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碼農,35歲後出口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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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真故研究室 (ID:zhengulab) ,作者:陳嘉倫,編輯:龔正,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據免費代碼託管平台GitHub數據,截至2021年,中國有755萬程序員,排名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約佔全球7300萬程序員的十分之一。他們菁英、多金、是中國新經濟發展的象徵。然而在榮耀的另一面,他們也在遭受職場中的年齡偏見、職場壓力與生活平衡、職業未來晉升空間等方面的諸多困擾。

將自己出口海外,成為一些碼農尋求解答自身困惑的一種方式。在異國他鄉,他們看到了互聯網文化的多元屬性。然而, 出海實際上也是將自己置於更高維度的全球競爭格局之中,這並非人生勝利的終點,而只是新一輪戰鬥的開始。

“面試時沒人問我年齡”

在電視劇《都挺好》中,有這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畢業於中國清華大學、也曾在斯坦福大學計算機專業留過學的大哥蘇明哲在其35歲之際遭遇了公司裁員。”

這一情節引發不少人共鳴。35歲這一有形或無形的年齡門檻,至今仍橫亙在現實的互聯網職場之中。尤其在目前的職場氛圍中,對於那些在35歲仍未坐上領導者位置的碼農來説, 這一年齡不意味着“精華”,反而成了一種尷尬。

BOSS直聘近年曾發佈一份《35歲及以上互聯網人生存狀態調查》指出,在已經步入35歲+的程序員中,有近60%的受訪者明確表示職場對35歲人羣不友好,75.9%的人認為自己在職場遭遇了天花板。

某大廠程序員王海,3年前選擇在34歲時移民加拿大。王海在國內互聯網行業待了近十年,幹過前端、後端、數據以及技術顧問等工作。儘管他自認為是公司最優秀的員工之一,但他仍然對互聯網行業的35歲定律有所畏懼。

“在國內,公司寧願會裁掉經驗更豐富的老人、去招剛畢業不久的新人,就像新一代i5比老一代i7更好用是一個道理。”王海説。

目前,37歲的他在加拿大一家普通的中型企業已經工作了一年,主要從事嵌入式Linux相關的技術工作。

王海坦言,在34歲的“高齡”出海,內心一度非常不安。一是因為自己當時連英語都説不利索,二是對加拿大是否也存在隱性的35歲定律而擔心。

後來的經歷證明王海多慮了。他眼裏的加拿大職場,對年齡的寬容度相當高。

“面試的時候絕不會問年齡,也沒有見過因為年齡問題被拒絕的例子。”入職之後王海發現,同事中既有四五十歲的人,也有還沒有畢業的co-op (為了獲得工作經歷的學生) ,相較於國內清一色以20歲世代為主的年輕人,這裏年齡跨度非常大。他這時才開始反思,自己被嫌棄的35歲,對行業發展並非是問題。

據中國網絡信息中心發佈的《2021年中國程序員薪資和生活現狀調查報告》顯示,2021年35歲及以上的程序員佔據行業總人數的比例僅為9.4%,遠不及25-29歲程序員42.5%的佔比。

數據來源|脈脈研究院

35歲,是許多碼農成家立業、成為社會中流砥柱的年齡段。而這一年齡區間職場面臨的不穩定性,很容易讓人陷入生活上的混亂,也為社會帶來不安。

兩個月前,39歲大廠員工被裁、每月房貸1.5萬無力還的話題衝上熱搜第一;去年年底,一位 45 歲的程序員 Mary 在中國政府網留言稱辭職後無任何面試機會,一度引發網友對於“大齡”程序員生存狀況的熱議。

35歲左右的員工容易入列減員名單,一般常見的説法如下。

一是性價比説。一些聲音認為35歲左右的員工,能力可能並未能匹配他的資歷,會出現人力成本與能力倒掛的局面;二是晉升説。大廠推崇扁平化管理,晉升通道有限,所謂的大齡碼農與年輕的後浪一同工作,甚至可能會被後浪領導,被認為會導致職場氣氛尷尬,並不利於團隊管理;三是大廠內部本身變動激烈,條線及業務調整頻繁,團隊全員解散情況並不鮮見。

