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精神本質是什麼?張維迎談任正非、馬斯克、貝佐斯、稻盛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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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用對峙絕望的孤勇實現人格和精神上的超越,用極大的耐心找到更好的立於世界的方式。《孤勇者》系列試圖在不確定的時代尋找一批或基於專業、或基於勇氣和夢想,創造無限可能的人。本期內容對話北大國發院教授張維迎,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

作者丨徐曇

“企業家”這個稱呼第一次見諸官方語言體系是在1987年,之前都是“廠長”“經理”,是計劃經濟的產物。

1987年8月,國家經委、中組部、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工作會議”,首次評選出20位“中國優秀企業家”,包括周冠五(時任首都鋼鐵公司總經理)、馮根生(時任杭州第二中藥廠廠長)、馬勝利(時任石家莊造紙廠廠長)等。這份名單上的名字已經淹沒在歷史長河中不為人知,所謂“沒有落伍的行業,只有掉隊的企業家”。但“企業家”的稱謂在全國叫響了。

但最早提出“企業家”這個職業化名詞的卻是經濟學家張維迎,1983年,他就寫出了《企業素質的核心是企業家的素質》。84、85年他又提出“學而優則商”,“企業家的出路是鄉鎮企業家”等觀點。這在一個還不知道企業家為何物,鄉鎮企業還是“個體户進階版”的時代,這樣的觀點是“驚世駭俗”的。

“我做研究,一直特別強調觀念的變化。”張維迎説。但任何觀念上的微小革新觸發的反彈動靜都極大。就像1983年,張維迎寫了一篇《為錢正名》,竟然招致一場針對這一觀點的全國性大批判。

在傳統主流經濟學裏是沒有企業家概念的,主流經濟學講的是廠商決策,也從根本上排除了企業家精神。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理論,被認為是張維迎在經濟學理論上的創新。

“在傳統經濟學框架內是無法理解企業家的,就像日心説和地心説,如果相信日心説,理解任何異常的東西都不得要領。”張維迎説。

張維迎在2012年出版的《什麼改變中國》一書裏提到“從制度變革的角度看,是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從社會人力資源的配置變化講,是企業家的出現和成長改變了中國。”

中國改革開放40年,幾代企業家成功地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把國家從短缺經濟的桎梏中拯救出來,但是企業家羣體始終處於經營壓力,以及輿論的爭議中。

“理解市場的關鍵就是理解企業家精神。”張維迎説。

近四十年來,企業家一直是張維迎的研究主題。1984年,他在《讀書》上發表《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這應該是中國經濟學界討論企業家的第一篇文章。1989年出版了《企業家:經濟增長的國王》(與盛斌合作),1995年出版《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2019年出版《企業家精神與中國經濟》(與王勇等合作),2022年出版《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

在這一代經濟學者當中,要找到像張維迎這樣近40年前後寫的東西,前後邏輯保持一致的,還不是太多。

對主流經濟學的系統反思,使得張維迎站在了主流經濟學的對立面。“我是走向主流經濟學反面的少數派。”張維迎説。

陝西流傳着這樣的説法:關西出將,關東出相。張維迎老家在榆林,屬於關西。張維迎骨子裏有股執拗、好戰的勁。説白了,就是有一股企業家的勁兒。企業家總要建立幾個優勢,一是成本優勢;二是獨到性優勢;三是渠道優勢。對學者也一樣,他們的影響力來自於獨到的研究。構建以企業家精神為核心的經濟學,本身就需要有點企業家精神的特質。

2022年8月,在北大國發院的承澤園,騰訊財經和張維迎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市場與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就企業家精神進行了一場對話。以下為對話全文:

問: 漢代流傳着這樣的説法:關西出將,關東出相。你的老家在陝西榆林,屬於關西。你覺得自己身上有好戰的特點麼?就像你喜歡與人辯論,比如和林毅夫等,捍衞自己的觀點。

張維迎: 我不敢講,但是陝北榆林是個特別的地方,它地接陝、甘、寧、蒙、晉省區,是黃土高原和毛烏素沙漠交界的地方,是中國歷史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一個地方。大夏國的都成統萬城遺址是匈奴人留下的唯一的遺址,就在榆林境內。

