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打工後,迫於現實的男性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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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男性妥協這一概念由蔡玉萍提出,她解釋“妥協”一詞是針對男性理想中的男子氣概,在男性農民工的理想之中,妻子不用外出上班,他們可以賺到很多錢,但在實際生活中,這些都難以實現,他們不得不對理想中的性別表現妥協。

文 | 尼尼微

編輯  | 王海燕

車間工人戀愛時

2013年,小嚴在廣東一家制鞋廠當車間工人,一個月工資四千元。他曾經和一位來自湖南的女孩戀愛,女孩的工作是銷售,這段戀愛讓他壓力頗大。

小嚴發現,女朋友的吃穿用度比他自己貴得多,他猜想,也許是女朋友的工資比他高,也許是她的家境較好。二人一起出去購物,女孩會特意遷就小嚴的購物習慣——小嚴覺得她知道自己的經濟狀況。他說:“當她和我一起買東西的時候,她不會買那些她經常買的東西,都買那些她自己一個人逛街的時候不會買的便宜東西。”

對於女友的體貼,小嚴很感動,但是他依舊感到不舒服,在這段關係中缺乏自信。他考慮著去換個工作,賺取更多收入,匹配女友的消費標準。 但還未等小嚴開始自己的計劃,女友提出了分手,她告訴小嚴,自己的父母不同意。

《失戀33天》劇照

小嚴非常傷心,不僅是因為這段感情畫上了句號,更是因為他不知如何迴應女友,不得不直面自己男子氣概的挫敗。

小嚴認定女友父母不同意二人交往,經濟條件是重要原因。若是要挽留這一段感情,也許自己應該對女友和她的父母做出承諾。可他想象,倘若對方問:你有房嗎?你有多少存款?他自認無力應對。

在當下中國的婚姻規範之中,男性被期望在教育和職業收入上優於妻子(或至少旗鼓相當),男性及其家庭被期望為新婚夫婦提供住房。 小嚴顯然處於這種社會規範的壓力之下。

這種挫敗延續了下來。分手之後,小嚴的朋友給他介紹了兩個女孩,但小嚴興致缺缺,失敗的戀愛經歷讓小嚴不得不直面自己經濟實力不足的現狀。他說:“當我意識到我在經濟上還不能夠跟女孩談戀愛的時候,我就沒有心情讓自己投入到那些關係裡了。”

《做工的人》劇照

小嚴是蔡玉萍和彭銦旎兩位學者的研究團隊在田野中遇見的訪談物件,他的戀愛故事被寫在《男性妥協:中國的城鄉遷移、家庭和性別》一書中。2012年到2015年,蔡玉萍和彭銦旎的研究團隊走訪了深圳、東莞和廣州的六個“城中村”,進行了十五次田野調查,對一百九十二位男性農民工和七十四位女性農民工進行了深度訪談。二人的研究從男性農民工的視角切入,探索城鄉遷移對傳統父權制家庭以及男性氣質產生的影響。

二位學者觀察到,當青壯年從農村向城市大規模流動,面臨著生活環境與身份的巨大轉換。 成為一位進城的農民工,不僅是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也意味著他們開始熟悉並受到城市生活和價值觀念的影響。

譬如,城鄉遷移使農村男性得以結識來自其他地域的女孩,舞廳、酒吧、ktv、溜冰場這樣的商業場所和城市夜生活也讓農村男性有更多機會認識女孩,體驗浪漫愛情。但在城市中戀愛,要面對的城市中商業化的約會和消費方式,這給他們本不寬裕的經濟狀況平添壓力。

況且,年輕的男工並不能自主決定結婚物件。兩位學者研究發現,他們依舊需要依靠父母的經濟支援蓋婚房、支付婚禮費用,因此常常在結婚物件上妥協,選擇父母更為青睞的同鄉女孩。

《幸福到萬家 》劇照

遷移到城市賦予了男性農民工關於都市浪漫的美好夢想,但這個夢想又被他們相對弱勢的經濟地位粉碎了。二位作者在書中寫道,像小嚴這樣的農民工只得發現:“沒有好的家庭背景或者很強的賺錢能力,他們將永遠是在被消費主義、實用主義和市場原則所主宰的城市約會遊戲中不受歡迎的伴侶。”

如果說單身男工面臨的是戀愛中的挫敗,那麼已經有小孩的農民工父親則是在履行父職上遭遇困境。面對調研團隊,許多父親表達了對留守老家的兒女的虧欠,還有人在蔡玉萍面前因此落淚。他們的孩子大多在老家就學,由祖父輩照料。當無法參與子女的成長,父親們擔心苛刻的管教會惡化本就脆弱的親子關係,不再扮演“嚴父”這樣的傳統中國式父親的角色。

