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雷德·戴蒙德“人類歷史三部曲”：面對危機的決策決定了我們的未來

文章來源：在蒼茫中傳燈

文章作者： 姚斌

如果說賈雷德·戴蒙德試圖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中探討“為什麼不同的人類社會在大陸上奠定基業的速度有所不同”，那麼在《崩潰：社會如何選擇興亡》中，則全力探討“人類社會的崩潰”。《崩潰》做為賈雷德·戴蒙德的“人類歷史三部曲”中的一部，十年前我曾經研讀過。最近，中信出版集團又重新出版了這部輝煌的鉅著。

為什麼曾經強大的社會最終會走向崩潰？這是一個十分沉重的問題。過去社會的崩潰，貌似遵循著主題稍有變化的發展軌跡，比如，戰爭、饑荒或瘟疫。然而，並不是所有的過去社會都一味地遵循這一軌跡：不同社會崩潰的程度和方法都有所不同，還有許多社會並沒有發生這些現象。

最近幾十年來，考古學家、氣候學家、歷史學家、古生物學家、孢粉學家都發現並證實了無意識的生態自殺——生態滅絕。對於過去社會自我破壞環境的過程可分為8個種類：森林退化和棲息地的破壞、土壤問題、水資源管理問題、過度狩獵、過度捕撈、引進新物種對原生物種的影響、人口膨脹及人均增長對人類的影響。這八個種類造成了八種威脅。但是，賈雷德·戴蒙德認為，今日世界所面臨的環境問題不僅僅包括上述8種威脅過去社會的問題，還包括4種新問題：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環境中有毒化學物質的增加、能源短缺和人類對地球光合作用的極限利用。過去與今日，合計起來就是12種威脅。

所有這些問題揭示了為什麼過去那些著名文明的崩潰其意義並不僅僅是傳奇與神祕。史前太平洋群島上的居民對樹木進行不同程度的砍伐，重者則導致森林消失，那些社會有的延續下來，有的分崩離析，島民無一倖存。於是，我們知道過去有些社會崩潰，有些沒有：是什麼使得一些過去社會變得特別不堪一擊？是什麼使得一些過去社會陷入生態滅絕？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並非所有的過去社會都因為環境問題而消亡，有些社會消亡了，有些卻沒有。

冰島人和蒂科皮亞人就成功地解決了極其複雜的環境問題，繁衍生息了很長時間，直到今日仍長盛不衰。很久以前，挪威殖民者初到冰島時，他們所遇到的表面上和挪威很接近，但實際卻截然不同的生態環境。他們毀壞了冰島表層土壤及其大部分森林。在很長一段時間，冰島一直是歐洲最貧窮、生態最脆弱的國家。然而，冰島人終於以史為鑑，採取嚴謹的環境保護措施，該國目前的人均國民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國家之一。蒂科皮亞的島民居住在偏遠的孤島上，因此幾乎所有方面都不得不自給自足。通過對資源進行微觀層面的管理和控制人口規模，這個被人類棲息了3000年的島嶼仍然生機勃勃。

因此，沒有一個社會的崩潰可以完全歸咎於環境變化，多少有其它因素的作用。最終，賈雷德·戴蒙德歸結出五個要素解釋任何型別的環境崩潰，其中四個：生態破壞、氣候變更、強鄰在側、友好的貿易伙伴——對某個社會來說不一定非常重要，而第五個因素——社會如何迴應生態環境問題最為關鍵。

考古學家約瑟夫·泰恩特在他的《複雜社會的崩潰》中，對因自然資源枯竭而導致環境崩潰的觀點提出懷疑。他認為，關於這些社會沒有采取任何修正措施而坐以待斃這個假說是有問題的。複雜社會的特點在於集中決策、資訊流量大、各部門高度合作、上下級之間有正式的溝通渠道，以及資源整合。這一架構基本上有能力應付生產率的波動性與不足。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既然他們有解決問題的能力，為何最終還是分崩離析了？泰恩特的理論指出，複雜社會不可能由於管理環境資源失敗而招致滅亡。然而，這種失敗卻一再上演。

約瑟夫·泰恩特顯然注意到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即社會群體決策的失敗。賈雷德·戴蒙德由此描繪了一張導致群體決策失敗的路線圖，其中各種因素大致可分為4類：①群體可能在問題確實發生之前無法預測到它；②問題發生後，群體有可能仍然無法察覺問題的實質；③他們看到問題後，可能沒有設法去解決它；④他們可能努力解決問題，但沒有成功。賈雷德·戴蒙德認為上述這些導致人類社會失敗和崩潰的種種因素，可以作為通往成功的路線圖。如果我們能夠了解群體做出錯誤決策的原因，那麼就可以利用這一知識歸納總結出一份清單，用以引導正確決策。