不完全的漢族文化體現在民歌上。陝北有那麼多的民歌,有統計説有上萬首,現在流行的也就四、五百首。這在其他地方是比較少見的。陝北這個地方,很多人能歌善舞。幾乎每一個村,都會唱民歌,都會扭秧歌,都會跳舞。這是非常特別的。

你生長在這個地方,無形中,很多東西就滲透進你的血液裏,帶着地域的印痕。

陝西靖邊波浪穀風光,圖源:視覺中國

問: 陝西出了好多大作家、導演、歌手,包括陳忠實、賈平凹、柳青(榆林)、路遙(榆林),導演張藝謀、歌手許巍等。這可能源於秦漢唐文化中心的歷史積澱,黃土地的風土人情。而且陝西作家多有使命感,將文學視為信仰和事業。作為經濟學家,你覺得自己有沒有受到這種文化氛圍的感染?

張維迎: 我們這個地方出了好多的有名的作家,寫《創業史》的柳青、寫《平凡的世界》的路遙是實實在在地在這片土地上長出來的一些作家。《平凡的世界》其實跟我的上學經歷差不多。我是搞經濟學的,我一個朋友講過,陝北這個地方出作家不奇怪,但是出經濟學家他覺得奇怪。 在他看來,經濟學家都是生長在市場比較發達的地方,不會出生在一個比較封閉的,落後的,市場交易不是很發達的地方。但我確實來自窮山溝,你也不能説落後地區就不能出經濟學家。

問: 構建以企業家精神為核心的經濟學,是否本身就需要有企業家精神的特質?

張維迎: 原則上,研究企業家是要有一點企業家精神,就是要有突破常規的思維,來做一些一般人認為可能不重要的或者是他完全忽略的一些事情。

問: 主流經濟學裏沒有企業家的概念,也排除了企業家精神。你從1984年就發表《時代需要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到最近出版《重新理解企業家精神》,多年來一直強化豐富這一觀點,形成一套把企業家精神作為市場經濟主導的理論。這個思考過程是什麼樣的?

張維迎: 我們在談一種想法、一種思想、一種觀點形成的時候,一個是讀書,一個是觀察,還有思考,這些東西是不斷相互作用的一個過程。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我還專門去西安附近的咸陽採訪調研,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私人老闆,他白天做預製板,晚上賣羊肉串,賺了不少錢。對這樣的人怎麼評價?當時登上了西安報紙,爭議很大。但我覺得中國要發展,就需要這樣的人!

我們的理論怎麼解決現實問題?就需要思考。我得出一個結論,這些企業家,在市場當中是核心推動力。但我們的傳統觀念是不認同的,對企業家有偏見。我們對商品經濟不理解,就理解不了企業家。後來發現不光是這樣的問題,我們的主流經濟學理論裏就沒有企業家,即便有,也是批判性的。只有少數人,非主流的比如熊彼特,才把企業家當作中心議題。

我記得對我影響很大的一本書是,法國曆史學家保爾·芒圖寫的《十八世紀產業革命——英國近代大工業初期的概況》。這本書非常非常經典,現在我還仍然回過頭來讀它。內容大體是,18世紀中期—18世紀末—再到19世紀初英國發展的歷史,從土地制度甚至交通運河的建設,包括鋼鐵、煤、紡織業產業的變遷,蒸汽機的發明,工廠制的出現,理論和故事結合的非常好。你能看到英國是怎麼發展起來的。

英國產業革命其實就是這樣一些人的故事,就是一些企業家的故事。產業革命所有重要的技術從出現,到最後的普及,都是一代一代企業家的推動,這些企業家可以數出名字來。比如蒸汽機,大家都知道是瓦特發明的。但是瓦特背後有兩個企業家相繼投資他。一個是約翰.羅巴克,另一個是叫馬修·博爾頓。假如沒有這兩個企業家,瓦特不可能發明蒸汽機。瓦特沒有經費,還是個容易喪失信心的人,他每遇到難處沒有信心了,這兩位企業家不斷給他打氣,告訴他應該往哪些方面發展。瓦特只看到機器本身,看不到機器可能產生的影響力。

企業家和普通人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有一種想象力,有一種願景。看到了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想到了別人想不到的東西。而且他們有頑強的意志。

我舉這個例子,你會看到整個工業革命是怎麼使英國怎麼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國的,這個過程,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就是這些企業家。

問: 所以這個思考過程不僅僅是侷限在中國改革開放這四十年的歷史,而是追溯到全球上百年的經濟史?

