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九晚五,錢多事少,但我受夠了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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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人畢竟是意義動物,做自知無意義的工作實際上是一種感覺剝奪實驗,它剝奪了你對世界造成影響的能力。

文 |  吳仲

1. “狗屁工作”

上午10點20分到單位。其實已經晚了,縮著身子躲進工位,領導資訊發過來:小吳,上次開會的專家資訊已經放在你桌上了,其他同事負責的也會陸續發給你,你整理一下勞務。手機又亮了一下,微信陸續跳出紅點,同事把他們那兒的專家身份證照片一個個傳到我手機。我心裡暗罵, 提議過很多次了,為什麼不用郵箱?為什麼不直接在群裡填線上檔案?但從沒人理會。 10點45分,我深吸一口氣,戴上耳機,依次把那些模糊不清的文件拉到桌面上,再列一個Excel表格,開始逐行復制貼上,姓名、身份證號、銀行卡號、開戶行資訊……

《歡樂頌》劇照

中午飯點兒,前臂只剩下軸心扇形移動一種功能,盯螢幕的眼睛也快花了。 那堆檔案終於全部填進格子,調格式、儲存、修改檔名、列印。 午飯畢,啟動另一份工作: 把從上一位同事那兒拿到的稿件依次上傳到某網站平臺,調整好大標題,給小標題作黑體加粗,文末註明來源,加黑加括號——單位是個報社,之前和這家網站有合作,每天得發一篇稿上去,我嫌費事,就一次上傳整個星期的7篇到後臺,之後再按日期逐個點選推送。 網站載入慢,每傳一份都要等10分鐘,我邊聽新聞邊做,一共折騰了快兩個小時。 快到下班時間,又有電話來,說上級部門要搞評比,每人都得交前半年的3篇稿並填報名表, 不用說,收集列印稿件、填表簽名的事兒還是我的。

那是我在這家單位工作的第二年,算是半新不舊的熟手,除了應聘時說好的採訪、寫稿和編輯,我一入職就成了辦公室的“行政助理”,上面提到的還不是我這份工作的全部,其他能想起來的活兒還包括:收集整個辦公室的發票、貼上整理報銷、幫領導遞送檔案蓋章拿回執、調整會議邀請函紅頭和字號並列印裝訂、和廣告商及其代理人溝通圖片、寫報告、等簽字、做資料、掃描文件、接電話、改PPT,彙總同事的證照資訊,掃描轉PDF文件後幫他們註冊資格考試。

《我,到點下班》劇照

比我早兩年入職的同事告訴我,這些是“新人”必經的一遭。 她入職時還要更慘,每天要早起開門、給辦公室打水,開會時要記錄所有人的發言內容,放在資料夾留檔,還得在出差時幫領導拎包訂火車票, “你們這時候要好得多啦”,坐在工位上,看她嘴巴一張一合,用無所謂的語氣聊過去幾年的工作經歷,我開始疑心這是某種服從性測試。

否則你實在沒法解釋,為什麼會有人專門面嚮應屆生髮布招聘啟事,出上6頁筆試題,經3輪面試一個月考察,只為了招人給辦公室印表機換墨盒。 哦,也不全是這樣,畢竟我只是負責監控墨盒,等出故障就給維修工打電話。

2018年,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出了一本名叫《Bullshit Jobs:A Theory》(中譯《毫無意義的工作》)的書,第二年被譯成繁體中文出版,2020年初一個朋友不知怎麼找到電子版,發給我說:“我覺得你會喜歡這本書!”開會時粗翻一遍,作者所稱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指的是那種“完全無謂,不必要或有危害,連受僱者都說不出這份工作憑什麼存在,但基於僱傭關係又必須假裝其重要性的僱傭型別”。不同於一般人理解的那種低薪、勞累又沒有社會保障的工作(那在書裡被稱為Shit Jobs),他提出了另一種對“糟糕工作”的定義—— 它們不一定會直接損害你的身體,但會造成持久的精神傷害。比如“為了讓某人感覺舉足輕重”而存在的“幫閒”,“為了讓一個組織能宣稱它在做某件事”的“打鉤人”,“只有組織有某種小錯或故障,才需要他來工作”的“補漏人”。 不幸的是,上面這些我都做過。

