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額財富的臨時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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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的問題,企業家好像陷入巨大的一種迷茫。金錢或者財富本身承載了一定的社會責任嗎?創造財富的人就一定是財富的最終擁有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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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翟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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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大規模瘟疫是縮減貧富差距的一種重要力量。幾乎每隔一段時間,人類社會的財富分配被重新調整。除瘟疫外,戰爭、朝代更迭也會讓財富差降低。

新冠疫情卻讓這種機制失效。財富不僅沒有被重新分配,相反加速向少數人集中。

2020年初,股市經歷短暫下跌之後,迅速反彈。疫情仍在蔓延,人類創造財富的速度卻更快了,上市公司市值屢破新高。有人說,這一年只要沒有參與股市投資,相當於財富遭到洗劫。

經濟學教授陳志武的分析是,二戰以來,每次富人的財富要發生縮水,都被現代政府的干預及時挽救。

挽救之後呢?

一年後的今天,第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成為新的社會話題。

02

富人很怕被說富。

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潤百富榜釋出,大家想知道每年的首富是誰,誰下去了誰又上去了。榜上有名,彰顯一個人的能量和成就。但他們又內心矛盾,極力避免財富暴露在大眾視線。

上市公司,一切都在陽光下,沒處躲沒處藏。

2020年Q1,美團市值破千億美金,慶祝的餘味還未散去,很快市值破兩千億甚至三千億美金。王興的個人財富一年內增長了三四倍。

黃崢的賬面財富也隨著拼多多市值的飆升而增長,放眼全球,還沒有誰能做到如此快速的財富積累速度。

當然,這不是中國特色。馬斯克、貝佐斯也愈發有錢。胡潤預測,未來五年內,全球可能會誕生二三十個萬億元級別的企業家富豪。

這帶來一個新的思考。他們值不值得擁有這麼多錢?如果企業家的個人財富被繼承,這是他們下一代應得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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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說,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國人,無疑是過去40年改革開放最大的獲益族群,他們經歷了野蠻生長的財富大爆炸,當今中國的幾乎所有商業場景和價值觀模型,都來自他們的創造。

這跟巴菲特所說的,他贏得了生在美國的“卵巢彩票”是一個道理。時代的饋贈是最不能忽略的一個因素。

1959年出生的馮侖和小他三歲的潘石屹,1994年在西安的一家小餐館裡吃麵。當時他們的內心OS是,“吃完這碗麵,你們這一片人的命運就改變了。”兩個地產商人要在這裡建商業廣場,周圍的一切都將被拆掉。

吃著面,潘石屹跟馮侖吐露心聲,他原來最大的理想就是去西安。現在忽然間,花一筆錢拆塊地,自己儼然成了這裡的主宰。“內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嗎?”

這些細節被馮侖當作段子寫進了《野蠻生長》。他說,男人做生意的過程中最滿足的是征服欲,征服外面的世界。

齊秦唱道,當你覺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會在這裡衷心地祝福你。

關於他們的最新訊息是,馮侖被指涉嫌合同詐騙、挪用資金4248萬元;黑石收購SOHO中國被叫停,媒體喊話,“不要讓潘石屹跑了”。

04

季琦認定,他們跟上一輩企業家“一定是不一樣的”。

“生長週期和環境不一樣。老企業家知道怎麼跟政府斡旋,我們知道客戶想什麼,甚至投資人想什麼。我們沒有老企業家的人事關係處理技巧與能力,他們也不見得有我們對市場的把握能力。”

這應該是網際網路創業一代人共同的心聲。他們的路徑是,生出一個好的idea,藉助風險投資起步,嘴邊常掛著使用者,上市敲鐘,改變世界。

這一切似乎跟權貴資本,裙帶關係,毫不沾邊。因此,早期網際網路被認為是沒有原罪,最陽光的一代創業者。

也沒有哪個行業,像網際網路這樣形成大規模的造富神話。財富崇拜成為一種不可抵擋的潮水方向;企業每次拿到融資都被認為是一種階段性的成功;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意味著員工到手的期權,未來價格會幾十倍的增長。