張維迎: 對。歷史對你的啟發是非常大的,我們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為什麼要開放,很簡單我們要學別人。我們可以看到發達國家是怎麼起來的?無論看英國、美國還是日本,故事都差不多。我總結一句話就是:一部經濟的增長史,就是企業家的創業創新史。沒有企業家的創業創新,不會有經濟增長史。無論哪一個國家,讓企業家精神煥發出來,就是鼓勵最有才能、最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去創業、經營企業,這個國家經濟就發展起來了。所以我説過一句話就是“企業家是國家經濟增長的國王”,就是一種比喻。

我們為什麼落後?我們計劃經濟情況下,誰在決策?計劃經濟是政府官員在決策、在進行資源配置,不是企業家決策。所以無論是跟歷史對比,還是跟當時的現實對比,對我來講就形成一個非常強烈的信念。我們這個國家也要搞市場經濟,商品經濟,你要經濟發展,就是靠這樣的一羣人。

而這樣一羣人在我們傳統觀念裏是得不到好的評價的。因為在傳統評價裏,士農工商,商的位置最低,認為商不仁不義,只會賺錢。在道德上貶低他。企業家面臨着不光是生存壓力,還有輿論的壓力。早些時候還可能會坐牢,1982年在温州出現了“八大王事件”,拉鍊大王、鈕釦大王等八個個體户,7個被判刑,1個跑了。

改革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觀念的改變,如果不改變觀念的話,這個國家的改革就很難,發展就更難。 所以我從事這個研究早期發表的一些東西都是想改變人們的觀念的,無論是1983年的作品還是現在的作品。

問: 你從1983年就開始寫關於企業家精神的文章,為什麼説到50歲的時候才頓悟?

張維迎: 這個問題很好,因為我自認為受過新古典經濟學的教育,無論在國內的時候,還是後來去英國牛津讀書,自認為達到了相當的深度。

我們受傳統主流的經濟學範式影響很強,一直試圖按一個標準的經濟學框架解釋企業家。最後是發現理解不了的。你根本不可能用主流經濟學的決策模型、理性人模型去理解企業家。就像地心説和日心説一樣,如果你相信地心説,任何異常的東西按照地心説解釋它,看似能自圓其説,實則總是不得要領。

所以我説我研究企業家將近40年,但只有最近幾年我才真正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麼。要理解企業家精神是什麼,要先明白企業家精神不是什麼。這個“不是什麼”,是針對主流經濟學範式講的,這種範式不僅主導着經濟學家,而且影響着政府官員和好多普通人的思維。

你必須認識到,企業家決策不是科學決策。經濟學和管理學中講的決策,是科學決策,不是企業家決策。 科學決策基於數據和計算。企業家決策基於直覺、想象力和判斷。

遺憾的是,科學決策已成為一種信仰,被認為是最好的決策模型,結果是連企業家自身都覺得,如果不按照科學決策行事,就有點LOW,所以他們就偽裝自己,儘量把自己的判斷包裝成科學決策。

傳統經濟學理論的決策就是給定約束條件下求解。但企業家決策也不是在給定約束條件下求解,而是改變約束條件本身,把不可能變為可能。但有些想法最後沒有能實現,企業家就是“成王敗寇”。

所以當認識到這一點後,豁然開朗,包括原來經濟學特別是經濟政策的爭論,我覺得都豁然解開了。

問: 你説企業家有超越利潤的目標,也就是説,他們做企業的目的不僅是賺錢。但我曾在工作中接觸過很多企業家,有些人最初創業的時候想法非常簡單,就是讓孩子們過上好日子。按你的概念,好像符合條件的不多,什麼樣的人才算企業家?

