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精神本質是什麼？張維迎談任正非、馬斯克、貝佐斯、稻盛和夫

編者按：用對峙絕望的孤勇實現人格和精神上的超越，用極大的耐心找到更好的立於世界的方式。《孤勇者》系列試圖在不確定的時代尋找一批或基於專業、或基於勇氣和夢想，創造無限可能的人。本期內容對話北大國發院教授張維迎，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

作者丨徐曇

“企業家”這個稱呼第一次見諸官方語言體系是在1987年，之前都是“廠長”“經理”，是計劃經濟的產物。

1987年8月，國家經委、中組部、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工作會議”，首次評選出20位“中國優秀企業家”，包括周冠五（時任首都鋼鐵公司總經理）、馮根生（時任杭州第二中藥廠廠長）、馬勝利（時任石家莊造紙廠廠長）等。這份名單上的名字已經淹沒在歷史長河中不為人知，所謂“沒有落伍的行業，只有掉隊的企業家”。但“企業家”的稱謂在全國叫響了。

但最早提出“企業家”這個職業化名詞的卻是經濟學家張維迎，1983年，他就寫出了《企業素質的核心是企業家的素質》。84、85年他又提出“學而優則商”，“企業家的出路是鄉鎮企業家”等觀點。這在一個還不知道企業家為何物，鄉鎮企業還是“個體戶進階版”的時代，這樣的觀點是“驚世駭俗”的。

“我做研究，一直特別強調觀念的變化。”張維迎說。但任何觀念上的微小革新觸發的反彈動靜都極大。就像1983年，張維迎寫了一篇《為錢正名》，竟然招致一場針對這一觀點的全國性大批判。

在傳統主流經濟學裡是沒有企業家概念的，主流經濟學講的是廠商決策，也從根本上排除了企業家精神。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理論，被認為是張維迎在經濟學理論上的創新。

“在傳統經濟學框架內是無法理解企業家的，就像日心說和地心說，如果相信日心說，理解任何異常的東西都不得要領。”張維迎說。

張維迎在2012年出版的《什麼改變中國》一書裡提到“從制度變革的角度看，是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從社會人力資源的配置變化講，是企業家的出現和成長改變了中國。”

中國改革開放40年，幾代企業家成功地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把國家從短缺經濟的桎梏中拯救出來，但是企業家群體始終處於經營壓力，以及輿論的爭議中。

“理解市場的關鍵就是理解企業家精神。”張維迎說。

近四十年來，企業家一直是張維迎的研究主題。1984年，他在《讀書》上發表《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這應該是中國經濟學界討論企業家的第一篇文章。1989年出版了《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與盛斌合作），1995年出版《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2019年出版《企業家精神與中國經濟》（與王勇等合作），2022年出版《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

在這一代經濟學者當中，要找到像張維迎這樣近40年前後寫的東西，前後邏輯保持一致的，還不是太多。

對主流經濟學的系統反思，使得張維迎站在了主流經濟學的對立面。“我是走向主流經濟學反面的少數派。”張維迎說。

陝西流傳著這樣的說法：關西出將，關東出相。張維迎老家在榆林，屬於關西。張維迎骨子裡有股執拗、好戰的勁。說白了，就是有一股企業家的勁兒。企業家總要建立幾個優勢，一是成本優勢；二是獨到性優勢；三是渠道優勢。對學者也一樣，他們的影響力來自於獨到的研究。構建以企業家精神為核心的經濟學，本身就需要有點企業家精神的特質。

2022年8月，在北大國發院的承澤園，騰訊財經和張維迎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市場與網路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就企業家精神進行了一場對話。以下為對話全文：

問： 漢代流傳著這樣的說法：關西出將，關東出相。你的老家在陝西榆林，屬於關西。你覺得自己身上有好戰的特點麼？就像你喜歡與人辯論，比如和林毅夫等，捍衛自己的觀點。

張維迎： 我不敢講，但是陝北榆林是個特別的地方，它地接陝、甘、寧、蒙、晉省區，是黃土高原和毛烏素沙漠交界的地方，是中國歷史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一個地方。大夏國的都成統萬城遺址是匈奴人留下的唯一的遺址，就在榆林境內。

