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為何在蘇聯寫下這份報告？他們請纓回國，為兩彈一星立下汗馬功勞

這張照片拍攝於1960年，王淦昌、何祚庥、呂敏等中國科學家，在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合影留念。杜布納研究所曾經是國際知名的最優秀的核科學研究所之一，中國作為重要的參與國，從1956年起陸續派出130多位學者在此開展研究工作。然而在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時，這批科學家們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何祚庥接受北京日報記者訪問

今年95歲高齡的何祚庥院士回憶起那段往事依然歷歷在目。他告訴北京日報記者，1959年1月他出國到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這個時候中蘇關係破裂，大家除了做科學研究，就是每天吵架辯論，但都沒什麼作用，他們休想改變我們，我們也改變不了他們。”

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內部

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中國學者

聽聞蘇聯撤走專家，何祚庥和其他在蘇聯工作的中國科學家義憤填膺，表示要立即回國參加工作。“我和呂敏、周光召三個人是一個黨支部的，支部委員會討論後決定，與其天天在這吵架，不如回去參加實際工作。我寫東西快，於是就起草了個報告：我們三個願意回國。”

周光召(二排右2)在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間參加學術討論會

在這份申請回國報告中，何祚庥寫道：聽說蘇聯專家和大批技術人員撤退，估計國內短缺技術人員，作為新中國培養的一代科學家，我們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是否可以讓我們回國參加工作，我們願意參加任何國家所需要的工作。那麼，他為什麼沒有直接要求參加原子彈的研製呢？

1960年丁大釗、周光召、呂敏於伏爾加河畔合影

何祚庥說，報告送到二機部，首先要了解申請回國人員的情況。“我是第下黨員，不成問題。呂敏是呂叔湘學部委員的兒子，也沒有什麼大問題。周光召卻有很嚴重的社會關係問題。

於是打電話請示了二機部部長劉傑。”

劉傑在工作中

面對缺乏人才的情況，求賢若渴的劉傑部長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周光召的業務能力如何？ 第二個問題是要了解周光召在蘇聯表現如何。兩個問題得到的反饋都是很好。“劉傑部長思考了一下說，我看可以吧，既然業務不錯，表現也不錯，社會關係還是次要的。”

周光召（左）與何祚庥（右）

在中國的戰略武器研究面臨困難時，三名年輕科學家毅然從蘇聯返回，放棄基礎科學研究，回國自力更生參加發展核武器的工作。回國後，何祚庥被安排在物理學家何澤慧負責的“乙項任務”——“氫彈的預先研究”專案下，開始氫彈理論研究。周光召被安排到當時的二機部北京九所工作，輔佐鄧稼先突破原子彈原理，領導原子彈的理論設計。呂敏遠赴新疆，在錢三強指導下制定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試驗方案，籌建了核試驗研究所。在三個不同的領域，他們“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把自己的熱血和智慧奉獻給為國爭光的壯麗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