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率低,專業停招,我們真的不需要文科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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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科的存在,是因為人性的需求,與人的本能相聯。

撰文 | 朱珂影 編輯 | 沈佳音

《看天下》雜誌原創出品 

網際網路上,流傳著一個段子。

“畢業時看見了你的粉領,就知道你以後月薪三千。”

粉領,指學位服的垂部飾邊,也就是畢業生長袍的倒三角彩色領。垂部顏色按學科分為六類,粉色正代表著找工作難、薪資低的文科。

文科又稱人文社會科學,包含研究社會發展、社會問題、社會規律的社會科學,如法學、教育學、經濟學、管理學;和以人類文化遺產作為研究物件的人文學科,經典學科有文學、歷史、哲學等。

7月,安徽省釋出通知稱,“連續3年就業去向落實率低於60%的專業暫停招生”。而根據去年的《安徽普通高校本科專業佈局和需求分析報告(2021年)》,已有一批專業在紅線邊緣徘徊。2020年安徽省高校初次就業率相對較低的10個本科專業中,有4門經濟類專業,2門語言類,1門法學。

去年,央行發表了一篇題為《關於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的工作論文,指出要“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這番言論將本就極有市場的“文科無用論”再次推上風口浪尖。

對文科價值的探討,並不是新話題,甚至算得上“源遠流長”。近年來,經濟發展對科技創新的強調和不斷迭代的數字技術升級,都讓作為整體的文科門類與隊伍龐大的文科生,受到更大的質疑。

賺不到錢,不好就業,文科到底有什麼用?不懂技術,門檻很低,文科生的出路在哪裡?

或者說,我們真的不需要文科了嗎?

《英文系主任》劇照

作為“無用之用”的文科

2015年,日本“廢除文科學部”的訊息不脛而走,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從學界到產業界的震盪,給社會造成強烈衝擊。

在這場論戰中,不少人持“文科無用,但無用之物也很重要”的主張,將其與大學的意義類比討論,認為對社會“有用”,是職業訓練學校而非大學的追求。這種“重要”,集中表現在文科對研究者自我成長、觀念塑造、社會認知上的功用,從個人學識的涵養亦或靈魂的充盈裡,詮釋文科價值。

國內也經常聽到這種觀點,它與中國語境相契合。有學者指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究其本質是一種關於人的學問。人的本質、價值、理想人格的實現、人的生死與自由等,都是經過辯駁、被反覆探討的哲學命題。

2013年11月23日,廣東省2014年畢業生文科專場招聘會在暨南大學舉行,招聘單位的攤位前排滿了等待面試的學生。 (@視覺中國 圖)

向外求索碰壁,就回歸自身。難以找到價值,便賦予價值。因為萬事萬物有無意義,區別只在於找得夠不夠深、看得夠不夠透,這是尋“自洽”的中式哲學。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院長張雙利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結合哲學專業闡釋“無用之用,方為大用”。

“沒有學習哲學的年輕人,難以在複雜的現代社會中尋求自我價值,難以在高強度競爭中找到生活意義,其世界觀不足以應對各種複雜挑戰。缺少哲學素養就難以藉助哲學經典和思想傳統,不能更好地理解現實世界,進而理解自己、接納自己,達到所謂‘內在的圓融’,也就難以真實地面對、消化、處理生活中的挑戰。”

文科常常要求思辨、批判與創新。這當然也是理科需要的,但它們的關注點不同。人類社會演進與文科知識發展,都處於因果接合的整體之中,很難界限分明地單獨討論某一事物。因此,文科教育鼓勵活躍的思想,廣泛地涉獵,遊走在各種深刻的思想間,不斷髮現自我,發現熱愛,發現社會。

《文藝呆與科技宅》一書中,斯科特·哈特里這樣講,文科教育的一個核心目標就是讓學生追逐自己的激情,同時讓他們能夠發現激情。理想的情況是,廣泛的文科教育可以帶動學生思維,使得學生考慮那些有助於形成他(她)們自己立場與意見的問題意識,這往往會點燃同學們的激情,讓辯論一直持續到深夜。它還鼓勵學生根據自己的知識興趣或至少根據自己最終所要從事的工作來選擇專業。

在他看來,“文科教育與其說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工作,不如說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學習,並熱愛學習。”

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歷史人類學家陳春聲在《鬆崗聽濤:在校園與鄉土之間》書中談到,人類還沒有進入文明時期的時候,文、史、哲這些學科的萌芽就差不多存在了。