張維迎: 你講的跟我講的不矛盾,就是人的目標也是一個過程。一開始大多數企業家可能就是想養家餬口賺點錢,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可能自身就會發生一種變化。就是錢夠養活自己了,還有什麼奮鬥目標?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他的雄心是不斷的滋生出來的。

一開始,在別人看不到機會的地方看到機會,就是企業家的與眾不同。

而且企業家會把很多事情看得簡單,簡單化能抓住問題的本質,簡單就有信心。看複雜了就沒信心了。而且,對許多企業家來説,想象力就是醒着的時候做的夢,這非常重要。此外還要有毅力和耐心,就像馮侖説的“偉大是熬出來的”。我講的這幾個標準可以對標所有的企業家。

我們經常強調團隊精神,企業家本身強調別人要有團隊精神,他自己則完全是自我為中心的,很少有團隊精神。很多企業家一開始幾個人合夥做企業,最後都分開了。為什麼?更多因為認知的分歧,不是利益衝突。正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企業家精神,所以就很難在一塊合作。每個人都很有主見,誰都説服不了誰,最後只好分開,各幹各的。

無論中國、外國,這樣的故事太多了。比如俞敏洪和徐小平、王強,“萬通六君子”,劉氏四兄弟,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史蒂文.喬布斯和史蒂文.沃茲,早期一起創業最後都分開了。馬斯克第一次做公司的時候是被開除了,第二次又被開除了,因為董事會認為他根本不是做CEO的料。第三次又差點被開除了。喬布斯也被蘋果公司開除過。

這些人跟一般人不一樣,特別的自信,特別倔強,要説服他們是很難的。所以, 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不大可能是一個好員工。好員工是聽話的,要執行命令,企業家是最不願意聽別人命令的。他天生就想指揮別人,不想聽別人的。 所以一個公司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呆不住,最後就出來創業。企業就像細胞分裂一樣,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不可能老待在這兒。這對社會是一件好事。

問: 剛才總結了這麼多企業家的特點,他們這種個性是天生的嗎?如果是天生的,那國發院、商學院培訓課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張維迎: 很好的問題,我認為企業家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不是後天培養的,但是後天是可以加強開發的。企業家在市場中不斷地磨鍊,市場本身就可以不斷激發企業家精神,市場是企業家精神能夠最好發揮的舞台。因為你可以自由的選擇。

這個過程不是一成不變的,是變的,過程中他遇到的挑戰不斷地激發他,所以企業家精神本身是一個 學習的過程,發現的過程,不是靜態的。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企業家做決策需要想象力。想象力與知識有關,商學院的學習可以開闊企業家的視野,增加他們的知識。從這個意思上講,商學院的培訓課程對企業家是有用的。但你不能期待太多,你不可能把一個天生不具有企業家潛質的人培養企業家,正如你不能把一個沒有音樂天賦的人培養成歌唱家一樣!

問:李彥宏2001年提出百度轉型做獨立搜索網站時遭到了投資人的反對,劉強東要自建物流時也遭到過投資人的反對。企業家和投資人的關係,你有沒有遇到過一些有意思的事例?

張維迎: 很多。比如,商湯公司創始人湯曉鷗是我的朋友,他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2008年從微軟研究院出來,研究人臉識別技術,需要經費。我説需要多少,他説幾十萬就可以。他説,你認識那麼多公司尤其互聯網大公司,他們願不願意資助我進行這個研究呢?產權可以歸出資人。

我就介紹了一家大互聯網公司,老闆很認真,讓湯曉鷗演示了PPT,然後討論了一圈最後説不行,不願意投資。沒辦法,湯曉鷗和夫人只好自己出錢辦公司,最後終於成功了。

我們過去有一個誤區説投資人和企業家的衝突都是利益衝突,不是的,很多是認知衝突,就是看法不一樣。當然,很多投資人只關心盈利目標,這也會導致跟企業家的利益衝突。企業家不光賺錢,還有一種抱負,投資人計算回報率,企業家想做成事,而做成事和回報率有時候是有衝突的。

好多故事説明:企業家不能完全聽命於投資人。這句話延伸一下就是,企業家必須保持對企業的控制權。

企業家精神的本質就在於他具有與他人不同的對未來的想象和判斷。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假定股東是對的,標準的管理學理論假定集體智慧大於個人智慧,多數人的意見比少數人的意見更符合真理,事實並不是這樣。

問: 過去40多年有很多企業消亡了。企業的生死存亡本身和生命的本質一樣,企業的失敗如同死亡之於生命的意義。企業家該如何定義失敗、認識失敗、反思失敗?像哲學家那樣以生命的終結為出發點來尋求生命的價值嗎?