張一鳴在2016年就說,股票期權核心獎勵的不是員工的業務能力,而是他們的投資能力。

你看,不論是人還是公司,財富的突飛猛進都有賴於投資。

每當一家熱門網際網路公司上市前夕,股票解禁前夜,售樓的,賣車的都會伺機徘徊,尋求財富新貴的賞光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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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多可能帶來的是麻煩。

柳傳志最初對先富起來的心情很複雜。聯想創業初期,辦公地點還在中科院的計算所小樓裡,每天坐汽車上下班,遇到騎腳踏車的體制內老同事,他都覺得很尷尬。不願讓別人看到自己在車裡,讓司機去貼膜,然後說,從他們身邊悄悄過去就完了。“如果我的住房寬敞點,他們到我們家裡看時,我也覺得是一種痛苦。”

東軟最初也是脫胎於高校體制。劉積仁曾說,沒錢壓力大,賺了錢壓力更大。

當時為了激勵一些研究生做專案,他承諾,如果能在8個月內完成,就給大家一筆不菲的外匯券。6個月活幹完了,拿到外匯券,不少人去友誼商店買雀巢咖啡、腳踏車和電視機等花錢都買不到的東西。那時有一張外匯券都是不得了的事,他們每個人都有一打。

劉積仁不得不告誡員工們,一定不要露富,讓別人看到我們很有錢,這很危險。但很多人不以為然。他們被批評是不學無術,還能拿高工資。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另一部分人在圍觀,這是個巨大的矛盾和隱患。劉積仁必須得想辦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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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認的一個現實是,現階段富人群體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創業者。

他們曾經被認為是一個新物種,合法性和正當性曾受到質疑。但是當人們被創業的激情所裹挾,對財富充滿飢渴,企業家群體被逐漸被正名,被認同,被追捧。他們成為對國民經濟影響最大的群體。

我們有沒有認識到他們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過程中的重要性?

柳傳志曾經說,大部分的人的文化教育程度使他認識不到企業家實際上是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因素。

企業家不僅僅是為個人,也是在為國家創造財富。實業報國曾經是一代人的夢想。網際網路改變世界,也是希望通過技術,讓世界變得越來越好。從這個角度說,這個群體是社會的良性細胞,是國家寶貴的資產。

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很早就意識到,企業家可能被過分追捧。甚至在媒體曾公開提醒大家,“趕緊把自己這點事努力做好就行了。”

比如,陳東昇就說過,“不要充當道德的化身,企業家就是要恪守自己最簡單的三個原則:創造就業、提供稅收,然後盡一份社會責任。”

那個曾經因為私奔而上過新聞頭條的王功權,更是在十年前斷言,“我們這個社會主流只有兩個,第一是人民,第二是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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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跟社會的邊界曾經困擾很多企業家。他們更想強調,在商言商。

但松下幸之助曾用一句話解釋過企業跟社會的關係:企業是為社會服務,利潤是社會給你的回報,你的企業如果利潤少了,說明你對社會服務的不夠。

網際網路公司困惑於此。員工抱怨996、大小周的時候,他們更想用經濟學等價交換的理論來理解和解釋,高投入高回報。

從媒體語境的轉變可以看出一二,過去對企業家群體更多是讚揚。話語權被消解之後,我們聽到更多的是,個體與公司的對立關係。關鍵詞寫作成為常態,只要標題裡含有,大廠,年輕人,996,總會引起更多的關注。

金錢或者財富本身承載了一定的社會責任嗎?

從父親劉永好那裡繼承鉅額財富的劉暢,20多歲,賬面上就有25億元資產。被問及,這是種什麼感覺,她說自己也並不知道意味著什麼。但她說,“擁有多少錢和能支配多少錢是兩回事。公共的財富,一直在企業裡,我更多的是對它的支配權。”

她還提到,一直都有一種危機感,覺得這些東西其實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

華大基因的創始人汪建對成功商人的人生路徑早已參透:從最初的一項科學發現或者技術創新起步,集合資源將其產業化並賺取財富,最終又將財富回饋社會和大眾。他說,大家公認的偉大商人幾乎無一例外地按照這種三部曲走完人生。

從這個角度講,企業家只是鉅額財富的創造者,也是臨時管理者。他們最重要的使命是,將聚集的財富,二次分配。簡而言之,怎麼把錢花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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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對於企業家來說,花錢比掙錢更難。

