不確定性 。上了學是不是就一定能學好，高材生是不是就一定能適應職場需要，考場得意者是不是就能正確選擇最適合自己、最有前景的賽道，都是不確定風險因素。與金融投資一樣，在教育“證券”的投資過程中，努力都不一定就能帶來理想的β收益和α回報，當可理解。

“證券”投資視角下，解釋教育焦慮和教培政策作用

引入 “認股權證+權益證券”“β收益與α回報” 的金融工具視角後，我們可以嘗試着對一些熱點問題給出判斷和認識。

一是關於教育焦慮的生成和表達 。在識文斷字已經普及、不再由貴族專享的當代，焦慮所在的並不是下一代成為“睜眼瞎”，而是是否可以讓教育的社會資源分配作用在自家落地開花。能否獲得權證和證券並不是問題，問題在於獲得高價值權證和證券，焦慮表達在當下，源頭卻在稀缺的未來。為何教育焦慮集中在所謂中產階層？恰是因為該階層的“夾心”位置和“倖存者”成長經歷：與赤貧者相比，中產階層有一定的參與教育資源競爭的能力，而與高門大族相比，又沒有足夠的積累讓下一代直接通過繼承“躺贏”；“白手起家”的中產階層從自身的成長過程中深刻體會了國家地區社會的多層次性、優質資源的稀缺性，既認可教育機制給予的機會，也意識到教育機制的過程不確定和結果殘酷性。

為何我們兒時教育焦慮似乎尚未瀰漫？蓋因未來稀缺尚不明顯、表達空間也受到限制：時光倒流二三十年，改革開放尚在初期，社會結構雖已在變革之中，但分化效應還不充分。作為教育成本投入主體的父輩們，對“集體生活”“吃大鍋飯”的經歷記憶遠甚於對高度市場化的存量競爭的切身感知；改革帶來的增量機會巨大，通往成功的努力似乎並不僅限讀書一途，與其焦慮於後輩成長的未來，不如奮鬥於自身發展的當下；市場化的教育供給（私立學校、專業培訓）小荷才露尖尖角，“家教”還只是個別現象，“放大”“加速”焦慮的作用並不顯著。

簡言之，教育焦慮的社會基因始終存在，但基因的表達需要環境。隨着社會發展演進，增量博弈逐漸轉向存量競爭，高品質教育“證券”也即社會資源分配權證的價值增長，以階層焦慮為底色的教育焦慮自然隨之凸顯。

二是關於教培行業曾經的“高利潤”和“泡沫化” 。有一種觀點認為，教育焦慮歸咎於資本的進入，該論斷有理但也存在片面之處。資本擴張逐利是真，販賣焦慮產生不良影響是真，但並非焦慮的終極製造者。從教育的社會資源分配機制視角看，教培行業的發展，主要影響的是教育“證券”投資的成本投入方式，而非教育“證券”的定價方式。

首先，教育“證券”定價與信息經濟學中經典的舊車市場逆向選擇模型不同。舊車市場中，由於賣方具有信息優勢、可能以次充好，買方將持續降低報價，但教育資源的交易是過程交易而非結果交易，成本投入者（家長）不會基於孩子教育失敗（“學不好”）的預期去為投資估價，其願意付出的成本將對標高質量社會資源分配證券的價格。

其次，高質量社會資源分配證券即教育“證券”的價值是未來社會稀缺的高質量工作機會帶來總體回報的貼現值，長期貼現率則由社會穩定性（社會資源分配機制的穩定性）決定，預期未來高質量工作機會越稀缺、社會動盪可能性越低，則證券價值越高、願意付出的代價越大。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家長願意竭盡所能為後代的教育付費，所基於的是“力爭上游”的追求、對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預期和對社會穩定的信賴，似乎並不能為教培機構完全左右，即便不為教培付費，這些成本也可能會以其他方式（比如“擇校費”）存在，甚至成為權力尋租的載體。

最後，不可否認的是，教培長期作為一門高毛利的“好生意”，確實出現過泥沙俱下“泡沫化”“無序化”的傾向，接受教育的失敗者在教育行業中成為輸出者、供給者的現象屢見不鮮，但從因果論，恰是社會資源稀缺帶來的教育競爭為當年“差學生”而今堂而皇之成為“好老師”創造了土壤，而非相反。畢竟，“學不優而師”本身就挑戰了教育作為社會資源分配方式（“學而優則如何”）的根本機制，假以時日一定會被市場淘汰。

三是關於近年教培政策和主旨和可能影響 。近年，教育領域出台了大量重量級政策，層級高、影響大，超過業界預期。從整體內容看，目前政策重點主要集中在獲取“證券”的成本投入端而非教育“證券”的回報端，對應的思路是減少學科培訓服務的大批量市場供給，以消滅無序供給壓抑成本投入，削弱其焦慮販賣器作用。這從提升供給質量、從降低養育成本而言具有邊際積極意義，但僅由此端還不足以消弭焦慮激發之根源。

