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女性如何捍衛權益?聽聽她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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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作為原告打贏國內第一例就業性別歧視官司後,郭晶走上了一條“女性幫助女性”的道路,用的是法律手段。

記者 | 施   歌

編輯 | 孟佳麗

阿里巴巴女員工被侵害一案已經持續發酵了一週多,警方的介入讓更多細節曝光,最新的進展是,8月14日,“濟南公安”在其官方微博釋出了案件通報,犯罪嫌疑人王成文(花名曲一)以及合作商戶張某因涉嫌強制猥褻罪,已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至此,這一事件有了初步的定論,然而,關於女性在職場環境現狀的討論卻依然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引起了廣泛的探討和思考。

女性在職場中從來都不容易。

儘管目前女性在職場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有形、無形的歧視依然隨處可見。 幾乎每個年齡段的女性,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從招聘時的性別歧視,到生育歧視、晉升中的不公,更有不少女性會遭遇來自男上司的性騷擾甚至性侵。 在獵聘釋出的《2021職場女性與男性性別差異資料報告》中,過去五年裡,女性高管的比例已經從2016年的1.6%提升到2020年的2.1%,但仍有八成女性認為“男女平等”遠未實現。

這些無關個體能力而純粹因性別造成的區別對待,常常在職場中發生,尤其是性騷擾。公益平臺“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曾經做過調研,66.5%的受訪者曾經經歷過職場性騷擾。

郭晶是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的發起人,這是一個公益性質諮詢平臺,郭晶先後與其他同事一起,用業餘時間維護著這個熱線電話。他們擁有不同的經歷與背景,從事著社會工作、律師等不同職業,從多個維度為遭遇職場性別歧視的女性提供諮詢服務。

郭晶本人就是捍衛女性職場權益的親歷者。 2014年,大學畢業的她因為在面試新東方烹飪學校時遭遇性別歧視,而將新東方告上法庭並贏得訴訟,成為“反就業歧視勝訴第一人”。

因為維權過,體會過維權的難,也在一籌莫展時得到過別人的幫助,郭晶比任何人都能體會女性在遭遇性別歧視時的無奈和無助,尤其當她們面對的是一家公司,個體的力量在一個龐大的組織面前顯得不堪一擊。

“法律是最後的底線。”在維權過程中,郭晶深有體會,“如果連法律這個底線都行不通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解決方案?” 這是074熱線的創立初衷,用專業的力量去幫助更多的職場女性,從一個人走向一群人。

就業性別歧視案的第一次勝利

2014年,剛畢業的郭晶應聘新東方烹飪學校文案一職,卻因為“只招男性”而遭到多次拒絕。只對男性開放的原因,是“要經常陪同男校長出差、幫他拎行李”。這一理由拒絕的不只是郭晶一人,還暗含了一層結構性的性別歧視:我們以後的校長也都是男性,不會有女性校長。憤怒中的郭晶與朋友、律師交流後,決定起訴。

以個人對抗龐大的體系,這在很多人看來是一件“螳臂當車”的事情,大部分人在遇到這種情況時,更多是選擇“算了”。哪怕7年過去,法律層面已經有所調整,郭晶依然會告訴前來諮詢的求助者,“打官司要考慮清楚,因為有很多成本”。

當年的郭晶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困難。早在2012年,遭遇職場性別歧視的北京女生曹菊花耗時14個月才成功立案,郭晶也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她和律師許英接到的第一個回覆就是“這個案子不可訴”。而在之後長達1個多月的時間裡,她們持續補充相關案例材料,為的就是能讓起訴有憑有據。等待中的郭晶也一度放棄過希望,“那一個月的時間對我是一種煎熬,我每天都過得十分忐忑,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會不會立案,什麼時候立案,除了等結果,其他什麼也做不了。”

最終,郭晶獲得了這個案件的勝利。2014年11月12日,當她看到判決書時,她形容自己“既驚喜又迷茫”, 勝訴本身無疑是一個顛覆性的事件,而讓郭晶感到迷茫的地方在於,這份判決唯獨少了“道歉”。 判決書認定了新東方烹飪學校侵犯了郭晶的平等就業權,實施了就業歧視,判決該公司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元,同時駁回了郭晶方要求該公司道歉的訴訟請求。“在我看來,做錯事道歉是非常簡單的道理。”郭晶覺得,對於受到性別歧視的女性來說,賠禮道歉的意義重大。

郭晶的這例案子在國內引起了很多關注,讓郭晶愈發意識到,這個案子“不僅僅關乎她自己”。案件被《中國婦女報》評為“2014年全國十大女性新聞”,還被全國總工會評為“2014年中國十大勞動違法典型案件”,2015年,她的案件入選了最高院的案例選。而2000元的賠償,也成了後來同類型案件賠償的重要參考。

央視《新聞調查》播出了一期聚焦職場性別歧視的節目,郭晶的經歷被報道。

維權為什麼這麼難?