不完全的漢族文化體現在民歌上。陝北有那麼多的民歌，有統計說有上萬首，現在流行的也就四、五百首。這在其他地方是比較少見的。陝北這個地方，很多人能歌善舞。幾乎每一個村，都會唱民歌，都會扭秧歌，都會跳舞。這是非常特別的。

你生長在這個地方，無形中，很多東西就滲透進你的血液裡，帶著地域的印痕。

陝西靖邊波浪穀風光，圖源：視覺中國

問： 陝西出了好多大作家、導演、歌手，包括陳忠實、賈平凹、柳青（榆林）、路遙（榆林），導演張藝謀、歌手許巍等。這可能源於秦漢唐文化中心的歷史積澱，黃土地的風土人情。而且陝西作家多有使命感，將文學視為信仰和事業。作為經濟學家，你覺得自己有沒有受到這種文化氛圍的感染？

張維迎： 我們這個地方出了好多的有名的作家，寫《創業史》的柳青、寫《平凡的世界》的路遙是實實在在地在這片土地上長出來的一些作家。《平凡的世界》其實跟我的上學經歷差不多。我是搞經濟學的，我一個朋友講過，陝北這個地方出作家不奇怪，但是出經濟學家他覺得奇怪。 在他看來，經濟學家都是生長在市場比較發達的地方，不會出生在一個比較封閉的，落後的，市場交易不是很發達的地方。但我確實來自窮山溝，你也不能說落後地區就不能出經濟學家。

問： 構建以企業家精神為核心的經濟學，是否本身就需要有企業家精神的特質？

張維迎： 原則上，研究企業家是要有一點企業家精神，就是要有突破常規的思維，來做一些一般人認為可能不重要的或者是他完全忽略的一些事情。

問： 主流經濟學裡沒有企業家的概念，也排除了企業家精神。你從1984年就發表《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到最近出版《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多年來一直強化豐富這一觀點，形成一套把企業家精神作為市場經濟主導的理論。這個思考過程是什麼樣的？

張維迎： 我們在談一種想法、一種思想、一種觀點形成的時候，一個是讀書，一個是觀察，還有思考，這些東西是不斷相互作用的一個過程。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我還專門去西安附近的咸陽採訪調研，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私人老闆，他白天做預製板，晚上賣羊肉串，賺了不少錢。對這樣的人怎麼評價？當時登上了西安報紙，爭議很大。但我覺得中國要發展，就需要這樣的人！

我們的理論怎麼解決現實問題？就需要思考。我得出一個結論，這些企業家，在市場當中是核心推動力。但我們的傳統觀念是不認同的，對企業家有偏見。我們對商品經濟不理解，就理解不了企業家。後來發現不光是這樣的問題，我們的主流經濟學理論裡就沒有企業家，即便有，也是批判性的。只有少數人，非主流的比如熊彼特，才把企業家當作中心議題。

我記得對我影響很大的一本書是，法國曆史學家保爾·芒圖寫的《十八世紀產業革命——英國近代大工業初期的概況》。這本書非常非常經典，現在我還仍然回過頭來讀它。內容大體是，18世紀中期—18世紀末—再到19世紀初英國發展的歷史，從土地制度甚至交通運河的建設，包括鋼鐵、煤、紡織業產業的變遷，蒸汽機的發明，工廠制的出現，理論和故事結合的非常好。你能看到英國是怎麼發展起來的。

英國產業革命其實就是這樣一些人的故事，就是一些企業家的故事。產業革命所有重要的技術從出現，到最後的普及，都是一代一代企業家的推動，這些企業家可以數出名字來。比如蒸汽機，大家都知道是瓦特發明的。但是瓦特背後有兩個企業家相繼投資他。一個是約翰.羅巴克，另一個是叫馬修·博爾頓。假如沒有這兩個企業家，瓦特不可能發明蒸汽機。瓦特沒有經費，還是個容易喪失信心的人，他每遇到難處沒有信心了，這兩位企業家不斷給他打氣，告訴他應該往哪些方面發展。瓦特只看到機器本身，看不到機器可能產生的影響力。