1、沒有預見危機

這份群體決策失敗路線圖的第一幅是，問題發生前，群體因沒有遇見危機而鑄成大錯。對此相關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就是缺乏處理同類問題的經驗，因此嗅覺不夠靈敏。

典型的案例是19世紀80年代，英國殖民者將狐狸和兔子引進澳大利亞。今天我們知道殖民者將這兩種外來物種引進澳大利亞後，給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了災難性的衝擊。當初，狐狸和兔子是英國殖民者費盡苦心才最終引入進來，而非無心之舉。狐狸來到澳大利亞後，許多本土的哺乳動物都成了狐狸的盤中餐，這是因為那些哺乳動物是在沒有狐狸的環境下演化而來，所以不具備抵禦狐狸的能力。與此同時，引進來的兔子在澳大利亞不但與牛羊搶奪草木，還與本地食草哺乳動物爭食，並在地下挖掘打洞。

以“事後諸葛亮”的後明之見來看，我們會認為這實在是愚蠢之至，殖民者煞費苦心將狐狸和兔子引進澳大利亞，現在卻要花費幾十億美元來彌補損失，控制這些動物的數量。現在我們終於意識到，引進新物種經常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大量的經驗使我們學會預測引進新物種的潛在危險。即使是專業的生態學家，也無法預測哪些物種的引進會成功，哪些會招致失敗，以及有些物種在某地可以存活，其他地區則不可以。因此毫不奇怪的是，19世紀的澳大利亞人不像20世紀的人經歷過外來物種造成的災難，所以無法預見引進兔子和狐狸的後果。

我們不止一次地遇到過一些人類社會由於缺乏經驗，所以無法預見即將到來的問題。例如，格陵蘭的維京人無法預見十字軍東征會開啟歐洲與亞洲和非洲的貿易路徑，使得該地區的象牙能夠輸入歐洲，從而影響到格陵蘭海象牙的需求；他們也料不到海冰會越積越多，並封鎖通往歐洲的道路。同樣，由於科潘城的瑪雅人不是土壤科學家，所以不知道大肆砍伐山坡上的樹木會引發水土流失的問題，土壤最終被刷到谷底。

然而，以前的經驗也不能保證社會因此具有預見問題的能力。特別是有些經驗由於時間的流逝而被遺忘。有些社會能夠依靠文字將發生過的事件事無鉅細、一一記錄下來，相形之下，沒有文字的社會則缺乏儲存過去事件細節的方法。例如，查科峽谷阿納薩茲社會在12世紀受到大幹旱襲擊之前，已經幾次經歷過類似的災難。然而，過去的旱災年代久遠，發生在12世紀那代人出生以前，而阿納薩茲人又沒有文字。因此，即使發生同樣的災難，他們仍然無法事先察覺到。

在現代文字社會，被記錄在案的事件不僅侷限於國王或行星，卻也並不意味著我們會因此吸取以前的教訓。20世紀50年代，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圖桑市出現嚴重的旱災，促使市民們發誓將來一定要好好管理水資源，但很快他們又故態復萌，新建需要大量水的高爾夫球場，肆意澆灌自家花園。難怪大哲學家格奧爾格·黑格爾會一針見血地指出：“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

社會無法預見問題的另一個原因是錯誤類比。當我們遇到一個不熟悉的情況時，通常會拿過去熟悉的情況與之對比。如果新舊方法的確類似的話，倒不失為好方法；但如果只是表面相似，則會非常危險。公元870年，維京人從挪威和英國移民到冰島，前兩個地區的土壤都是由冰河形成的黏質土壤，哪怕上面沒有植被覆蓋，也不易被風吹走。當他們來到冰島，看到樹木與挪威和英國大同小異，以為是同一種土壤。然而不幸的是，冰島的土壤並非由冰河作用形成，而是火山爆發被風吹過來的灰燼。一旦維京人將林地清除，開闢牧場，裸露的土壤很容易就會被風吹走，由此冰島許多地方的表土很快就遭到了侵蝕。

