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陸磊:數字貨幣與中央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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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磊的精彩觀點包括:

  • 1 在數字化程序中,中央銀行面臨三個挑戰。一是供給側技術革命導致的相對價格變化的挑戰,即調控目標衝擊;二是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性的挑戰,即調控物件衝擊;三是資產的數字化挑戰,即調控地位衝擊。
  • 2 貨幣與貨幣之間的交換,即貨幣交易,應獨立於商品經濟體系。由於有了貨幣交易,所以產生了複利概念,反映基於生產者、消費者、投資者對未來的預期。所以貨幣調控本質上是調控複利之利,即調節人們對未來的看法,這就是當代中央銀行的主要政策工具。
  • 3 有必要分清貨幣數字化程序中“Coin”、“Currency”、“Money”的內涵和區別。數字貨幣(“Coin”)是一種數字資產,需要另外一種“Currency”來定價,因此不具備貨幣的基本職能。由於數字貨幣不是“Money”,不是“Currency”,是“Coin”,雖然社會關注度很高,但與中央銀行的關係並不緊密。
  • 4 加密貨幣與穩定幣具有不同特徵:比特幣等加密貨幣是一種主要用於投機的數字資產,不具備貨幣的基本職能。穩定幣以法定貨幣計價的資產作為支撐,幣值相對於加密貨幣更為穩定,並具備分散式賬本即時交易、可程式設計、開放和匿名等特點。穩定幣克服了私人加密貨幣幣值大幅波動的不足,是更貼近貨幣職能的數字貨幣。
  • 5 從貨幣政策看,央行數字貨幣對存款準備金、基礎貨幣規模、貨幣乘數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都會產生影響,因為其等同於現金,可能影響商業銀行的活期存款,進而影響存款準備金規模。隨著央行數字貨幣的普及,資金支付、清算速度會變得更快,貨幣政策面臨的挑戰在於貨幣流通速度會不會變得更快,廣義貨幣會不會進一步擴張。因此,貨幣政策相應的操作規則也許會存在迭代和更新的要求。
  • 6 對於數字金融的監管:一是要因勢而變。經濟和金融領域的科技化和智慧化水平提高,並不斷完善適應形勢變化的管理框架。二是實行監管協同。不同的監管當局之間,不同的國家監管當局之間,可能都需要在全球範圍內有完善的框架。三是形成多邊或者雙邊的合作框架。要推動在多邊國際組織框架下,共同維護數字化時代的國際貨幣秩序。

長安講壇總第384期演講專家|陸磊,論壇成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

編輯|郭昕妤

編者按: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陸磊,現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曾先後任職於央行政策研究室經濟金融處、研究局國際金融處,以及央行、外匯局人民幣資本可兌換專題小組成員、國務院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專題小組辦公室成員、央行監管體制改革專題小組辦公室成員。

陸磊長期從事貨幣經濟學、轉型金融學、公共經濟學與公共政策、開放經濟背景下的資本流動和均衡匯率、中央銀行制度、農村金融改革與金融深化等領域的學術及政策研究工作。他也曾在《金融研究》《經濟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多篇論文。2021年出版著作《貨幣論》。

2021年11月18日的第384期長安講壇,是陸磊第二次來到長安講壇演講。因疫情影響,本期講壇以線上形式舉行。

陸磊這次的演講主題是“數字貨幣與中央銀行”,他從數字革命、歷史邏輯、時代挑戰、以及管理命題等四個方面講述了貨幣數字化程序帶來的技術變遷及其潛在影響。他在本次講壇中談:一直以來,本國貨幣幣值的穩定性與經濟貨幣需求的匹配性都是中央銀行貨幣調控的原則。數字貨幣的發展變化對中央銀行維護幣值穩定、金融系統穩定等原則已構成一定挑戰。當前,各國開發的央行數字貨幣還僅停留在現金層面,並不能完全替代私人數字貨幣或形成廣義貨幣,進一步發展完善仍有待研究。未來,貨幣的數字化趨勢將長期存在,中央銀行未來的工作形式、跨境管理模式、貨幣政策採取的工具和調節的方法都將需要不斷調整完善,從而更好應對數字時代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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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講壇”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創辦的經濟政策講壇,2021年下半年演講專家包括樊綱、江小涓、黃群慧、姚洋、陸磊、蔡昉等頂級學者。