企業家和普通人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有一種想象力，有一種願景。看到了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想到了別人想不到的東西。而且他們有頑強的意志。

我舉這個例子，你會看到整個工業革命是怎麼使英國怎麼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國的，這個過程，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就是這些企業家。

問： 所以這個思考過程不僅僅是侷限在中國改革開放這四十年的歷史，而是追溯到全球上百年的經濟史？

張維迎： 對。歷史對你的啟發是非常大的，我們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為什麼要開放，很簡單我們要學別人。我們可以看到發達國家是怎麼起來的？無論看英國、美國還是日本，故事都差不多。我總結一句話就是：一部經濟的增長史，就是企業家的創業創新史。沒有企業家的創業創新，不會有經濟增長史。無論哪一個國家，讓企業家精神煥發出來，就是鼓勵最有才能、最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去創業、經營企業，這個國家經濟就發展起來了。所以我說過一句話就是“企業家是國家經濟增長的國王”，就是一種比喻。

我們為什麼落後？我們計劃經濟情況下，誰在決策？計劃經濟是政府官員在決策、在進行資源配置，不是企業家決策。所以無論是跟歷史對比，還是跟當時的現實對比，對我來講就形成一個非常強烈的信念。我們這個國家也要搞市場經濟，商品經濟，你要經濟發展，就是靠這樣的一群人。

而這樣一群人在我們傳統觀念裡是得不到好的評價的。因為在傳統評價裡，士農工商，商的位置最低，認為商不仁不義，只會賺錢。在道德上貶低他。企業家面臨著不光是生存壓力，還有輿論的壓力。早些時候還可能會坐牢，1982年在溫州出現了“八大王事件”，拉鍊大王、鈕釦大王等八個個體戶，7個被判刑，1個跑了。

改革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觀念的改變，如果不改變觀念的話，這個國家的改革就很難，發展就更難。 所以我從事這個研究早期發表的一些東西都是想改變人們的觀念的，無論是1983年的作品還是現在的作品。

問： 你從1983年就開始寫關於企業家精神的文章，為什麼說到50歲的時候才頓悟？

張維迎： 這個問題很好，因為我自認為受過新古典經濟學的教育，無論在國內的時候，還是後來去英國牛津讀書，自認為達到了相當的深度。

我們受傳統主流的經濟學正規化影響很強，一直試圖按一個標準的經濟學框架解釋企業家。最後是發現理解不了的。你根本不可能用主流經濟學的決策模型、理性人模型去理解企業家。就像地心說和日心說一樣，如果你相信地心說，任何異常的東西按照地心說解釋它，看似能自圓其說，實則總是不得要領。

所以我說我研究企業家將近40年，但只有最近幾年我才真正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麼。要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麼，要先明白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這個“不是什麼”，是針對主流經濟學正規化講的，這種正規化不僅主導著經濟學家，而且影響著政府官員和好多普通人的思維。

你必須認識到，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經濟學和管理學中講的決策，是科學決策，不是企業家決策。 科學決策基於資料和計算。企業家決策基於直覺、想象力和判斷。

遺憾的是，科學決策已成為一種信仰，被認為是最好的決策模型，結果是連企業家自身都覺得，如果不按照科學決策行事，就有點LOW，所以他們就偽裝自己，儘量把自己的判斷包裝成科學決策。

傳統經濟學理論的決策就是給定約束條件下求解。但企業家決策也不是在給定約束條件下求解，而是改變約束條件本身，把不可能變為可能。但有些想法最後沒有能實現，企業家就是“成王敗寇”。

所以當認識到這一點後，豁然開朗，包括原來經濟學特別是經濟政策的爭論，我覺得都豁然解開了。

問： 你說企業家有超越利潤的目標，也就是說，他們做企業的目的不僅是賺錢。但我曾在工作中接觸過很多企業家，有些人最初創業的時候想法非常簡單，就是讓孩子們過上好日子。按你的概念，好像符合條件的不多，什麼樣的人才算企業家？