“我們的祖先在沒有文字的時候,已經開始懂得跟女孩子說一些邏輯不連貫但是真情實感的話,這樣的表達形式後來被稱為‘詩歌’,那就是文學的起點。根據考古發掘,從很早期的墓葬中,一個家庭男女老幼會葬在一起,他們的頭顱邊上會擺放一些彩色的石子。這些表明,我們遠古的祖先已經在考慮靈魂的問題,考慮人類從哪裡來、死後又去哪裡,這是哲學的起點。又比如,人們記性有限,時常忘記,所以,我們的祖先會‘刻木記事’和‘結繩記事’,這是史學的起點。”

這些例子都說明,人文學科的存在,是因為人性的需求,與人的本能相聯。千百年來,它存在的理由恰恰是因為它沒有任何必須存在的理性道理,只是因為人類發自內心、發自本性地需要它。

或許,文科的魅力,正在於對“什麼是社會”“什麼是人生”這些最本質、也最“無用”問題的思考。

重新討論何為“有用”

但是,大學的學問,真能完全不考慮社會有用性,只強調其對研究者“本質上的”價值嗎?前東京大學副校長吉見俊哉並不贊同,他寫了《“廢除文科學部”的衝擊》一書。

在他看來,用“文科雖然無用但有價值”反對“文科無用,不妨棄之”的意見,是無法與“理科有用,所以有價值”的邏輯相對抗的。按此邏輯,“文科”能夠主張的立場,充其量也只是為“理科”的有用性錦上添花罷了。

最重要的問題是,何為“有用”。

推動商業發展,產生經濟效應,是有用嗎?

那不產生經濟效益,但是社會運轉的穩定器呢?

短期看不到成效,需要以幾十年為評價標準,算有用嗎?

都算。

相比技術對經濟價值創造的可見性貢獻,文科是彌散在社會中的。如果不仔細留意,你或許會因為習以為常忽視它們的存在。

法律作為公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的根本規範,是龐大國家機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法律之外,道德約束與價值觀念的形成、構建和傳播,依賴於文科在意義層面的探討。理解人性的複雜、瞭解社會運作的真實狀態,需要社會學長時段的記錄與關注。在新聞報道的字裡行間,瞭解最新變化,到達遠方的世界。

進一步深思何為“有用”。大而言之,有兩個不同維度。

其一是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即在目標已經明確的情況下,找到實現唯一目標的最優解。這種思維模式在理工科是主流,文科對此並不擅長。

但“有用”還有另一種維度。開始前沒有明確的目的,卻在過程中找到了方向,也就是發現了目的或價值尺度。比如有時遇到問題,不知如何是好,友人或老師的一句話讓你茅塞頓開,此前棘手的問題一下子迎刃而解。這種創造出價值或目的本身的有用性,吉見俊哉稱之為創造價值型的有用性。

這方面,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對“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區分已成為經典。如其所言,完成目的型的“有用”,無法從內部突破既有價值。當目的或價值尺度發生變化時,便會迅速失去曾有的作用。

而價值尺度絕非一成不變。在價值尺度戲劇性變化的現代,本應作為前提的目的轉眼便被顛覆的例子屢見不鮮。“打敗你的,從來不是對手,而是時代。”就像打敗康師傅的不是統一、今麥郎,而是深入城市毛細血管的外賣行業;讓柯達的膠捲帝國轟然坍塌的,是數碼相機和畫素越來越高的智慧手機。

這樣的狀況下,如何創造新的價值尺度?新的價值尺度出現時,又該如何去評價?思考這些問題,僅憑完成目標的知性活動是無力的,必須依靠能夠以多元視角把握價值尺度的知性活動,而這正是文科發揮光亮的領域。

《穿普拉達的女王》劇照

希望文科的知識三年五年就起作用或許很困難,但如果從30年、50年的中長期時間跨度來看,人文社科的知識也許遠比工程學更有用。

我們對“用”的理解,不應過於狹隘。“掙錢理科”和“不掙錢文科”的對立成為世間“常識”,如果不能顛覆這種根深蒂固的潛意識,文科就無法與一切取決於“是否能掙錢”的新自由主義大潮相抗爭。

正如安徽省停招低就業率專業所引起的爭議,學科的價值不能僅僅以“就業率”來評價是否合理。《新京報評論》也表示,“對新增專業或者撤銷專業,都應該予以充分的論證,不宜僅以就業率定專業‘生死’。”

“人生三度入大學”

再回顧被視作“理所當然”的文科無用論,會發現重理輕文的架構形成,有長期的社會原因。

以日本為例,和平年代的國家治理主要依靠法律,但隨著戰爭臨近,生產武器需要調動技術力量,理工科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戰前奠定的重理基礎在戰後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其契機正在於經濟的高速增長。