2021年,長安講壇獨家與騰訊合作。騰訊新聞將就該系列講壇提供獨家報道,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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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遵守疫情防控相關規定,本期講壇未進行相關影片錄製。 更多精彩內容,請檢視陸磊演講實錄:

近年來,數字化程序帶來的技術變遷正在滲透到經濟金融領域。僅從貨幣領域看,數字貨幣的走向和其對貨幣政策、國際支付、金融穩定等領域的潛在影響已經成為各國中央銀行關注和研究的重要問題。在金融資產以及金融業態數字化程序中,要立足於行業、業態、技術演進趨勢,因時而變、因勢而變,及時把握貨幣形態變化趨勢,穩妥應對貨幣數字化時代的挑戰。

一、數字革命:供給方式演變對中央銀行的挑戰

(一)經濟學層面對資料的認知與探討

經濟學對於資料的認知存在要素論和約束條件論兩種視角。 一是資料要素論。 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階段不同,人類進入資訊時代以來,數字成為一種重要的要素,跟資本、勞動、土地、技術一樣重要(見表1)。 二是資料約束條件論。 認為所謂的數字革命實則技術要素沒有變化,只是資料可得性上升,進而改變了生產方式。 比如類似於亞馬遜、京東這樣的企業,資料的作用在於能夠突破資訊約束,大幅度降低生產冗餘(即存貨)。 因此,對於資料的探討不僅要著眼於要素論,可能還意味著約束條件的變化。

(二)兩條技術路線證明數字化的作用是降低成本

數字化轉型是一個動態過程,是指通過數字技術使得社會和行業發生改變。該程序具體反映在兩條技術路線中。 一是技術論。 任何產業革命或者技術變遷都伴隨著知識創新,所以數字化的本原意義是技術,比如數控機床等對傳統的設計和製造方式的迭代。數字化結果是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 二是資訊理論。 數字是資訊的載體,成為微觀經濟和金融市場決策的基礎,從而深刻改變了企業、行業的業務體系和價值模式。因此, 技術論視角下數字化的結果是降低實體成本,資訊理論視角下數字化也會降低交易成本。

(三)從時間維度看,數字化將是持久的革命

當前,可以觀察到數字化轉型的四個典型事實: 一是網路效應 (基於資訊理論),網路的市場規模越來越大,創新環境友好的國家逐漸佔據更多優勢。 二是高階製造 (基於技術論),新型製造不斷向資本、人才和技術密集的國家和地區聚集。 三是要素流動 (基於資訊理論),投資加速向知識、技術密集程度高的地區流動,而勞動密集型地區對資本吸引力下降。 四是國際貿易 (基於技術論),數字產業和網路發達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份額上升。

(四)從供給側層面上看,技術革命引發生產方式變革

歷次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演進,究其原因是知識技術的更替迭代所導致生產方式和要素的變化。在歷次科技產業革命當中,國際經濟格局總是被率先發生技術革命的國家而改變,相應的貿易額以及經濟總量佔世界比重也會發生改變(見表2)。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背景下,數字化體現出了極強韌性。 2020年以來,疫情爆發加速了數字經濟發展,在社交接觸受限的情況下,數字化運營成為受困企業維持業務的重要方式。根據Twilio諮詢公司針對全球2569家企業的調研發現,本次疫情將全球的數字化程序至少提前了5至7年。 “無接觸經濟”為人們的生活提供的極大的便捷,催生了一批新業態和新模式。

(五)數字化程序中貨幣當局面臨的三個挑戰

在數字化程序中,中央銀行面臨三個挑戰。 一是供給側技術革命導致的相對價格變化的挑戰,即調控目標衝擊。 當技術改變了要素配置,那麼菲利普斯曲線的穩定性就需要重新檢驗,經驗目標也有待調整。 二是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性的挑戰,即調控物件衝擊。 當資訊流改變人們的消費、儲蓄和投資決策,價格體系的穩定性需要進行重估。系統性風險可能從系統要性金融機構轉向大類資產配置。 三是資產的數字化挑戰,即調控地位衝擊。 部分虛擬資產的數字化,創造了新的非傳統投資機會和衍生品市場,並出現取代傳統貨幣形式的跡象。