當你選擇了一條路,在走這條路的時候,就會遇到更多的同行人。但你首先得開啟這個口子。

因為和新東方的官司,郭晶遇到了更多像許英律師一樣熱衷於改善女性職場環境的人,在和他們的交流以及觀點彙總中,郭晶愈發感到,在對職場女性的保護中,“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法律是維護權益的“底線”手段,郭晶始終這樣認為,這也是她成立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的初衷,希望能通過提供法律援助來為受困女性尋找最後一條出路。

400-007-0074,這是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的電話,在電話那頭,可能是律師、學者、法律工作者、婦女權益工作者……他們都是來自社會不同崗位的志願者,在這個平臺下,為全國各地的陌生女性提供不同維度的幫助和支援。

截止到2021年,074熱線已經接到了兩百多條諮詢。 在這些來電中,郭晶感觸最深的,是求助者的無力,而這種無力對面的,則是公司的傲慢 ——內部選擇迴避,對外甚至不出庭。即便是在一些勝訴的案件裡,兩千元的賠償對於公司來說,也是力度極小的懲罰。

這種無力感,在外人看來或許常被簡化為對結果的失落。但實際上,對每個遭遇性別歧視的女性而言,在前後每一個過程當中,都要付出巨大的情感犧牲,這是不瞭解案情的人常常忽略的部分。

“不管是懷孕歧視還是性騷擾,真的走向法律途徑,那就是和公司到了魚死網破的境地。”郭晶說。

然而,員工和公司之間常常不只是毫無感情的僱傭關係,在前來諮詢的求助者中,很多人對公司裡的人事物都充滿感情,因此在被區別對待時,才會傷得更重。比如郭晶接觸過的一些遭遇懷孕歧視的員工,被採取的手段恰恰是情感孤立,“變相辭退、孤立刁難孕婦,逼著你走,這在情感上是非常折磨的一件事。”

公司、婦聯,很多社會角色在職場女性權益保護的問題上都是缺位的,然而現狀是,即便訴諸於法律,可能也常常得不到一個好的結果。

以性騷擾為例。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對性騷擾的認定標準已經有了明確的界定——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條規定:違揹他人意願,以言語、文字、影象、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這無疑是個利好訊息,但在實際舉證和定性的層面上,依然存在很大的難度。

動作和言語上的性騷擾往往很難留下證據,或者容易被人為消除。職場性騷擾發生的空間更加封閉、持續時間短,如果取不到證據,舉證難度就會加大。此外,性騷擾行為在法律上定性為對於人格權的侵犯。但是對於一句話到底該被界定為是玩笑還是性騷擾,法院仍保留了自由裁量的空間。至於用人單位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在法律上依然是相對模糊的,行業內各有說法。

074熱線所能做的是,在求助者想要尋求法律手段保護自己而無從下手的時候,幫助她們分析問題、指導她們應當找什麼樣的律師、需要準備哪些方面的材料。 根據郭晶的印象,大部分諮詢都是一次性的,很難判斷這些困境中的女性下一步是選擇沉默,還是訴訟。

由074熱線發起製作的反性騷擾手冊。

他們也曾深度參與過訴訟的過程。在性別歧視這個法律難以界定的問題上,“怎麼去打這個官司”是最需要釐清的問題。2018年,他們協助了一個以侵犯“一般人格權”為由起訴公司的懷孕歧視案例,這個案子的成功立案,被認為是“具有跨時代意義”的訴訟——過往有關懷孕歧視的訴訟大多屬於勞動糾紛,而這一次,她們走得更遠。

也正是因為這次案件的深度參與,郭晶看到了整個社會系統在保護職場女性權益過程中的缺失。在事情發生後,當事人曾嘗試求助包括市民服務熱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服務熱線、法律援助中心諮詢電話等多種途徑,得到的結果始終是互相踢皮球,而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幫助。