《毫無意義的工作》書影

有段時間,每天上班都像活在小說的世界裡——一會兒是契訶夫,一會兒是卡夫卡。某天推條內部宣傳微信,上司急匆匆打來電話,說配圖不對,怎麼某位領導的衣服第一張是黑色,第二張是白色?我驚訝,這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嗎?他聲如洪鐘,語氣嚴肅:關於領導的事馬虎不得,出問題就是重大事故。好在後來警報解除,皆大歡喜,原來那人開了兩天的會,一天穿白色,一天穿黑色。

還有一年春天,單位突然要和主管部門辦一個大會,全員出動,整齊肅穆。 不過說是全員出動,真正幹活的人倒不多, 開一張單子,大家分得的任務大抵是:引導老同志上樓喝水、陪同專家入席、及時擦拭和整理展板。作為“新人”,我成了理所當然的“補漏大師”,先在專家入場前收到“樓下電子橫幅紅色太深,應該調淺一點”的指示,手忙腳亂改完後又聽說,會後發放給領導的紀念冊一定要用紅緞帶捆綁,但現在打結的方式不對,緞帶也不好看,我必須立刻上樓,用剪刀給每根帶子的尾巴剪一個“漂亮的豁口”。

剪完帶子,還掉剪刀,背上汗涔涔回到會場,同事又交給我一項重要任務,說開幕講話結束會有個剪綵環節,等音樂一響,得有人及時、快速、準確地按下那個PPT的翻頁按鈕,趕在領導上臺前讓喜慶的大紅色背景出現。 他眉頭緊皺,眼迸精光:“一定要快速按啊,和音樂配合好,絕對不能出絲毫問題!”我忍住想要笑出來的衝動——天啊,那PPT只有兩頁。

2. 數豆子

5年前,我從國內某高校碩士畢業,學的是新聞。 當時就業形勢還不像現在這麼緊張,但同學們的出路早早地確定為兩類,要麼考公考編圖個“穩定”,要麼進網際網路大廠做產品和運營“賺大錢”。 “穩定派”和“賺錢派”目標不同,雖然互不干涉,但人在焦慮中總想證明自己的選擇沒錯,隱隱地就有了分別心。記得有一次宿舍同學坐下來聊工作,有人問那個一直苦苦掙扎著等公考結果的同學:“你考的這崗是幹嗎的啊,你就不怕工作無聊嗎?”她答:“只要能讓我‘上岸’,就算工作內容是數豆子都行!”

接下來的幾年,我經常想起她的“豆子論”。那時我既不屬於“穩定派”又不是“賺錢派”,滿腦子裝著不合時宜的“新聞理想”,又找不到合適的去處。最後在父母的遊說下,我出於驚慌、迷惑、虛榮和順從——這些我花了很多年後才想明白——在反覆遊移間倒向了前者,決定入職這家隸屬部委的編制單位。工作內容寫得清楚,確實是採訪、編輯和寫作,不過真正進入那間上世紀80年代風格的辦公室就由不得你,它們馬上變身成發票、報表和紅色緞帶。等意識到不對想問為什麼,大人們誠摯地告誡我,這就是工作的必然。 你必須接受它,因為“我們都是這樣熬過來的”。

大企業的複雜管理流程也為“無意義工作”提供了土壤

他們確實是這樣熬過來的。 和大衛書裡的場景略有不同,如果說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可供選擇的職業還多些的話,在我老家的社會評價體系裡,就只有機關、國企和編制單位才能算拿得出手的“正經工作”。 奇怪的是,這些“正經工作”往往十分輕鬆,在我的成長過程裡,曾無數次聽大人聊起,誰誰誰白天到單位遛一圈就回來,誰誰誰能喝茶看報紙,誰只用應付一會兒工作,到點就下班接孩子……長大後,父母用三四十年的工齡向我保證,這樣做準沒錯!