二、歷史邏輯:貨幣數字化發展脈絡和技術路線

(一)貨幣的歷史發展脈絡和支付創新

實物貨幣到電子貨幣的歷史演進。馬克思說“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從物物交換經濟,到出現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到最後金銀成為一般等價物。在這一過程中,可以發現一般等價物具備幾個特徵:易分割、易儲存、相對稀缺等。 當貨幣脫離了實物形態進入紙幣時代,貨幣以主權國家信用為背書,成為信用貨幣,貨幣發行也脫離了實物制約,理論上能夠無限發行。電子貨幣本質上是法幣的資訊化過程,可以代表貨幣流通體系中的M2。如銀行卡、網銀、第三方支付等電子貨幣媒介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貨幣的流動性。

從貨幣理論到貨幣政策的歷史沿革[Note1]。經濟學家認為貨幣經濟的要素包含商品和貨幣,所以大量經濟學家,如以大衛休謨、哈恩、希克斯為代表的學者,不斷試圖把貨幣整個商品經濟體系中。事實上, 貨幣與貨幣之間的交換,即貨幣交易[Note2],應獨立於商品經濟體系。由於有了貨幣交易,所以產生了複利概念,反映基於生產者、消費者、投資者對未來的預期。所以貨幣調控本質上是調控複利之利,即調節人們對未來的看法,這就是當代的主要政策工具。

關於貨幣的幾個定義辨析。討論數字貨幣之前要先分清楚“Coin”、“Currency”、“Money”的含義。 “Coin”是指有價資產,如古董店的銀圓、比特幣;“Currency”是指流通中的現金,是M0或者非生息的紙鈔或現鈔,特點是不能生息;“Money”是用以標誌其它一切商品服務和資產的未來索取權憑證,以廣義貨幣M2或個人儲蓄存款等方式存在,持有它可以轉換成任何一種能夠帶來效用的商品和服務。因此,虛擬貨幣是“Coin”層面的貨幣,央行數字貨幣是“Currency”層面的數字現金,而穩定幣則是“Money”層面的貨幣。

“央行——商業銀行”關係隱含的經濟對貨幣(Money)的需求。實際上,中央銀行是基礎貨幣的供應方,金融機構是廣義貨幣的創造方,而社會大眾是金融機構的存款方(提供存款)。金融機構為實體經濟部門(包括公眾和企業)提供融資,中央銀行是銀行的銀行。貨幣契約是交易行為,衡量“Money”的唯一標準是跨期回購交易——即期為A,跨期為(1+r)A。人類突破金本位,即源於不能保證存在(1+r)A。這是美國1837-1863年間持續存在銀行危機的原因——黃金的生產函式與全社會生產函式不一致。因此,當前開採量、最終儲量將趨於有界極限的數字“Coin”(例如比特幣)是一種貨幣形式的進步還是倒退,仍有待考量。

(二)數字化的“Coin”資產對貨幣形態、思維和貨幣體系現實性都構成衝擊

數字貨幣最初以私人貨幣形式出現,這些私人數字貨幣改變了傳統貨幣的形態、流通方式及支付方式,並根據設計的不同產生了不同價值[Note3]。國際清算銀行(BIS)將數字貨幣定義為數字形式的資產,狹義層面上包含區塊鏈技術下的加密貨幣(crypto currency),廣義層面上包括加密貨幣、虛擬貨幣和其他電子貨幣虛擬貨幣(例如最早的Q幣)。如果在區塊鏈上發行以鏈外資產作為支撐的數字貨幣,就出現了穩定幣(見圖1)。

私人加密數字貨幣出現以來呈現出飛速發展勢頭。2021年11月12日,全球加密貨幣市場規模達2.83萬億美元,較2020年初增長47.4%。根據價值來源不同, 私人數字貨幣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依賴於區塊鏈系統並在該系統內產生和使用的加密貨幣,如比特幣(Bitcoin),另一類是在區塊鏈上發行運營並以鏈外資產支援的穩定幣,如泰達幣(USDT)。 加密貨幣與穩定幣具有不同特徵:比特幣等加密貨幣是一種主要用於投機的數字資產,不具備貨幣的基本職能。穩定幣以法定貨幣計價的資產作為支撐,幣值相對於加密貨幣更為穩定,並具備分散式賬本即時交易、可程式設計、開放和匿名等特點。穩定幣克服了私人加密貨幣幣值大幅波動的不足,是更貼近貨幣職能的數字貨幣。