這就是職場女性的一個深層困境——職場性別歧視普遍存在,獲得幫助的途徑卻少之又少。

近期發生的阿里事件,給了公眾一個重新審視職場女性現狀的契機。

然而可悲的是,除了通過輿論手段獲得關注,從而倒逼公司直面問題之外,女性還能做什麼?“在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這個女員工已經在公司內部求助了很多渠道,但都沒有用,隨即才採用了在食堂發傳單以及在公開平臺上發表整個事情經過的方式。”在郭晶看來,公司的冷漠和失責是對女性員工的更深的傷害。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增加了性騷擾損害糾紛案由,性騷擾作為提起民事訴訟的案由有了法律依據。“但很顯然,一些公司連基本的法律都沒有遵守,更不要提他們有沒有履行社會責任了。”郭晶說。

一面是求助者的無力,一面是公司機構的傲慢,郭晶在提到這類案例時,常常難掩憤怒。因為她深刻地知道,來諮詢的每一個女性,都太想得到一個公正的結果。

女性幫助女性的力量

郭晶出生在河南一個偏遠的村子裡,她是村裡第一個走出來的大學生。教育資源原本就是匱乏的,唯一支撐郭晶走下來的,是她的媽媽,那個成績優異卻最終為了照顧家庭而被迫放棄學業的女人。

郭晶就讀的小學是當地幾個村子共同所在的行政村小學,為了上學,她每天至少要走上一個小時,如果遇到小學整修改遷,那她還要走到更遠的地方。艱苦的條件下,讓郭晶覺得非常幸運的是,她遇到了一個語文、數學都能教的老師。而在她的村子裡,教師資源的缺乏常常導致部分學科的缺失。

母親的堅持為郭晶的教育提供了保障,如果沒有這份堅持,郭晶或許就會像村裡其他退了學的同學一樣,“出去打工,或者在縣城工作,然後結婚。”郭晶用“非常可怕”來形容這樣的生活,而她想要的,是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上大學是郭晶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在此之前,她幾乎沒有出過縣城,村裡的公路都是在她上大學期間才通的。郭晶就像一個對外界充滿好奇和渴望的海綿,在大學期間瘋狂探索她想要嘗試的事情。學習社工專業、參與各種社團活動、實習,郭晶覺得“探索”就像是她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這種感覺讓她想起童年在村子裡和男孩一塊爬樹摘果子、和弟弟一起打兔子的畫面,“那是特別開心的時刻。”

家暴的父親和陷在家務中的母親,以及農村重男輕女的大環境並沒有讓郭晶對性別不平等習以為常,相反,對性別歧視的敏感以及自我意識的覺醒,使得她在走出農村之後,變得更加不願妥協。“身為女性,我們在這個社會中遭遇的挫折和困難太多了,而我已不願再忍受。”郭晶在一篇自述中寫道。於是,在自己遭遇性別歧視的當口,郭晶沒有退縮,選擇了死磕。

就像曾經在自己的人生分岔路上,她得到了母親的支援,在對職場女性權益的保護上,郭晶也看到了“女性幫助女性”的力量, “男性幫助女性的情況是非常零星的,沒有大到女性支援女性的程度。”

然而,很多時候,我們在職場中感受到的,不僅僅是男性公然的性別歧視,還有隱藏在職場權利關係中的,因為男性佔據主導地位而對女性形象氣質的異化。在公司裡,女性成為領導者,常常要建立在犧牲部分女性氣質的基礎上,把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向男性靠攏,甚至和男性上司保持一樣的立場,這是令人遺憾的現實。

當然,經過了這些年,大環境對職場女性已經變得友好了許多。首先最明顯的是,越來越多的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當她們遇到性別歧視時,她們不再將錯誤歸因到自己身上,性別平等的意識逐步提升。其次,法律層面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動,2018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釋出了《關於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將“性騷擾責任糾紛”“ 平等就業權糾紛”列為新增案由。與之前《婦女權益保護法》不同的地方在於,專用於司法實踐的案由,能夠提高受害人訴訟立案的可能性與判罰力度。此前因為缺少案由,很多受害者難以起訴。今年1月,民法典又再一次對性騷擾的認定標準作出明確的確定。

不過,不同年齡階段的女性依然在職場中經歷各種各樣的困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郭晶和她的074熱線或許有著更廣泛的意義,“職業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社會價值的體現,然而在女性的職場道路上充滿了不合理的障礙,我們在試圖移除這些不合理的障礙。” 

保護女性的職場權益,是保護她們不受歧視、不受侵犯,平等地贏得每一次機會,以自己的方式,在職場中實現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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