張維迎： 你講的跟我講的不矛盾，就是人的目標也是一個過程。一開始大多數企業家可能就是想養家餬口賺點錢，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可能自身就會發生一種變化。就是錢夠養活自己了，還有什麼奮鬥目標？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他的雄心是不斷的滋生出來的。

一開始，在別人看不到機會的地方看到機會，就是企業家的與眾不同。

而且企業家會把很多事情看得簡單，簡單化能抓住問題的本質，簡單就有信心。看複雜了就沒信心了。而且，對許多企業家來說，想象力就是醒著的時候做的夢，這非常重要。此外還要有毅力和耐心，就像馮侖說的“偉大是熬出來的”。我講的這幾個標準可以對標所有的企業家。

我們經常強調團隊精神，企業家本身強調別人要有團隊精神，他自己則完全是自我為中心的，很少有團隊精神。很多企業家一開始幾個人合夥做企業，最後都分開了。為什麼？更多因為認知的分歧，不是利益衝突。正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企業家精神，所以就很難在一塊合作。每個人都很有主見，誰都說服不了誰，最後只好分開，各幹各的。

無論中國、外國，這樣的故事太多了。比如俞敏洪和徐小平、王強，“萬通六君子”，劉氏四兄弟，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史蒂文.喬布斯和史蒂文.沃茲，早期一起創業最後都分開了。馬斯克第一次做公司的時候是被開除了，第二次又被開除了，因為董事會認為他根本不是做CEO的料。第三次又差點被開除了。喬布斯也被蘋果公司開除過。

這些人跟一般人不一樣，特別的自信，特別倔強，要說服他們是很難的。所以， 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不大可能是一個好員工。好員工是聽話的，要執行命令，企業家是最不願意聽別人命令的。他天生就想指揮別人，不想聽別人的。 所以一個公司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呆不住，最後就出來創業。企業就像細胞分裂一樣，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不可能老待在這兒。這對社會是一件好事。

問： 剛才總結了這麼多企業家的特點，他們這種個性是天生的嗎？如果是天生的，那國發院、商學院培訓課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張維迎： 很好的問題，我認為企業家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不是後天培養的，但是後天是可以加強開發的。企業家在市場中不斷地磨鍊，市場本身就可以不斷激發企業家精神，市場是企業家精神能夠最好發揮的舞臺。因為你可以自由的選擇。

這個過程不是一成不變的，是變的，過程中他遇到的挑戰不斷地激發他，所以企業家精神本身是一個 學習的過程，發現的過程，不是靜態的。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企業家做決策需要想象力。想象力與知識有關，商學院的學習可以開闊企業家的視野，增加他們的知識。從這個意思上講，商學院的培訓課程對企業家是有用的。但你不能期待太多，你不可能把一個天生不具有企業家潛質的人培養企業家，正如你不能把一個沒有音樂天賦的人培養成歌唱家一樣！

問：李彥巨集2001年提出百度轉型做獨立搜尋網站時遭到了投資人的反對，劉強東要自建物流時也遭到過投資人的反對。企業家和投資人的關係，你有沒有遇到過一些有意思的事例？

張維迎： 很多。比如，商湯公司創始人湯曉鷗是我的朋友，他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2008年從微軟研究院出來，研究人臉識別技術，需要經費。我說需要多少，他說幾十萬就可以。他說，你認識那麼多公司尤其網際網路大公司，他們願不願意資助我進行這個研究呢？產權可以歸出資人。

我就介紹了一家大網際網路公司，老闆很認真，讓湯曉鷗演示了PPT，然後討論了一圈最後說不行，不願意投資。沒辦法，湯曉鷗和夫人只好自己出錢辦公司，最後終於成功了。

我們過去有一個誤區說投資人和企業家的衝突都是利益衝突，不是的，很多是認知衝突，就是看法不一樣。當然，很多投資人只關心盈利目標，這也會導致跟企業家的利益衝突。企業家不光賺錢，還有一種抱負，投資人計算回報率，企業家想做成事，而做成事和回報率有時候是有衝突的。