數字貨幣具有可觀的支付前景,但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問題。越來越多的大型企業與機構接受以比特幣為代表的私人數字貨幣,比如特斯拉、推特、摩根大通、紐約梅隆銀行、Visa等傳統金融機構和國際信用卡組織。從貨幣性質來說,比特幣更多體現了資產屬性,比特幣的支付和轉移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數字化以後的紀念幣或郵票的交易。此外,比特幣挖礦造成的巨大能源消耗與低碳綠色的發展方向不一定完全相符。

總體上,數字貨幣的確具有去中心化、加密技術和財產轉移交割的優勢,它屬於一種價值認同,是一定範圍內的一種集體秩序, 但有必要分清貨幣數字化程序中“Coin”、“Currency”、“Money”的內涵和區別。數字貨幣(“Coin”)是一種數字資產,需要另外一種“Currency”來定價,因此不具備貨幣的基本職能。由於數字貨幣不是“Money”,不是“Currency”,是“Coin”,雖然社會關注度很高,但與中央銀行的關係並不緊密。

三、時代挑戰:穩定幣的性質及其國際貨幣特徵

(一)穩定幣對全球公允價值的探索

一般地,進行國際交易時,往往因為產品和貨幣交割存在的時間差而產生貿易融資和匯兌風險,增加交易成本。代表全球公允價值的國際貨幣能夠有效降低國際交易成本,在金本位時代,黃金就是公允價值。貨幣形態自二戰以來沿著提高持有收益和支付便利化的方向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70年代,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逐步成為世界貨幣,美國貨幣基金飛速發展,既能提供比銀行存款更高的收益,又具有較高的流動性,被納入美聯儲的M2統計。貨幣基金的高流動性使得其具備了貨幣的支付功能。 第二階段: 21世紀以來,第三方支付進一步擴充套件了貨幣基金的支付功能,推動了貨幣形態演化。 第三階段: 2008年以來,比特幣的發明推動了貨幣脫離銀行賬戶體系的革命性轉變。 第四階段:近年來出現的定幣,成為更貼近貨幣職能的數字貨幣。穩定幣能夠錨定一籃子法幣,因此是加權平均的“Money”,並能夠保持幣值的穩定,同時可能在世界範圍內形成超越單一主權貨幣的革命性變化(成為公允價值的代表),進而帶來金融業態的革命性變化。

(二)穩定幣錨定法幣資產,是主權貨幣跨境使用競爭的新領域

私人部門穩定幣的流通和使用鞏固了其錨定的主權貨幣的國際化使用。如果私人部門穩定幣一比一錨定某種法定貨幣,客觀上對該法定貨幣的影響力或者穩定性起到了支撐作用。美國區塊鏈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月絕大多數穩定幣都與法定貨幣錨定,佔比達到93.6%,其中99%錨定的是美元。

各國陸續出現陸續錨定本國法幣的穩定幣。大型金融機構相繼發行基於本國幣種的穩定幣,如摩根大通、三菱東京UFJ銀行、瑞穗金融集團、印度印鑑銀行等。香港圓幣科技公司也發行了錨定離岸人民幣的加密數字貨幣——圓幣。圓幣錨定離岸人民幣、日元、港元三種亞洲主要貨幣,佔比分別是47%、32%、21%。從貨幣跨境使用角度來看,穩定幣提供了一種變相持有其錨定法幣的方式,因此對於主權貨幣跨境使用競爭力和吸引力的上升有一定推動作用。

錨定籃子貨幣的穩定幣是國際公允價值的數字化挑戰。2020年4月,臉書公佈了Libra 2.0白皮書,Libra基於區塊鏈技術,錨定一籃子法定貨幣,具有較單一貨幣更高的穩定性。美國多次召開聽證會,修改天秤幣的合規要求,淡化其超主權貨幣特徵。目前,Libra已更名為Diem,並單一錨定美元。

(三)關於對穩定幣成為超主權貨幣的討論

錨定一籃子法幣的數字貨幣具備成為超主權貨幣的必要條件。一是由於單一貨幣的穩定性和便利性,國際貿易和資金的跨國投融資始終偏好單一貨幣。 從跨國角度看,選擇持有某國貨幣不存在稅收或政府強制力約束,所以持有外國貨幣本質上是選擇持有資產組合,理論上該資產價格既可以是以主權信用為基礎,也可以是基於對該資產產生的區域性或普遍共識。