由於優質社會資源稀缺性、教育作為資源分配機制的穩定性沒有發生變化，學科教培受抑背景下，需求可能轉向更加不透明和高成本的“黑市”（比如依託人際關係的“私人”模式），或者轉向其餘可能作為教育“證券”獲取依據的領域（從學科培訓的內卷轉到非學科培訓的內卷），反而提高教育資源匹配需求的不公平性，而一遇“弛禁”需求更易快速反彈，軍備競賽的遏制有淪為揚湯止沸的可能。

特別是，由於教育成本投入的長期性特徵，短期內越是嚴厲的政策，越容易讓家長產生未來“弛禁”的心理預期，使其更不敢將資源真的從教育投入中移走以免在未來吃虧。由此，教育領域政策的效果，還有賴其它措施落地的配套和時間來共同檢驗。

教育作為社會稀缺資源分配機制的未來

在社會公平、共同富裕的價值追求下，教育領域的改革還將見到新動作新政策，利益博弈、觀點碰撞亦會保持高烈度。教育作為社會資源分配的機制，教育“證券”的意義會繼續存續嗎？教培機構退出或轉型後，“留白”要以怎樣的思路來填補？順着前面的討論，本文再做一些延展的思考。

一方面，教育的分層作用在可預見的未來無從取消，但應有持續優化的努力。 有教育領域專家提出應該取消教育的分層作用。這可能是基於教育內涵本質的真摯之言，但卻未必是與教育社會實質角色的契合之論。分層的確可能不是教育最早的屬性，但卻是歷史發展進程中教育被賦予的最重要的職能之一。用於分層，不是教育之恥之過，反是教育的榮光。這是因為，只要優質資源是稀缺的、人作為個體是異質的，就必然存在一套分層的機制法則，所取捨者在於法則的依據是否更符合社會公義和進步方向、是否能始終保持純粹。第一，相比於更承認既定狀態的錢、權、勢， 教育因其需要接受者的主觀努力才能發揮效果，更具面向未來、鼓勵上進的意味，更符合社會過程公平導向 。教育結果的不確定性，“證券”收益的不確定性，恰恰是其對社會公平性保障作用的來源。第二， 教育公平與社會公平存在從屬關係 。教育作為分層機制時所能調節的也只是社會增量資源配置的過程公平，若不同行業職業工種的差距日益縮小，社會從生產到分配，從過程到結果都實現完全公平，教育的分層機制自然也歸於弱化乃至消失，但認為強制剝離教育的分層作用可以促進社會公平恐有本末倒置之嫌。第三， 肯定教育的分層作用與保持教育評價體系的純粹性單一性應當並舉 。公共政策的實踐表明，單一規則均有缺陷，多元複合規則的弊端也不可小覷。“一考定終身”“一卷定終身”備受詬病，但以“素質教育”為名將大量普通人家難以企及的內容列為教育分層的一般化選拔內容，就像西方的“精英教育”一般更易產生負面社會效果。從這些層面來講，社會並不期待教育作為分層機制的抽身離去，更需要教育發揮分層作用時能儘可能讓絕大多數人實質性參與其中。

另一方面，消失的市場供給需要公共資源的市場化投入及時補位 。獲取理想的教育“證券”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教培行業的整肅讓某些成本投入方式退出了歷史舞台，但無論是人力資本的積累、現代公民的培育，都不能以“不學習的盲目減負擔”為前提。更多承載私人利益的資本退出後，更多承擔公共訴求的投入需要及時補位。新的投入儘管不再以市場機構、生意人的面目出現，但市場化的理念應當被合理延續。比如，教育服務的均等化不可被僵硬地理解為在差異巨大的地區直接搞平均化，順應“大國大城”趨勢，在勞動力資源自由流動的前提下與落户、社保等政策同步保障“教育資源隨人走”將更具現實意義和經濟效率；再比如，公立教師的作用和貢獻一直巨大，未來還將與日俱增。他們是崇高的，但同時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民一員，他們教書育人，但也需要與市場打着油鹽醬醋茶的交道。對公立學校範圍的擴大和公立學校教師工作的增加應當做好相應充分的公共資金支持，以市場化的定價而非純粹道德感的號召來促進教育服務的提質增效，方是可持續之道。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所在機構無關。僅供讀者參考，並不構成為投資、會計、法律或税務等領域提供建議。

□編輯 | 潘   琦

□視覺 | 葛雯瑄

註釋：

[1] 教育分層在已有研究或社會討論中存在不同含義，一是指教育過程中的分層現象（比如快慢班、尖子班等），二是教育的結果被用於職業、工作等“分流”。本文討論主要基於第二種含義。

[2] 已 有部分研究對不同受教育程度或不同層次大學畢業生平均薪酬的統計，可以視為對β收益進行衡量的嘗試。 很顯然，從整體的統計意義來講，不同的受教育經歷（或畢業學校）往往對應差異化的職業選擇、工作分工，以及相應的薪酬回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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