入職第一個月,作為編輯的我只做了兩件事。 一件是把辦公電腦除錯到最適合使用的狀態,重灌系統,安裝瀏覽器外掛,下載趁手又不帶廣告彈窗的軟體;一件是做了張活動海報,我有意試探領導的標準,嘗試了好幾種風格和配色,還在其中一張加入時下最流行的素材。一週後,最終修改意見返回,全紅背景,黃色黑體字,放大加陰影,定版。我回復“好的”,從此放棄在工作中加入任何創造性的企圖。

《IT狂人》劇照

單位付工資,當然不全是讓我做這些戴著耳機聽聽力也能完成的無聊事。 我也得編稿子,不過很快發現決定稿件評級的不是質量好壞,大部分時候倒要考慮作者與領導的親疏,還有“老同志”的面子。 能爭取上採訪就更不得了,在這兒,有真實工作是種獎賞,因為那意味著一次露臉機會,做好做壞都招人厭。你往往經歷無數煩惱和刺痛,得罪好幾個人,才能做成一件牢靠的事。 “幫閒”和“打鉤”倒是一直在那兒,它們均勻地灑向工作的每一個縫隙,落地生根,自我繁殖, 一個報告會變成另一個報告,審批要蓋章,用章還得再寫申請,申請需要領導簽字,簽字就得去辦公室等人,正好趕上他不在,好了,今天工作全白費。這樣的事每發生一次,就讓人對自己更討厭一分。

忍受這一切的同時,我也開始接觸這份工作更“成熟”的部分,這時,深層的自我懷疑也慢慢湧現,幾乎把我整個吞掉。

做記者要採訪,而採訪中最重要的是飯局——這是我工作半年後發現的奧祕。出差前,受訪者大都是事先打過招呼,我們得開幾場座談會,和受訪者一一聊過,帶好錄音和材料就可以回家。看起來不難。但酒桌上觥籌交錯的氛圍,是幼稚的我始終適應不了的東西。停留在採訪地的每一夜,我都得渾身僵硬地坐在賓客位置,假裝聽進他們的話,把原本很好吃此時卻如嚼蠟的接待餐吃下。

《關於我不結婚的十萬個為什麼》劇照

還記得第一次參加酒局,我是桌上唯一的“小朋友”,一群或“功成名就”或有求於“功成名就者”的中年人剛吃了沒半個小時,就開始互相加微信,遞名片,所有人都站起來互相敬酒,只有我埋頭苦吃,事後被領導批評“不夠懂事”。那之後半年,我在北方某省的酒桌上第一次被灌倒,酒怎麼推都推不掉,我一回房間就吐了。還有一次,就連工作多年的同事也沒能頂住壓力,一頓飯把臉喝得通紅,在返程的高鐵上,他抱頭扶著行李箱蹲在地上,請我幫他倒杯熱水,嘆氣:“你說這是圖什麼呀!”

我也同情那些被派來陪我們的人。 他們往往是地方政府和機構負責宣傳接待的幹部,除了喝酒,還得在飯局上殷勤添酒添菜,說上幾句漂亮話。有一次吃到夜裡快10點,人人都睏倦,但又實在找不到理由散場時,坐在我旁邊的一位科長突然起身向領導告假:“實在不好意思,不能陪大家了啊,今天我得早點走了,兒子過生日。”見坐主位的男人點點頭,他抓起大衣飛奔出包間,那速度我生平僅見。

我知道,沒人想待在這兒。他們在表演招待,我們在表演接受招待,彼此心知肚明,只是共同完成一件不知誰先起頭的滑稽戲。 看著他空出來的座位,微醺中想起陳冠中小說裡的一句話:“說我的這份工作,有吃有住,工作量輕,收入不錯,說不上吃苦受氣,可是奇了怪了,有一種比吃苦受氣還難受的感覺,像掉在地溝一身髒,像活在異度空間。……我現在就是渾身不自在,自己負責控管別人,卻好像失去自由的是自己一樣。”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3.大猩猩

大學時愛看一部美劇叫《How I Met Your Mother》,裡面有個一直想當環保律師的主人公,畢業後為了賺錢,他進入一家“邪惡的公司”做法務,為了安慰自己,他對朋友說,上班時,他就假想自己是進入猩猩群裡的珍妮·古道爾,只是為了研究,才不得不裝作猩猩的樣子。但最後怎麼樣呢?他學會開黃腔,說“黑話”,用滿不在乎的方式和朋友交談,未婚妻看著他,說,“你正在變成大猩猩”。

《How I Met Your Mother》劇照

那是我第一次思考工作對人的影響。它永遠不可能被控制在8小時之內,那佔據了生命三分之一的事物,會不知不覺地改變你,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

工作的第三年,我出現了許多身心症狀。每天不到5點就開始魂不守舍,裝模作樣刷會兒微博,盯著領導辦公室的燈,巴不得借上衛生間的機會偷偷溜掉,下午6點到家,往往要在床上躺一個小時,才能恢復身體知覺,準備晚飯,開始“屬於人的一天”。