這不僅緣於地理空間的分隔加深了父親對子女的牽掛。也是因為來到城市之後,他們目睹了城市男性的教養方式,自知無力成為城市標準下的“好爸爸”。

《計程車司機 》劇照

來自廣東農村的計程車司機老艾的一段話被記錄在書中,他說:我沒有錢給他們在城裡買房,我沒辦法給他們更多的零花錢,我不知道怎麼輔導他們的功課,我也不知道怎麼表達我的感受。我覺得我耽誤了孩子們,他們都很聰明,他們學習都很好。如果我能給他們更多(資源和條件),他們現在會是什麼樣子呢?當我想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晚上都睡不著覺。

重造男性氣質

蔡玉萍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一直從事城鄉遷移、性別、家庭方面的研究。起初,蔡玉萍並未著眼於男性情感,她本計劃研究男性農民工進城從事的工種對他們男性氣質的影響。男性農民工進城之初帶著很多期待,希望可以賺錢,可以養家。但事實上,他們往往從事城市戶籍人士所不願做的3D工作(dirty骯髒,dangerous危險,difficult辛苦),甚至在工作中需要犧牲尊嚴。面對實際這樣的落差,蔡玉萍想知道,他們是否覺得自己的男子氣概受到挑戰?

然而在訪談的過程中,她觀察到男性農民工對於工種和工作內容的接受度比較高,他們常常會說,家庭對他們來說是最重要的。 分析資料後她發現,即便是從事一些折損男子氣概的工作,比如當保安——保安門檻低,收入低,經常會被顧客輕視,但只要這份工作能帶來收入,供養家庭,對他們而言就可以接受。比起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感,他們更傾向於從對家庭的奉獻中得到滿足——能夠賺錢養家,他們就覺得自己還是值得尊重的男性。

這樣的發現讓蔡玉萍修改了研究的重點,研究團隊更聚焦於農民工男性在遷移過程中,男性氣質以及性別實踐產生的變化。在大眾認知中,農村男性有沉默寡言的刻板印象,訪談中,蔡玉萍發現他們相當健談,不只是樂意談論自己的感情,也擅長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他們所表達的情感的多樣與豐富,讓蔡玉萍至今印象深刻。

《追夢 》劇

二位學者認為,城鄉遷移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家庭系統的性別和權力機制,從而挑戰男性在家庭裡的支配地位。父權制鬆動的一例明證體現在在家務勞動的分工之上。

在性別觀念上的改變並不大,研究團隊詢問了115位男性農民工,超過80%的人認為男子氣概建立在養家的基礎上,男性是主要養家的人,而女性承擔照料的角色。然而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懷疑這樣的既定安排,她們也希望外出打工,而他們的丈夫迫於經濟壓力,只能妥協。

在城市打工的夫妻面臨著重新劃定家務範疇的問題,當妻子需要工作,有時候還要加班時,丈夫總不能等妻子回來才吃飯,因此男性開始或被動或主動地承擔家務勞動,這打破了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 在蔡彭二位學者研究的家庭遷移的案例中,44%的男性農民工會主動參與家務勞動。

45歲的老姚來自湖南,1989年就外出打工,2004年老姚患病,無法為家裡賺到足夠的錢,所以妻子隨他前往深圳打工。老姚不能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只能做保安,收入比在工廠打工的妻子少了一半。

《夫妻那些事 》劇照

在農村時,他很少做家務,但妻子來到城市之後,他開始承擔家務,後來逐漸包攬了家中的家務,洗衣服、買菜做飯、打掃衛生,他自認為是一個體貼的丈夫。不過,如果有人問起來,他會告訴別人,自己在家不做家務。

在陽臺掛衣服的時候,他會格外小心,怕被鄰居看到——他曾經給老婆洗內褲遭到同鄉嘲笑。為了保護自己的面子,他對外人否認自己做家務的事實。

像老姚這樣承擔了家務的男性,會被同伴譏諷為“老婆奴”。 為了調和父權思想和自己主動參與家務勞動之間的矛盾,這些男性會用另外一套男性氣質的論述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這種男子氣概強調男性對家庭的忠誠與風險,強調老實工作,為家庭犧牲尊嚴。二位學者將之命名為“可敬的男子氣概”。

蔡玉萍介紹,城市所崇尚的男子氣概大致可以分為基於金錢的男性氣質和基於素質的男性氣質。前者以擁有的財富(轎車、房屋、情人)為衡量標準,體現在成功的企業家身上;後者體現在受過良好教育,擁有技能的專業人士,以體面工作的城市白領階層為主。

《做工的人 》劇照

兩種理想的城市男性氣質對於進城務工的男性而言都遙不可及。現實中,男性農民工大多從事一些地位低下的工作。他們用“靠雙手努力工作”的信條為自己的平凡工作賦予尊嚴,可敬的男子氣概肯定了他們在城市中為了賺取收入,維持家庭,忍受打工心酸,接受地位低下工作的妥協行為。