張維迎: 企業家的失敗和企業的失敗要分開,企業的失敗不能認定為企業家的失敗。企業家是能夠經受得起失敗最後仍然在做企業的人。

俞敏洪做出了非常有名的新東方,但是他的業務突然受到政策的極大影響,股價蒸發了90%,但他一再爬起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幾乎每個企業家都失敗過,有些企業家失敗過還不止一次。企業家就是那些能夠熬過失敗,最後取得成功的人。

非常有名的鋪設大西洋海底電纜的美國企業家菲爾德,接連經歷了三次失敗,被所有人認為是騙子,連朋友都不再跟他來往,但七八年後他又重新開始,又失敗了一次,最後終於成功了,他才成了大家眼中的英雄。

問: 企業家精神的發揮,需要什麼樣的環境,或者什麼樣的制度生態最有利於企業家精神的發揮?

張維迎: 當然這要依賴於外部環境的變化,體制生態的變化。如果體制生態對商業友好,對企業家友好,大家就會滿懷信心。

80年代體制上限制很多,但大家都充滿了信心。以後會怎麼樣?那就依賴於我們的體制生態是否讓大家更充滿信心。 我只能預測,只要我們國家市場化正常往前走,創業、創新的自由空間仍然在保持,那就一定有新一代的企業家出來。

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生了四代企業家。有企業家曾和我説過這樣一句話:“什麼是企業家?企業家就是死在崗位上”。這句話是否特別適合第一代大部分企業家——家族企業,二代接班無望。第四代企業家似乎不是這樣。你怎麼看張一鳴、宿華這些年紀輕輕就“退休”的企業家?

張維迎: 其實每一代都有這樣的人,有些人是賺點錢,不是説所有企業家都是一個標準。教授也一樣,比如有些教授,他拿到終身教授以後就不做研究了。我在美國芝加哥有一個教授朋友,他和我説,你看這個人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就看他拿到tenured(終身職位)以後,還是不是做研究。拿到tenured,就有鐵飯碗了。企業家裏也有這種,他可能一下子賣個幾個億,就遊山玩水了。

這一代(第四代企業家)我接觸的不是特別多。但是我想他們的視野廣闊,真的國際化,包括他們的語言系統,也跟上一代不一樣了。像抖音一開始就走向國際,這在過去是不會有的。但是最後還會有新生代誕生,大概每十年就會有一批新人出來。

上世紀80年代有一批農民鄉鎮企業家,90年代官員下海這一批92派,20年前是馬化騰、馬雲、李彥宏這些,最近十年的張一鳴、王興、程維等。到了2030年又會有一批企業家。

新的產業常常是由新的企業家創造的。這是因為,企業家一旦成功就容易變得保守,認為他的經驗就是成功的祕訣,最後就沒有辦法適應新的變化。投資人也是這樣的,一代一代的,沒有一棵樹長到天上。

企業家就是新一代超越老一代。這是好事,不是壞事,意味着每代人都有機會。

問: 富不過三代,如果作為企業魔咒,根子在於接班人缺少企業家精神嗎?

張維迎: 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就是富不過三代。市場經濟社會貧富的流動是很快的。也許二代裏還有個別能夠繼承的,然後到第三代就很少了。富不過三代有內生的因素,就是後代的成長環境有時候缺失了很多,比如吃苦精神等。從小在特別舒適的環境長大的孩子,經受不起打擊,也不太願意冒險。因為他覺得一冒險就可能什麼都沒了。

第一代企業家一開始比較窮,反正啥都沒有,光腳的怕啥,他就有這種冒險精神。中國還有一個麻煩,就是獨生子女願意並且有能力接班的很少。

問: 8月23日,任正非的一篇內部文章“把活下來作為最主要綱領,邊緣業務全線收縮和關閉,把寒氣傳遞給每個人”刷屏了。連任正非都變得保守,經濟下行週期,會不會抑制企業家的冒險精神?