怨氣像重金屬,沉在身體中無處發洩。 我學會拖延,任何事兒都等到最後一刻才交辦,老同事們早就學會這一套,對我的改變毫無反應。我漸漸明白了他們效率低下的緣故,既然工作本身就沒什麼意義,何不以無意義抵抗之?白天上班,我長時間地刷微博、逛淘寶,拖著朋友聊天,重新整理已經載入不出的資訊。晚上也很晚才睡覺,只為了逃避毫無意義的明天。再到後來,就連過去想寫的稿子也變得無聊,即使有空也不想讀書,因為心靜不下來。

無意義的工作不一定會傷害身體,但會帶來持久的精神損害

更嚴重的時候,我還會嘔吐。 有時開會開到一半,聽到那些自己怎麼都搞不明白的句子,就覺得暈車,想吐,得離席去門口吹吹風,到年底給上級寫彙報材料,千方百計捅些大詞兒上去,每整出500字,就得跑一趟衛生間洗臉、漱口。

新來的同事還有新來的煩惱,有人找到我問,為什麼自己策劃的方案總是不經解釋就被斃掉?到底怎麼把上千個數據整理到word文件裡?怎麼拒絕領導“幹雜事”的要求?出差一定要喝酒嗎? 我不知如何解釋,恍惚間也像那些“自古如此”的老同事一樣,勸他們忍住,應付一番算了。

我不快樂,但沒法和任何人談論自己的苦楚。 “賺錢派”的同學都已經賺到了錢,加班辛苦,見不了幾面;“穩定派”的又很快結婚生子,躲進了家庭生活。家鄉的父母見我在大城市找這麼一份體面的工作,都覺臉上有光,和真的沒日沒夜勞作著的人們相比,我朝九晚五,錢多事少(“錢”並不真的多,只是相對“事”而言),更沒有可供抱怨的資格。

積極心理學不是教育過人們嗎,改變不了世界,就該改變看待世界的眼光,我想,要快樂起來,可能必須改變那種“它們毫無意義”的感覺,誰說這些事兒沒意義來著?人們對意義的定義是不是太狹窄了呢?賺錢餬口算不算意義?又或者,工作一定要有意義嗎?人難道不可以做一份自知無意義的工作,同時僅僅將它當成一份差使?……最後,就連對“意義”本身的思考也被消解,我自嘲,自己的苦惱太過矯情,多少年來人們不就是這樣生活的嗎?

2019年,我偶然結識了一位北京公交車安檢員。出於好奇,就選了個週末陪他坐了一整天公交,他一天要在車上待16個小時,上下午兩班共10圈,因為沒有其他許可權,他的實際工作內容只有一項:坐車。當然,不能坐下、玩手機或者打盹——第一項是身體約束,後兩項完全是精神折磨,限制了他思想出逃的全部可能。 一整天的行車迴圈最後,我雙腿麻木,神經崩潰,也完全理解了我的安檢員朋友,他為什麼看起來如此神情木然,但一開始說話,就怎麼都停不下來。

我也理解了自己。 人畢竟是意義動物,做自知無意義的工作實際上是一種感覺剝奪實驗,它剝奪了你對世界造成影響的能力。 大衛·格雷伯在書裡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勞改營的發現——天下最嚴峻的酷刑,莫過於強迫某人無止境地做一件顯然無謂的事物,“你只管叫他把水從一桶倒到另一桶,把沙堆從一處移到另一處再馬上移回來,我敢說不出幾天,犯人就會自盡。他寧可一死也不願忍受這樣的恥辱和折磨”。

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

4. 戰或逃

有段時間,我也像美劇裡的主人公一樣,假想自己是個正在做田野調查的研究者,逐日記錄工作裡或荒誕或滑稽的大事小事,想用這種方法使自己和工作拉開點距離。也嘗試過朋友的建議,一下班就把工作扔開,做自己喜歡的,更能讓自己“感覺還活著”的事兒。我甚至開始給工作稿留備份,採訪完,先寫篇田野觀察發洩情緒,再上交工整可發的稿件,假裝是在自我僱傭。 簡單點說,我幾乎過上了雙重生活。