2、沒有察覺問題

群體決策失敗路線圖的第二幅是，沒有察覺已經發生的問題。這方面的失敗至少包括三個在商業界和學術界都很常見的原因。

首先，有些問題的根源難以察覺。例如，肉眼無法分辨土壤的營養成分，只有依靠現代化學分析才能得知。澳大利亞和芒阿雷瓦島上的第一批居民無從得知土壤養分耗竭的問題；某些地下深處鹽分過高地區的農民也無法察覺土壤鹽漬化的問題；挖掘硫化礦石的礦工同樣不知道礦區地表徑流內含有毒的銅和酸性物質。

另一個無法解決問題的原因在於遠端管理，任何大型社會或大企業都可能存在這種問題。例如，蒙大拿地區最大的私有林場和林業公司的總部並不在蒙大拿，而是位於400英里之外的西雅圖。由於公司的主管不在現場，因此不瞭解林場內野草問題的嚴重性。善於管理的公司會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通常會定期派經理前去現場檢視。這樣看來，失敗的遠端管理的反面是成功的現場管理。生活在小島上的蒂科皮亞島民和山谷內的新幾內亞高地居民之所以能安居樂業，部分原因在於千年來他們對社會賴以生存的每寸土地都瞭如指掌。

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察覺到已經發生的問題，最常見的情況可能是問題發生得非常緩慢，上下波動很大。當前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全球變化。我們已經知道近幾十年來全球氣溫呈緩慢上升的趨勢，主要是人為引起大氣變化造成的。然而，全球氣溫並非每年都比上一年升高0.01度，而是上下起伏，每年都不一樣。這種變化上下波動大，且毫無規律可言，必須觀察很長時間，去除種種干擾訊號，才能得出每年平均上升0.01度。這就是為什麼幾年前大多數氣候學家還在懷疑全球變暖一說的真實性。中世紀的格陵蘭人也遇到過類似的困難，他們無法確定氣候是否正在越變越冷；同樣，瑪雅人和阿納薩茲人也判斷不出氣候是否變得更為乾旱。

另一個和“悄悄變化的常態”相關的名詞是“景觀失憶”，由於景觀年復一年一點一滴地變化，50年後人們已經不記得當初的樣子，例如全球變暖導致蒙大拿的冰川和雪地慢慢融化。20世紀50年代，在蒙大拿的大洞盆地，即使在盛夏，遠山也永遠是白雪皚皚。而在21世紀之交，白雪已經消失殆盡了。當地的居民幾乎都沒有察覺到這件事，因為他們在潛意識裡只和前兩年做比較。“悄悄變化的常態”和“景觀失憶”使他們很難記得20世紀50年代的景象。這種經驗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很難注意正在發生的問題，等到發現時，一切都已太晚。

3、理性的惡行

群體決策失敗路線圖的第三幅是，“理性的惡行”。社會在察覺到問題之後，並不像每個人所認為的那樣盡力補救，而是通常無動於衷。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學家將這一問題歸咎為人們利益衝突時產生的“理性行為”。即某些人認為損人利己沒什麼不對。

“理性的惡行”最常見的表現形式是“對我自己有利，對你和他人都沒有好處”。在1971年之前，蒙大拿的那些礦產公司倒閉後一走了之，任由含有銅、砷和酸性物質的廢水滲入河流中，這是因為當時蒙大拿州政府並沒有法律規定礦場關閉後礦產公司必須清理環境。雖然蒙大拿州在1971年通過了相關法律，但礦產公司發現他們只要把高價值的礦石挖掘出來，然後宣告破產，便可省掉清理環境所需的大筆費用。結果5億美元的環境清理費用落在蒙大拿居民的頭上。礦產公司知道如何鑽法律空子為公司省下一大筆錢，而把清理環境的負擔轉嫁給社會。這類例子在商業界數不勝數。

利益衝突產生的某種特定形式是廣為人知的“公用地的悲劇”，這類問題與“囚徒困境”和“集體行動的邏輯”密切相關。5萬年來，在人類居住的海島和大陸，許多重要的海洋魚類由於過度捕撈幾近消亡，一些大型動物瀕臨滅絕。然而，也有很多地區的魚類、森林和水資源得到良好的保護。在這些令人高興的結果背後，有三種方式能用來保護公共資源，使其可持續利用。

第一種明顯的解決方案是政府等外在力量的介入，強制實行資源配額。第二種解決方法是資源私有化，也就是把資源分配給每一個人，分配到資源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勢必謹慎管理。第三種是讓每個消費者瞭解公有地的利益，讓他們自行設計、遵守並執行一套謹慎的資源配額制度。冰島人受孤立的地理環境影響，一直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整個群體必須依靠島上的資源生存下去，他們知道若管理不當，不可能用下面這句話來做藉口：“這不是我的問題，是別人的問題。”