不過有聲音指出,雖然社會為35歲吶喊,但這並不意味着所有碼農一旦罩上35歲這一標籤就穿上了“不應該被裁”的金鐘罩和鐵布衫,畢竟人才市場本質講究能力和需求規律,主要還是看個人的競爭力。社會擔心和在意的是,35歲相對而言容易成為不合理職業年齡對待下被裁的高風險人羣, 這種趨近於當下大眾的共識,容易惡化30歲世代對職場穩定性的預期管理,造成廣泛的不安。

“在國內不被推崇的鬆弛感”

在國內,內卷這個詞至今流行。它來自職場中隨處可見的超長工作時間,或一份螺絲釘工作、多人競爭的職場現狀,以及激烈變動的職場環境,這讓許多人身心疲憊。去海外可能能換一種活法,成為一些碼農選擇出海的原因。

對從事AI行業的27歲大廠人沈潤而言,國內互聯網大廠內部變動和競爭激烈,像一把枷鎖,讓人無時無刻不想逃離。

沈潤在一家大廠工作了兩年多。2022年,他的人生迎來兩大轉折點。一是收到了公司的優化通知;一是拿到了TCD大學 (愛爾蘭都柏林聖三一學院的英文簡稱) 二碩offer。

早在2021年時,沈潤就第一次有了離開的想法, 原因是難忍領導的頻繁變動和崗位的內卷。

在CV (算法工程師) 的崗位待了兩年,沈潤一共換了四任領導,其中包括目前公司的CTO。“每一任leader的上任都會有自己不同的想法,行事風格也需要去適應很久”。作為基層的碼農,沈潤本不想牽扯太多複雜的人際,但無奈管理層不穩定,基層一樣會人心惶惶。

趕上互聯網大廠減員潮,沈潤收到了預料中的減員通知,心裏反而輕鬆了許多。因為在過去一年,他已提前申請好愛爾蘭的學校,並瞭解了當地的工作情況。

這裏有一段插曲是,在網上火爆的INFP (調停者型人格) 測試中,沈潤的測試結果是INFP-T:避世型人格。

而愛爾蘭則成為他避世的選擇。雖然在此前的調查之中他發現AI在愛爾蘭發展一般,他的年薪也從目前國內大廠的45萬元直接折半,不過這並不能阻止他想出去避世的決心。現在沈潤正在享受愛爾蘭的風光,為入職做着準備。

和沈潤一樣放棄國內互聯網大廠工作、出國留學的還有方純。作為百度產品經理的她,始終認為自己不屬於時時刻刻都能夠去push別人的性格。但在弱肉強食的大廠,不去逼別人、那自己一個人就得扛下所有。

不斷的優化減員、目睹同組同事加班拖垮身體、職場性別歧視,各種壓力撲面而來,讓方純終於下定決心放空自己。今年30歲的她,成功申請到了荷蘭一個小城市的學校 (1年的master項目) ,她打算在接下來的一年轉碼,在更輕鬆的環境去做更合適自己的工作。

大廠人的離職證明

與國內激烈的職場環境相比,海外似乎給了國內碼農許多想象。

作為全公司招的第一個全遠程員工,王海永遠都不用去辦公室感受人際壓力。即便是王海身邊需要去辦公室的同事,在目前加拿大的疫情已經緩和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選擇居家辦公。王海説,公司似乎也無意去改變這一現狀。

王海每天唯一有機會和同事正面接觸的機會就是組會。除此之外,公司沒有對每天的工作時長進行具體要求,只要求每週工作時長能夠達到40小時和不影響團隊協作即可。

在加拿大職場,王海體驗到了和國內迥異的工作氛圍。他經常會看到有人在工作羣裏吼一嗓子説:“我要去接娃了待會回來”、“我要去煮個咖啡馬上回來”、“我要送車做個保養馬上回來”、“我要出去遛會狗馬上回來”,甚至還有人説“外面太陽真好我要出去走走”。

王海説,這是一種在國內職場不曾有的、也不會受到推崇的鬆弛感。

“中國碼農出海並非是降維打擊”