是主權貨幣作為世界貨幣,天然具有發行不受約束的缺陷。單一主權貨幣作為世界貨幣都存在內生不穩定性,即其貨幣供應量不能收斂作為國際貨幣的美元,其流動性和穩定性之間的矛盾仍不可調和(特里芬難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美聯儲開啟量化寬鬆政策,2020年以來更是開啟無限量化寬鬆政策,世界對通脹和美元穩定性的擔憂與日俱增。

三是人類社會對於超主權貨幣成為世界貨幣的探索從未停止。如最早的SDR特別提款權或者是貨幣聯盟歐元,雖然各具優勢,但仍然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難以擔當幣值穩定同時滿足人們日常投資、交易、結算的大任。例如,SDR的矛盾是隻能用於清算而不能用於日常支付,所以它只是一個記賬單位,不是日常交割當中跨境貿易和投資當中可以確定的計價貨幣。

未來,穩定幣有可能會為新一代超主權世界貨幣的出現提供條件。穩定幣並不像SDR那樣只能清算不能結算,也不像歐元那樣必須取消成員國的中央銀行。一種穩定的世界貨幣將可能是立足在契約國條約基礎上、以大資料演算法支撐、由各成員國實際產出和體量(或一商品價格—實際購買力)作為錨的超主權數字貨幣。

(四)穩定幣對貨幣銀行體系的衝擊

一是從支付領域看,基於“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數字貨幣跨境支付結算完全脫離銀行體系。二是從商業銀行看,傳統採取“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二元模式,使用者的銀行賬戶將與央行數字錢包繫結,而數字貨幣依託數字平臺發行和交易。三是從貨幣政策看,數字貨幣將對存款準備金、基礎貨幣規模、貨幣乘數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產生影響。數字貨幣將可能影響商業銀行的活期存款,進而影響存款準備金規模。

總體上,錨定金融資產的穩定幣可以被視為一種能夠計息、底層資產為貨幣基金的數字貨幣,它不是單純通過沒有任何底層資產挖礦來形成的貨幣,而是具備支付手段、價值儲藏和作為計價單位的貨幣功能。錨定一攬子法幣的穩定幣一定程度上具備作為超主權貨幣的條件,同時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以加權平均克服單一主權貨幣的不穩定性;二是成為超主權貨幣的同時無需取消法定貨幣,克服了在不同經濟體只能發行單一貨幣的被動性。

四、管理命題: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萌芽和趨勢

(一)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進展和動機

央行數字貨幣(CentralBank Digital Currencies,簡稱CBDC)的出現和發展,是一個動態的、不斷演進的過程。全球主流央行對央行數字貨幣的態度,要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央行更為謹慎和保守。近年來,全球主流央行對數字貨幣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2021年7月,全球超過90%的央行都有數字貨幣研究計劃,其中中國人民銀行的數字人民幣專案最為領先。

央行研發數字貨幣有目標。從供給側看,促進基礎設施的普及性;從需求側看,與一國經濟與金融發展程度、公眾對CBDC的興趣等因素正相關;從理論上看,貿易開放程度越高的國家,跨境支付的需求就更高,越可能願意使用數字現金;從零售和批發來看,零售的CBDC需要一國的創新能力來支撐,非正規金融的管理規模越大,管理當局追蹤交易資料的需求就越強;從經濟主體來看,發達經濟體央行研發CBDC主要為提升支付安全性、穩健性和國內支付效率,推動金融穩定,新興經濟體央行除提升支付安全性和支付效率外,還希望通過CBDC擴大金融服務受眾,推進普惠金融。

(二)關於央行數字貨幣的創新和國際合作

數字貨幣的合規跨境使用一直是數字領域監管合作的重點問題,而央行數字貨幣從設計之初就致力於解決該問題。央行數字貨幣跨境合作依賴於互操作性,系統或機制能夠與其他系統或機制有效結合使用的技術或法律相容性。央行數字貨幣的跨境應用測試就旨在在改善跨境支付模式的同時滿足不同經濟體的監管規則。一些國家地區的央行已經在嘗試分散式的銀行間跨境支付系統,比如歐央行與日本銀行合作的Stella專案,泰國央行與香港金管局合作的Inthanon專案。2021年7月15號,人民銀行釋出白皮書,認為數字人民幣具備跨境使用的技術條件,可以進行探索跨境支付試點,同時滿足各國的監管及合規要求。央行數字現金在國際支付層面上的建設,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三)我國央行發行數字貨幣實踐