理性行為引發的利益衝突還包括短視近利的消費者與著眼於長期利益的社會整體之間的矛盾；當權的決策者與社會其他人之間發生的利益衝突。有史以來，自私的國王、酋長和政客無論有作為還是無作為，通常都是引起社會崩潰的罪魁禍首。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她的《愚蠢進行曲》中分析了歷史上許多著名的災難性決策。她認為，引起政治愚行的首要力量就是權力慾，也就是塔西佗所說的“所有熱情中最罪業深重的一種”。在這種權力的支配下，復活節島的酋長和瑪雅國王要求人民為他們樹立比對手更大的石像和石碑，因此他們才會一而再地加快砍伐森林的速度，而不是去保護它們。統治階級不太可能因為與大眾的利益發生衝突而去解決已經察覺的問題，因為他們很難從自己行為的後果中脫身出來。他們之所以不去解決已經察覺的問題，是因為他們能從這些問題中獲利。

4、災難性的價值觀

與理性行為相反的是不願意去解決已經察覺的問題，也可能歸咎於“非理性行為”，即對每個人都有害的行為。當個體心中的價值觀出現衝突時，常常會產生這種非理性行為。如果一件壞事有利於我們緊緊依附的價值觀，那麼我們可能會採取熟視無睹的態度。這樣，就形成了群體決策失敗路線圖的第四幅：災難性的價值觀。

宗教價值觀往往深入人心，因而可能成為災難性行為的誘因。例如，復活節島上大規模砍伐樹木多半是出於宗教的緣故：巨大的石像是島民膜拜的物件，因此他們不惜砍伐樹木用來運輸和樹立起那些石像。與此同時，9000英里外，在另一個半球上，維京人在格陵蘭島上追求基督教的宗教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加上對歐洲人身份的認同，以及保守的生活方式使他們在嚴酷的自然條件下緊密相連、互幫互助，共同生存了幾百年。然而，這些良好的特性同時也阻礙他們對生活方式進行變革，像因紐特人學習生存技能。要不是這樣，維京人可能在格陵蘭島生存得更久。

現代的蒙大拿之所以不願解決礦業、林業和畜牧業造成的問題，是因為這三大產業曾是蒙大拿的經濟支柱，代表蒙大拿的拓荒精神和特性。蒙大拿的拓荒者們崇尚個人自由和自給自足，因此不願意接受政府的計劃和對個人權利的限制。盧安達人視家庭為理想的生活形態，這在兒童死亡率高的年代是不二的選擇，但也導致了今日人口氾濫的局面。正是早期的價值觀使得當今社會對環境問題採取對抗的態度，而對於這些價值觀他們沒有再重新檢視。一個人往往無法確定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是否帶來毀滅，而摒棄這些價值觀又能否帶來生存的希望。格陵蘭的維京人以基督教農民自居，實際上他們寧願決定為基督教獻身，也不願像因紐特人那樣活著，最終維京人便逐步走向衰亡。

對於任何一個社會而言，成敗的關鍵在於知道哪些核心價值觀應該繼續尊崇，而哪些隨著時代的變化應該摒棄並尋找新的價值觀。成功屬於那些有勇氣作出困難抉擇的社會和個體，同時也需要運氣才會贏得最後的勝利。社會顯然並非總是失敗，要是這樣的話，我們所有人都無法活到今天。那麼為什麼有些社會成功，而有些則失敗了呢？當然部分原因關乎不同的生態環境，而非社會之身，有些地方的環境問題比其他地方更為嚴重。事實上，雖然各個人類社會生存環境的先天條件有所不同，但社會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於自己的行動。

多年前，我讀過《烏合之眾》與《完美的群體》。前者表現了群體的“愚蠢”，後者則表現了群體的“完美”，完全是南轅北轍的觀點。後來我認識到，這正是事物的兩面性。如果說“烏合之眾”呈現了群體非理性的一面，那麼“完美的群體”則呈現了群體理性的一面。但是，深刻認識群體非理性的一面將比認識群體理性的一面更重要，因為它可以讓我們避免由非理性一面而導致失敗。賈雷德·戴蒙德也指出，我們只有深刻反思過去失敗的原因，才知道如何改弦易轍，更正錯誤，從而走上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