在可敬的男子氣概的論述之中,家庭和諧是衡量男性的最重要標準。老姚會用自己對妻子和孩子的愛來解釋他的家務行為,通過表明自己顧家、視家庭重於事業,來維護自己比妻子賺錢少而受損的尊嚴。所以他們一方面會譴責富有的商人陷入婚外情導致家庭破裂,另一方面也無法理解受過高等教育卻不願結婚的都市男性。

農村父權制的鬆動

男性一直是進城務工人員中的大多數,譬如《2021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中男性佔64.1%,女性佔35.9%。然而在城鄉遷移的研究中,為數眾多的男性情感研究卻長期處於空白狀態。

兩位作者猜測這也許因為男性被視作父權制的獲益群體,以性別為切入口的研究更常關注女性作為受壓迫者的體驗。 然而關係產生於具體而微的互動之中,如果不瞭解男性在遷移過程中的個人經驗,就很難了解城鄉遷移如何影響父權制家庭。

男性妥協這一概念由蔡玉萍提出,她解釋“妥協”一詞是針對男性理想中的男子氣概,在男性農民工的理想之中,妻子不用外出上班,他們可以賺到很多錢,但在實際生活中,這些都難以實現,他們不得不對理想中的性別表現妥協。城鄉遷移挑戰了許多男性在家庭中的性別角色,比如說,未婚男青年在親密關係中不一定比他們的女友有更多話語權,而已婚的男農民工開始承擔家務勞動。

《春天裡 》劇照

儘管目睹了遷移對男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影響,以及其中父權制的鬆動跡象,但二位研究者也指出,城鄉遷移在照料老幼、勞動分工、權力分配等方面促進了家庭的性別平等,但這些改變並沒有喚起與之對應的性別平等觀念。比如說,男性做家務的時候並非認為男性理應承擔家務勞動,而是將之稱為“重活”“體力活”,以此作為自己做家事的理由。

這種男性氣質的妥協是實用主義的產物,而非文化價值觀念變遷的結果。換言之, 男性農民工並非對於兩性不平等,不合理的家務分工有反思,而自願承擔家務勞動,其實是在家庭經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實行的一種權宜之計。

訪談中也有許多男性並不願採取這種權宜之計。 有人因為需要做家務而不願回家,住在宿舍;更有人在家庭地位受到挑戰,反而採取暴力行徑以彰顯自己的男子氣概。

34歲的工人小蘇在訪談中坦誠自己和妻子因為金錢問題產生爭執時,會對妻子家暴。妻子通過加班,賺到的錢比小蘇多,她生活節儉,但小蘇喜歡和朋友出去請客吃飯,還會購買電子產品。妻子對小蘇的這些行為感到不滿,認為這是沒有必要的消費。

《做工的人 》劇照

妻子更高的收入形成了對小蘇家庭地位的威脅,也讓她擁有了指責小蘇的話語權。小蘇很難接受自己賺錢能力不如妻子,也不願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採用家暴的方式維護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迫於現實的男性妥協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性別觀念和性別實踐?

在《男性妥協》的結尾,兩位學者總結,悲觀來看,一旦迫使男性農民工妥協的條件消失,比如當遷移家庭回到鄉村,更傳統的性別分工可能會復辟。但她們也尚存樂觀的念頭,男性妥協的操練,長期之後也許會成為個體的行為習慣,長久下去可能會對性別機制產生影響。

蔡玉萍原本計劃繼續研究當這些農民工男性結束遷移,回到老家時,這種男性妥協的情況是否會發生變化。但是在疫情影響下,田野的難度增大,目前還不能如願。

夫妻密碼 》劇照

書中的田野調查時間已經過去了7年,近年來她觀察到,即便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中,因為年齡、生命階段的不同,也出現了多種男性氣質。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她發現年輕農民工在城市發展出了一種邊緣化的男子氣概。當他們發現再怎樣努力,也無法達到城市中產男性所主導的那種男性形象時,他們選擇了躺平。

早期的農民工認為工作很重要,但躺平一族的年輕人很多是移民二代,一直暴露在城市男性氣質——要有體面的工作,要成功,要做老闆——的影響之下。可他們無奈發現,僅憑自己已經無法實現理想。 那為什麼還要辛苦工作?他們要很輕鬆地在城市活著,有錢的時候就玩,沒有錢就去打零工,比如說曾經活躍在深圳龍華區的“三和大神”,就是其中一例。

《三和人才市場》劇照

這種男子氣概把“會不會玩,生活得爽不爽”作為衡量標準。但與此同時,依然有農民工付出更多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力,非常賣命地工作,比如說零工經濟下的外賣員。同樣三十歲的農民工,一位已經結婚,一位依舊單身,他們的性別實踐和對男子氣概的定義都會大不相同。

蔡玉萍認為,由於年齡、人生階段、個體經驗的不同,現在去講農民工群體,他們已經慢慢發展出多種不同的男性氣質的文化,不再有一種統一的男性氣質。

排版:南溪/  稽核: 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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