好多故事說明：企業家不能完全聽命於投資人。這句話延伸一下就是，企業家必須保持對企業的控制權。

企業家精神的本質就在於他具有與他人不同的對未來的想象和判斷。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假定股東是對的，標準的管理學理論假定集體智慧大於個人智慧，多數人的意見比少數人的意見更符合真理，事實並不是這樣。

問： 過去40多年有很多企業消亡了。企業的生死存亡本身和生命的本質一樣，企業的失敗如同死亡之於生命的意義。企業家該如何定義失敗、認識失敗、反思失敗？像哲學家那樣以生命的終結為出發點來尋求生命的價值嗎？

張維迎： 企業家的失敗和企業的失敗要分開，企業的失敗不能認定為企業家的失敗。企業家是能夠經受得起失敗最後仍然在做企業的人。

俞敏洪做出了非常有名的新東方，但是他的業務突然受到政策的極大影響，股價蒸發了90%，但他一再爬起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幾乎每個企業家都失敗過，有些企業家失敗過還不止一次。企業家就是那些能夠熬過失敗，最後取得成功的人。

非常有名的鋪設大西洋海底電纜的美國企業家菲爾德，接連經歷了三次失敗，被所有人認為是騙子，連朋友都不再跟他來往，但七八年後他又重新開始，又失敗了一次，最後終於成功了，他才成了大家眼中的英雄。

問： 企業家精神的發揮，需要什麼樣的環境，或者什麼樣的制度生態最有利於企業家精神的發揮？

張維迎： 當然這要依賴於外部環境的變化，體制生態的變化。如果體制生態對商業友好，對企業家友好，大家就會滿懷信心。

80年代體制上限制很多，但大家都充滿了信心。以後會怎麼樣？那就依賴於我們的體制生態是否讓大家更充滿信心。 我只能預測，只要我們國家市場化正常往前走，創業、創新的自由空間仍然在保持，那就一定有新一代的企業家出來。

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生了四代企業家。有企業家曾和我說過這樣一句話：“什麼是企業家？企業家就是死在崗位上”。這句話是否特別適合第一代大部分企業家——家族企業，二代接班無望。第四代企業家似乎不是這樣。你怎麼看張一鳴、宿華這些年紀輕輕就“退休”的企業家？

張維迎： 其實每一代都有這樣的人，有些人是賺點錢，不是說所有企業家都是一個標準。教授也一樣，比如有些教授，他拿到終身教授以後就不做研究了。我在美國芝加哥有一個教授朋友，他和我說，你看這個人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就看他拿到tenured（終身職位）以後，還是不是做研究。拿到tenured，就有鐵飯碗了。企業家裡也有這種，他可能一下子賣個幾個億，就遊山玩水了。

這一代（第四代企業家）我接觸的不是特別多。但是我想他們的視野廣闊，真的國際化，包括他們的語言系統，也跟上一代不一樣了。像抖音一開始就走向國際，這在過去是不會有的。但是最後還會有新生代誕生，大概每十年就會有一批新人出來。

上世紀80年代有一批農民鄉鎮企業家，90年代官員下海這一批92派，20年前是馬化騰、馬雲、李彥巨集這些，最近十年的張一鳴、王興、程維等。到了2030年又會有一批企業家。

新的產業常常是由新的企業家創造的。這是因為，企業家一旦成功就容易變得保守，認為他的經驗就是成功的祕訣，最後就沒有辦法適應新的變化。投資人也是這樣的，一代一代的，沒有一棵樹長到天上。

企業家就是新一代超越老一代。這是好事，不是壞事，意味著每代人都有機會。

問： 富不過三代，如果作為企業魔咒，根子在於接班人缺少企業家精神嗎？

張維迎： 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就是富不過三代。市場經濟社會貧富的流動是很快的。也許二代裡還有個別能夠繼承的，然後到第三代就很少了。富不過三代有內生的因素，就是後代的成長環境有時候缺失了很多，比如吃苦精神等。從小在特別舒適的環境長大的孩子，經受不起打擊，也不太願意冒險。因為他覺得一冒險就可能什麼都沒了。