在過去10年,互聯網企業被稱為是中國經濟的對外新名片。不少人認為,作為互聯網大國、強國出身的中國碼農,去海外是降維打擊。

王海不這麼認為。他表示,許多中外差異,只是彼此互聯網發展的環境不同使然。比如剛來加拿大的時候,他和很多人一樣好奇為何這裏沒有支付寶、微信等更便捷的支付工具。後來王海馬上了解到, 差異來自於海外不同側重的監管政策,以及早已定格的消費支付習慣,例如現金,支票,bank draft,e- transfer,信用卡等。

另一方面,國內的“卷”常會給人造成公司項目正在取得飛速進步的印象,而海外的工作節奏常常給人慢悠悠之感。王海認為,之所以感覺有差異,這背後其實是工作理念和方法的不同導致,並不能説誰高誰低。

“比如我們做過的幾個小的項目,甚至是一些小的改動,都需要花很多時間在上面不斷測試、溝通。文檔、PRTI,在國內可能覺得不過是幾個小時的活兒,大不了有問題再改,在這要做一兩個星期,直至保證它不會再有問題。”

王海介紹, 海外公司大部分也有晉升制度,如果想做高級職位甚至是管理層,對程序員來説需要提升的就不僅是技術。

“不過,可能與國內略有不同的是,對於不想往上卷的程序員來説,一直踏實本分地做技術也一樣有寬鬆的環境,隨着年限和級別增長,相應的工資也會增長。想不想往上爬完全看個人追求,躺平也不是錯誤。”王海表示。

出海並非勝利終點

出海,雖然可以通過轉變環境來重新開始,但它並非就是華麗人生的開始。尤其對中青年而言,這一年齡區間不少都已有了家庭,出海的成本十分高昂。

在王海眼裏,他的經歷幾乎沒有可複製性。尤其是對於年滿35歲的碼農來説,在這個年紀出海大多需要徵求另一半的意見,如果已經結婚還需要拖家帶口,難度直接上升到Hard模式。

跨過了找工作的難關,王海下一步要做的就是長期生存。目前37歲的他,除了個人負擔外,還要承擔老婆孩子的各項開銷。而這項成本即便是生活在加拿大第十一大城市倫敦,也是不小壓力。 作為四口之家, 王海每月的開銷在不算房租的情況下為4313.24加元 (摺合人民幣22601.3元)

在NUMBEO網站 (對留學和工作目的地進行評估的網站) 上,北京的生活費用指數為46.23,低於美國紐約的100和英國倫敦的71.73,同時也低於加拿大倫敦的66.23。

圖|加拿大不同城市生活費用指數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到的現實是,同樣是受到疫情、以及全球經濟環境影響,美國科技公司也在大幅裁員,其中包括許多人想去的FAANG。

9月初,美國社交巨頭Snap被曝計劃裁員20%。日前Facebook母公司Meta計劃在未來幾個月削減至少10%開支,方式之一就是裁員。谷歌也於不久前通知創業孵化器Area120的一半員工,需要在90天內在公司內找到其他工作,Area120總員工數量超過100名。

對於國內的碼農來説,跨出出海這一步,肯定遠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

實際上對國內而言,從政府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到各地都出台了許多政策來進一步發展互聯網產業,給包括程序員在內的互聯網人才提供了很好的發展紅利。

當然出海與否,是人們的個人選擇自由。同時也應看到,近幾年海外也推出了不少政策來吸引高技術者,能力者的舞台必然是全球化的。

美國今年就通過相關法案,免除擁有STEM專業博士學位的外籍申請人的綠卡年度國別限制,旨在強化美國核心競爭力;英國於5月6日宣佈畢業於世界大學前50名的學生,都能申請高潛力人才簽證 (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Visa) ;日本前不久也宣佈“將放寬外國高度人才簽證”,所謂高度人才,指的是學術研究、專門技術、經營管理方面的人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稱“爭取人才的時代”已經到來。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中國碼農出海,實際上也是將自己置於全球化競爭的維度之上,接下來面對的困難肯定無法輕描淡寫。但有一點可以明確,無論在哪和去哪,人們都只是在不同的時空中,尋找到心中那個更好的自己,這一點大家殊途同歸。

文中王海、沈潤、方純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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