這一傾向,即使在經濟快速成長期結束之後也沒有改變。進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理科仍受到政策護佑,享受著預算上的優待,而文科整體被排除在這樣的保護政策之外。

2004年的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則成為文理待遇差距的決定性一擊。法人化的目的是“將民營思維的經營手法匯入國立大學”,“引入競爭原則,實行第三方評估”。預算中,由社會評價決定的競爭性資金總額持續增加,這與文科的走弱息息相關。

2013年11月23日,廣東省2014年畢業生文科專場招聘會在暨南大學舉行,一名學生在填寫簡歷。(@視覺中國 圖)

相比於時間短、成果可見的理科,文科研究很難提出明確的目標或成果;多數情況下,理科研究的預算規模要遠遠大於文科研究,能給大學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擅長團隊合作的理科學者在爭取競爭性資金時,比單打獨鬥的文科學者更易發揮優勢。

但是今天,在被複雜、易變、不確定性充斥的“烏卡時代”,涇渭分明的文理已不再符合時代需要,我們越來越看到合作、創造、多元的重要性。

查爾斯·珀西·斯諾早在1959年的演講《兩種文化》中,就提到了人文與技術融合的必要。“兩個學科、兩個領域以及兩種文化,甚至兩個世界的碰撞應該會產生很多創造的機會。”

斯科特·哈特里寫道,我們不能再以一種非黑即白的錯誤二分法來討論“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與文科教育之間的關係。我們正在培養越來越多的資料科學家,但我們還需要加強學生的文學素養。人文教育和技術不應被視為對立的,它們一樣至關重要。新工具將會讓更多的技術力量參與生活,而在機器的進步中,人類的參與必不可少。

“理想狀態下,我們的教育、產品和機構應該是人文與技術的結合體。這樣才能利用我們快速發展的技術來驅動無限的未來。”他用這句話為全書收尾。

時代的全面加速,也讓“一門手藝用一輩子”越來越難。保持好奇、終身學習成為社會的新要求。作為深耕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吉見俊哉提出“人生三次入大學”的理念,探討教育改革的可能。

吉見俊哉認為,在21世紀中期的日本,一生經歷三次大學入學比較理想。如今,仍有不少人將大學四年看作夾在“入學考試”與“求職”之間的“緩衝期”,也就是一種“過渡禮儀”。因此,最重要的是實現大學的結構轉型。從作為“高中人”到“社會人”的儀式性過渡,轉變為人生各個階段都能自由參與,或提供職業生涯轉機的組織。

因此,第一次入學時間是18歲到21歲,即高中畢業或畢業兩三年。與現在的狀況相同,大多數人是高中畢業之後,經過入學考試進入大學學習,這個狀況維持下去並無不妥。但是,學校應該增加專門針對高中畢業後,先在社會上打拼一到兩年,或在國外的教育、文化機構留學過一段時間,積累了各種經驗再進入大學群體的招生名額。大學生理應比高中生更多樣化,這種群體的、文化背景的多樣性、異種混雜等特點,能使大學有更大潛力去理解和創造新價值。

第二次入學在30歲到35歲左右。這個年齡段的人,已經進入社會並經歷了一番職場打拼,逐漸看清自己所從事工作的未來發展空間和侷限性。究竟是留在現有組織,按部就班一點點晉升,還是在自己獨一無二的人生裡,將已積累的經驗最大限度利用,勇敢挑戰新道路呢?在這個年齡,人們尚能考慮選擇和此前完全不同的道路,重新進入大學,努力學習新知識,並挑戰新的人生。

第三次入學,則是60歲前後。此時,職業生涯基本接近尾聲,即將迎來退休生活。但是現在,大多數人到75歲還能保持健康的體魄。因此,至少還有15年左右的時間,可以全力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英文系主任》劇照

當然,經過幾十年工作,這一群體中的大多數人已經在某個特定領域擁有了相當紮實的專業知識。但是,就算能將某個領域的知識傳授給年輕一代,也無法改變作為前提的價值衡量體系本身,難以開拓出新的視野。他們若想走上新的道路,必須具備將已儲備的知識和方法相對化的能力。為了獲得這種能力,便要利用人生最後15年的前幾年,重新進入大學,打破自己固有的價值觀,努力建立新的知識想象力。

如果能做到這一點,21世紀的大學就會成為30多歲人的職場和社會知識、60歲前後人的豐富閱歷與處事能力,再加上20多歲年輕人的的知識靈活性和邏輯分析能力相互對話的場所,並不斷催生新的價值與認識。

在相互學習、合作創新中,開拓個人價值,發展更完善的自我,於多元化、複雜化、流動化的社會中,求新的生存。這不僅僅是給文科生的期待,更是時代對每個人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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