第一代企業家一開始比較窮，反正啥都沒有，光腳的怕啥，他就有這種冒險精神。中國還有一個麻煩，就是獨生子女願意並且有能力接班的很少。

問： 8月23日，任正非的一篇內部文章“把活下來作為最主要綱領，邊緣業務全線收縮和關閉，把寒氣傳遞給每個人”刷屏了。連任正非都變得保守，經濟下行週期，會不會抑制企業家的冒險精神？

張維迎： 我覺得任正非非常非常了不起，他是一個從傳統的、套利型企業家轉向創新企業家的人，中國這樣的企業家不多。華為從一開始模仿成熟的外部技術來做，到後來不斷創新，但是他確實面臨著挑戰，這個挑戰很大部分與國家之間的價值觀念衝突有關。這不是他自己完全能夠應對得了的。

很多短期的衝突可以忍一下，就像停電一樣，停兩個小時沒事。但當你發現，電啥時候再啟動不知道了，那就得有其他的應對方式。所以我想任正非說這個話是不是意識到，可能面臨的挑戰比他原來想象的要大多了。

問： 最近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去世了，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都很注重內心的修為，比如松下幸之助說：我之所以能成功，其中關鍵一點就是對禪的領悟。稻盛和夫也承認受到過鬆下幸之助的影響。禪本質上是通過自我修行、自我覺知矯正個人的情感、行為模式。您是怎麼看稻盛和夫的？

張維迎： 這個禪本身，我也不懂，我只能說，它存在這麼多年一定是對平靜人的心態非常有用。我覺得這個可能會影響他的幸福感，但是是不是能影響他成功與否不一定。這是兩個概念，你成功了不一定感到幸福，你成功了又感到幸福，那是找到另一種力量。所以我這樣理解這個問題，中國很多企業家也是信禪信佛。

因為我們經常把成功人士當成榜樣，這個榜樣也不能辜負我們大家的企盼，所以你越樹榜樣他就越努力完善自己的形象。這個本身也在改變他，人呢，是相互改變的過程。

問： 我有個疑問，中國企業界是否真的喜歡稻盛和夫。因為大道至簡，他的一些理論過於平白、淺顯，就像巴菲特的投資祕籍“一不能賠錢，二永遠記住第一條”。很多企業經營者都喜歡術，不喜歡道，取經沒有拿到攻略就覺得沒有學到真本事。你怎麼看企業經營時的道與術呢？

張維迎： 你說這個太對了，有些東西變成心靈雞湯誰都可以說，但不同的人說感受完全不一樣。話由誰說出來是不一樣的，有些人說出來是智慧，有些人說出來是鸚鵡學舌。

道和術，我的理解，再高的道都是通用的，我認為企業家的道，就是怎麼給別人創造出價值。什麼叫給別人創造價值？比如某個東西原來只有少數人用得起，現在大部分人都用得起。

馬雲說“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那也是一種道，不是術，不是說只有哲學的道才叫道，為別人創造價值，這就是企業家的道。 如果你不創造價值還想賺錢，那就不是道，坑蒙拐騙，連術都談不上。

問： 現代企業家有兩位對比明顯：馬斯克和貝佐斯。馬斯克說“真正重要的是創新的節奏，這是保住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很推崇“唯一不變的是變化”。貝佐斯則說過這樣的觀點“我與人交談時經常被問到未來5到10年有什麼變化，很少被問到未來5到10年什麼不會改變。”在現階段，企業家除了創新，是不是也需要追求經營上的恆定性原則？

張維迎： 企業家面臨的問題不一樣，強調的重點一定是不一樣的。馬斯克和貝佐斯，性格是矛盾的，兩個人都奔著火星去，都想幹這個事，性格卻不一樣。

最後成功的人一定是變與不變之間有一個很好的平衡，不可能什麼都變。未來變化是什麼呢？其實他在思考他的願景。

作為企業家來講，他必須要想象未來，要想著變和不變。你怎麼理解人性？人性是不變的，但是人性在不同的情況下需求是不一樣的。

正因為變所以才有不變的東西，我認為企業家精神本質上是不變的，世界再怎麼變化，這些精神是唯一不變的東西。

張維迎新書：《重新理解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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