張維迎: 我覺得任正非非常非常了不起,他是一個從傳統的、套利型企業家轉向創新企業家的人,中國這樣的企業家不多。華為從一開始模仿成熟的外部技術來做,到後來不斷創新,但是他確實面臨着挑戰,這個挑戰很大部分與國家之間的價值觀念衝突有關。這不是他自己完全能夠應對得了的。

很多短期的衝突可以忍一下,就像停電一樣,停兩個小時沒事。但當你發現,電啥時候再啟動不知道了,那就得有其他的應對方式。所以我想任正非説這個話是不是意識到,可能面臨的挑戰比他原來想象的要大多了。

問: 最近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去世了,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都很注重內心的修為,比如松下幸之助説:我之所以能成功,其中關鍵一點就是對禪的領悟。稻盛和夫也承認受到過鬆下幸之助的影響。禪本質上是通過自我修行、自我覺知矯正個人的情感、行為模式。您是怎麼看稻盛和夫的?

張維迎: 這個禪本身,我也不懂,我只能説,它存在這麼多年一定是對平靜人的心態非常有用。我覺得這個可能會影響他的幸福感,但是是不是能影響他成功與否不一定。這是兩個概念,你成功了不一定感到幸福,你成功了又感到幸福,那是找到另一種力量。所以我這樣理解這個問題,中國很多企業家也是信禪信佛。

因為我們經常把成功人士當成榜樣,這個榜樣也不能辜負我們大家的企盼,所以你越樹榜樣他就越努力完善自己的形象。這個本身也在改變他,人呢,是相互改變的過程。

問: 我有個疑問,中國企業界是否真的喜歡稻盛和夫。因為大道至簡,他的一些理論過於平白、淺顯,就像巴菲特的投資祕籍“一不能賠錢,二永遠記住第一條”。很多企業經營者都喜歡術,不喜歡道,取經沒有拿到攻略就覺得沒有學到真本事。你怎麼看企業經營時的道與術呢?

張維迎: 你説這個太對了,有些東西變成心靈雞湯誰都可以説,但不同的人説感受完全不一樣。話由誰説出來是不一樣的,有些人説出來是智慧,有些人説出來是鸚鵡學舌。

道和術,我的理解,再高的道都是通用的,我認為企業家的道,就是怎麼給別人創造出價值。什麼叫給別人創造價值?比如某個東西原來只有少數人用得起,現在大部分人都用得起。

馬雲説“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那也是一種道,不是術,不是説只有哲學的道才叫道,為別人創造價值,這就是企業家的道。 如果你不創造價值還想賺錢,那就不是道,坑蒙拐騙,連術都談不上。

問: 現代企業家有兩位對比明顯:馬斯克和貝佐斯。馬斯克説“真正重要的是創新的節奏,這是保住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很推崇“唯一不變的是變化”。貝佐斯則説過這樣的觀點“我與人交談時經常被問到未來5到10年有什麼變化,很少被問到未來5到10年什麼不會改變。”在現階段,企業家除了創新,是不是也需要追求經營上的恆定性原則?

張維迎: 企業家面臨的問題不一樣,強調的重點一定是不一樣的。馬斯克和貝佐斯,性格是矛盾的,兩個人都奔着火星去,都想幹這個事,性格卻不一樣。

最後成功的人一定是變與不變之間有一個很好的平衡,不可能什麼都變。未來變化是什麼呢?其實他在思考他的願景。

作為企業家來講,他必須要想象未來,要想着變和不變。你怎麼理解人性?人性是不變的,但是人性在不同的情況下需求是不一樣的。

正因為變所以才有不變的東西,我認為企業家精神本質上是不變的,世界再怎麼變化,這些精神是唯一不變的東西。

張維迎新書:《重新理解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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