《今天不可以報銷》劇照

不過,“猩猩時刻”還是不期而至。 有年夏天被派出採訪,領導同事兵分幾路,把我留在某地收集素材。不幸的是,他們忘了把更改後的計劃告訴受訪者,對方提前接到上級通知,說下午會來一個視察採訪團,黑壓壓一群人等了整個中午,車上下來的只我一個。那個快60歲的領導隨機應變,猛地和我握手,說要向我彙報工作,請我視察,做出指導。闊步走在上千平方米的園區裡,後面跟著三個處長兩個科長,我簡直像果戈理筆下的欽差大臣,不得不粉墨登場,很有派頭地“做了幾點批示”。晚上又是招待宴,不能再充當靠門的地方只顧吃飯的小角色,也要模仿同事的樣子,敬酒致辭,高談闊論,對著滿屋子的陌生人說出只有“大人物”才說得出的話。 酒精中稍微清醒的時候,我看見銀色湯勺反射出的自己的臉,一張變形了的寬闊的臉,帶著志得意滿、不屑一顧的神情,我後背一涼,那不是我。

後來想,那晚或許是這份工作最危險的時候。我悄然從“打鉤人”變成“打手”和“任務大師”,從無聊轉向有害。 它用權力、安穩和隱祕的虛榮送來誘惑,讓你慢慢接受由“他們”定義的意義,之後就再也不會感到痛苦,你會覺得一切理所當然,覺得那就是唯一的路,甚至非如此就不能活著。 我想起領導某次對我的諄諄教誨,“你要上進啊,好好努力,以後還能服務更大的領導呢!”最糟糕的是,他是誠懇的。

不過好在我還不夠“成熟”,總也裝不像他們期待的樣子。那天在園區裡有個水幕現字的小裝置,走到近前,旁邊陪同的處長指著那個電子屏說:“您來給我們題個字吧!”真的繃不住,我當場就笑了。

是到離開的時候了。 我知道父母不會滿意,在他們心裡,我已經擁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清閒、體面,賺錢不多不少,正好養活自己、照顧家庭。中國父母似乎從不相信所謂“calling”的存在,他們對子女有切身的心疼,又因為一生經見太多而變得犬儒,天然把工作視為人生的損耗。如果能少損耗一些,還能從理想的“公家”得到實惠,難道不是再好不過的局面?何況,我還是個女人。這些年,我見過太多被這份工作吸引的相親物件,他們的想法很簡單:一份輕鬆不費腦子的工作,簡直是相夫教子的最佳預備。

《逃避雖可恥但有用》劇照

可惜我做不到。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裝作自己不是的那種東西。拜這份工作所賜,那時的我好像比過去更明白了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都說生物遇到威脅時的反應策略無非“戰或逃”,但在我這裡,離職並不是“逃亡”,它更像是一次傷筋動骨的大行動,經由工作,我得以重新明確自我。

畢業幾年,身邊朋友們也連續換了幾撥工作,他們的供職單位有政府部門、國有企業、網際網路公司,幾乎所有人都曾遇到過和我類似的問題,大家坐下來,抱怨工作的時間倒比討論情感危機的時候更多,一位做心理醫生的朋友對我說,她的諮詢者裡,因工作陷入抑鬱狀態的佔到一半以上,趕時髦的人造出“內耗”的詞兒,說這是沒受過生活毒打的年輕人的必然結局。

但這不是脆弱,工作的時候遇見不同職業的採訪物件,他們中有真正把時間投入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裡的人,和這樣的幸運兒談到工作,儘管也有眼淚和失眠的夜,但他們的眼睛總是亮的,令人羨慕。 前陣子看到一個說法,所謂“志業”,就是去做一件你認為有意義的事,即使它會讓你痛苦。

《何者》劇照

離職前,領導找我談過好幾次。那已經是“內卷”流行的時候,成千上萬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輿論場上“穩定派”擁有壓倒性優勢,聽說我要離職,他大感意外,不停追問我“真正理由”。我說服不了他,但又不想用“結婚”“賺錢”“考公務員”的老三樣應付,只好迷迷糊糊說講了自己關於意義的困擾。他睜大眼睛:“你這樣會很辛苦的,你明白嗎?”我點點頭,表示同意,還有感謝。

感謝他和這份工作,讓我終於想明白好多事兒,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 也許生命的過程必然意味著磨損,任何迴避它的嘗試都是徒勞,我們唯一能選擇的只是以自己相信的方式將之消磨。

本文源自 三聯數字刊 2022年第37 期)

排版:耿耿/  稽核: 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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