我國的央行數字貨幣研發和應用處於世界前列。2014年中國成立了法定數字貨幣研究小組,2016年成立數字貨幣研究所,2017年末人民銀行開始組織商業機構共同開展數字現金、電子支付業務嘗試。數字人民幣採取中心化管理、雙層運營模式。人民銀行在數字人民幣運營體系中處於中心地位,負責向作為指定運營機構的商業銀行發行數字人民幣並進行全生命週期管理,指定運營機構及相關商業機構負責向社會公眾提供數字人民幣兌換和流通服務。數字人民幣主要定位於現金類支付憑證(M0),將與實物人民幣長期並存。目前,研發試驗已基本完成,已在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區開展試點[Note4]。 截至2021年10月末,已開立數字人民幣個人錢包1.4億個,企業錢包1000萬個。

(四)央行數字貨幣對支付、銀行業和貨幣政策的影響

從支付領域看,由於CBDC的電子支付系統平行於當前的移動支付,可能會對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支付服務形成一定挑戰和挑戰。由於央行數字貨幣採取的是“央行—商業銀行”模式,使用者商業銀行將與央行數字錢包繫結,央行數字貨幣託管在商業銀行,商業銀行現金業務很可能趨於萎縮。

從貨幣政策看,央行數字貨幣對存款準備金、基礎貨幣規模、貨幣乘數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都會產生影響,因為其等同於現金,可能影響商業銀行的活期存款,進而影響存款準備金規模。隨著央行數字貨幣的普及,資金支付、清算速度會變得更快,貨幣政策面臨的挑戰在於貨幣流通速度會不會變得更快,廣義貨幣會不會進一步擴張。因此,貨幣政策相應的操作規則也許會存在迭代和更新的要求。

(五)數字金融監管原則:要有動態視角,不能一成不變

2021年11月美國發布穩定幣監管規則,提出要防範相關風險,要求穩定幣發行者成為受保險的託管機構,託管機構應當受到監管。從數字貨幣以及更廣義的數字金融的發展趨勢以及監管變革來看,解決數字貨幣發展過程中相關的系統性風險和經濟權力集中擔憂,需要有監管、反壟斷等,避免資料濫用。 全球目前形成的共識是,不論穩定幣還是央行數字貨幣如何發展,都需要形成一個面向未來的貨幣框架和金融監管框架。

一是要因勢而變。經濟和金融領域的科技化和智慧化水平提高,並不斷完善適應形勢變化的管理框架。 二是實行監管協同。 不同的監管當局之間,不同的國家監管當局之間,可能都需要在全球範圍內有完善的框架。例如,1987年、1988年當時全球在巴塞爾委員會框架下形成銀行有效監管的核心原則,在國際上形成了具有一致性的指引。 三是形成多邊或者雙邊的合作框架。 要推動在多邊國際組織框架下,共同維護數字化時代的國際貨幣秩序。

一直以來,本國貨幣幣值的穩定性與經濟貨幣需求的匹配性都是中央銀行貨幣調控的原則。數字貨幣的發展變化對中央銀行維護幣值穩定、金融系統穩定等原則已構成一定挑戰。當前,各國開發的央行數字貨幣還僅停留在現金層面,並不能完全替代私人數字貨幣或形成廣義貨幣,進一步發展完善仍有待研究。未來,貨幣的數字化趨勢將長期存在,中央銀行未來的工作形式、跨境管理模式、貨幣政策採取的工具和調節的方法都將需要不斷調整完善,從而更好應對數字時代的新挑戰。

Notes:

[1]關於貨幣理論持續演進的理論參考:大衛 休謨(David Hume)的貨幣數量論、亞當 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和大衛 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等早期貨幣理論;約翰 凱恩斯(John Keynes)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和米爾頓 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貨幣主義理論,1968年的文章《貨幣政策的角色》(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蘭德爾 雷的《現代貨幣理論》

[2]貨幣交易是指貨幣與貨幣的交易,可以是即期的,也可以是跨期的。具體指當前的貨幣與未來貨幣之間的交易,即跨期貨幣投資,以及不同貨幣之間的現貨交易,即外匯買賣。

[3]參見Hayek與M Friedman的爭議。

[4]試點區域包括深圳、蘇州、雄安、成都、上海、海南、長沙、西安、青島、大連及冬奧會場景(北京、張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