10年前,巴菲特就呼籲,身價超過10億的美國富豪捐出至少一半財產給慈善機構。他自己也承諾:有生之年或大去之際,將把至少99%的個人財富捐獻給慈善事業。

巴菲特的做法是捐股票,國內企業家也群起而效仿。“捐股”在2009年是網路熱詞。

最先行動的是閩商企業家,比如曹德旺。

2020年11月,在國新辦的“萬企幫萬村”民營企業家代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曹德旺回憶1983年創業至今,他共捐出160多億元,其中股票價值為100億元。

今年5月,他對外宣稱,河仁慈善基金會計劃出資100億元,籌建“福耀科技大學”,培養產業工匠式的領導人才。

跟製造業傳統老闆們聲勢浩大地捐錢相比,網際網路企業家的善舉,反而是在低調中完成。

同樣是福建籍企業家王興,今年4月份先是給母校捐贈“清華大學興華基金”,6月初,又將5731.9萬份股票轉入王興基金會,推動教育與科研等公益事業。按當天市值估算價值179億港元,據說王興對此的迴應是,“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是,我把名下十分之一的美團股票捐給公益基金會了。”

《美國工廠》裡,曹德旺有段獨白,“這幾十年,我在拼命蓋工廠的時候,是不是把環境給人家破壞了,原來很安寧的地方變得不安寧了。其實我自己弄不清楚,到底是功績呢,還是罪人的責任。”

他說,如果不是碰到心情不好的時候,就不會這樣去想。“人嘛,過著就是要幹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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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天,你可能很難親耳聽到,企業家這樣公開吐露心聲了。

前段時間,雷軍站在舞臺中央的聚光燈下,大談“我的夢想,我的選擇”。他講了小米創業以來最艱難的十個選擇,分享艱難,主動示弱,被認為是直面恥辱,與心靈搏鬥後的產物。

就在公眾非常配合地給予理解時,雷軍提到一位把他罵了一小時的投資人,被指向疑似是馬雲夫人。所有安排好的劇情突然失控,雷軍讓自己置身於尷尬境地。

相比那些還活躍在一線卻閉口不言的企業家,不到40歲便急流勇退,正在成為網際網路創業者新貴的共同選擇。

張一鳴交出CEO權杖那一天,晚點Late Post的標題準確描述了當下的現狀,“不知不覺,CEO已經不是一個公司最重要的職位。”

卸任CEO,隱居幕後,但在股份結構上依然保留對公司的實際控制權。

大眾從媒體看到的都是他們的成功,準確的判斷,逆轉乾坤,大力出奇跡。即便是虧損、戰略失敗,都可以被包裝成新的說辭對外解釋。

一位創業者曾困惑,我看到的他們簡直是完美的,我想知道他們當初虧錢是怎麼虧的,倒黴事怎麼發生的,是得罪了哪些人。

還有一位大佬總結這個群體的特徵,“人前陽光、慷慨激昂,私下裡、內心都是不放心、不信任,有很多陰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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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個時代,好像還輪不著企業家成為最需要被理解的人,即便是他們的親人。

一位企業家出版了企業發展邏輯的書之後,70多歲的父親寫信給他,很生氣地反對他全書的立論,認為他是在為資本家說話,你作為企業家應該更多考慮勞動者的利益,寫一本為勞動者說話的書。

尤其在“看不見的手”影響之下,除了經營能力,企業家還需要具備一種特殊的生存智慧。面對巨集大命題,氣候變化時的應對策略。

曾有學者指出,企業家的必修課就是,如何面對不確定性,如何重思與重塑商業本質。老一輩企業家則自勉也提醒眾人,誰也別瞎得意。

我們該說說,劉積仁當時是怎麼解決賺了錢的煩惱。

他做了一個決定,讓東北大學產業集團成為東軟的股東,拿股權,享收益。這項股權改革是件棘手的工作,前前後後持續了好幾年才完成。這個決定讓東北大學至少擁有幾十億元的資產。

至此之後,曾經被批評“不務正業”的劉積仁再回學校時候,冷嘲熱諷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述職過程中,幾十次經久不息的掌聲。

劉積仁激動得熱淚盈眶。“一個人獲得別人認可是需要時間的,而這掌聲,我苦苦等了差不多至少10年。”

一篇稿件解決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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