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偉建 × 楊曉磊:我天天都在丟失投資機會 | 拾日談
《拾日談》:對話風險投資領域最傑出的商業頭腦
“一個能在一筆交易中照顧到所有人的金融家。”
對話丨楊曉磊
編輯丨竺晶瑩
來源丨投中網
單偉建,這幾年一直在寫書。而他的身份是太盟投資集團(PAG)的聯合創始人、執行董事長,他在太盟管理著逾500億美元。
繼回憶錄《走出戈壁》之後,單偉建出版了《金錢博弈》,這本書講述了在亞洲金融危機之中,他如何代表新橋與韓國政府談判,成功收購韓國曾經最大的銀行,在重組、改造和連年盈利之後順利退出。PE行業有的是開局志得意滿,收場卻吃了暗虧的交易。書中這單交易的退出堪稱漂亮,又發生在韓國臨近破產之際的戲劇性時刻下,自然值得道盡其中曲折。何況單偉建正是以局內人的視角書寫,補足了這段金融史中雙方如何博弈的空白。
東、西方對單偉建都不陌生。在中國香港,中環的投資人一提起單偉建,就說他能在一筆交易中照顧到各方,讓交易中的所有人獲利。《財富》雜誌曾在標題中稱單偉建為“中國PE之王”。作為TPG和TPG旗下的新橋投資的前合夥人,他主導了多起在亞洲的投資。2010年,單偉建創立了太盟投資集團的私市股權業務。這位前沃頓商學院教授也時常在《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發表評論,分析中美巨集觀經濟局勢。
被問及在這些身份——教授、作家、董事長、理解中西方思維的投資人中,最能代表自己的身份是哪個?單偉建答曰:“農民。” 他停頓了片刻:“我在戈壁裡就是當農民,是最刻骨銘心的經歷。”
而戈壁歲月的痕跡仍依稀閃現在他如今的生活中——從不浪費時間,極度渴求知識。
單偉建自嘲,有句話苦了他一輩子,那就是在戈壁的時候,他的朋友李榮田說,浪費時間就是對自己犯罪,自此,這話就像緊箍咒一樣戴在了單偉建的腦袋上。採訪開始前的15分鐘,單偉建正在白紙上飛快記下一組數字——1976年以來中國GDP與人均GDP至今的變遷。他舉起白紙:“你看中國這個飛躍,1976年到2021年,我們的GDP總量增長了117倍,人均GDP漲了75倍。” 用他的話說,自己的知識很零碎,能多學一點,就多提高一點判斷力。
判斷力、勤奮、運氣,在單偉建看來,是做投資成功的三個要素。然而,他卻也笑說,自己進入投資行業不過是稀裡糊塗撞進去的。
主持人:楊曉磊,投中資訊CEO,學習積極分子,投資圈隱形KOL
嘉賓:單偉建,太盟投資集團(PAG)執行董事長,天天都在丟失機會的投資人
“我這輩子最重要的經歷就是當農民”
楊曉磊: 我看到過一句話,說“單偉建做生意不是積極地兜售,他是一位教授型的交易撮合者。” 我很好奇,這幾個身份——學者教授、商業作家、企業的董事長CEO、理解中西方思維的投資人,你更喜歡或者更認同哪個?
單偉建: 農民。
楊曉磊: 很意外,為什麼是農民?
單偉建: 你說我是商業作家,我的第一本書是《走出戈壁》,我在戈壁灘就是當農民,我這輩子最重要的經歷就是當農民,所以農民是最妥當的,也是最刻骨銘心的記憶。
楊曉磊: 1976年之前,你在內蒙古的那段期間物質很匱乏,沒有什麼書讀,你還讀說明書,再到回京赴美留學。我相信你在內蒙古的那段經歷,對塑造一個有大格局、很堅韌的金融家或者投資家來說非常有作用。
我們今天的從業者絕大多數是非常盲目地進入這個行業,好些人有特別光鮮的背景、家境比較好、受過不錯的教育。對於這一代年輕的投資人或者30歲到40歲之間希望自己有所成的投資人,他們沒有那麼多的經歷,那怎麼才有機會把他們塑造成更好的投資人呢?你對這代人有什麼建議?
單偉建: 你說有很多人進入投資行業是稀裡糊塗撞進去的,本人就是如此,我年輕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哪一天要去搞投資,我連什麼叫投資都不知道。TPG的創辦人龐德曼就說過,我們做PE這個行業的人,很多都是偶然的機會撞進去的。他本人以前就是律師,後來被德克薩斯州一個大家族看中,成為家族投資公司的CIO(首席投資官)。龐德曼天資非常聰明,所以他投資就非常成功,後來創辦了TPG。
我在加入私市股權投資PE這個行業之前,我對PE幾乎是一無所知。在我的第二本書《金錢博弈》裡面也講過,有人找到我,勸我加入這個行業,恰值亞洲金融危機,金融市場成了買方市場,我就加入了。所以我無法給別人出主意,怎樣計劃人生事業。但是我既然在PE這個行業裡,我認為要投資成功的話,大概有幾個要素,一個是要有很好的判斷能力;第二個是要勤奮;第三個要靠運氣。
楊曉磊: 可以具體解釋嗎?
單偉建: 有一個美國心理學家Angela Duckworth,寫了一本書《Grit》,grit就是鍥而不捨的意思。我們有一個專門做風險投資的基金,就叫grit,它的中文名叫礪石。Duckworth做了很多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從西點軍校到打籃球,她發現一個人要把事情做好,那麼一定要有鍥而不捨的精神,就是勤奮,不肯放棄,她認為成功的唯一要素幾乎就是鍥而不捨。
對此我只能認同一半,一個人要做點事自然是要勤奮、鍥而不捨,但是如果方向搞錯了的話,尤其投資,判斷錯了的話,你就白費功夫,所以我認為判斷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判斷準確,再加上勤奮,就可以把事情做成。
怎麼才能有很好的判斷力?總得受點教育,書讀得越多,知識就越多,就容易形成判斷能力。第二個就要有經驗,有了經驗也容易判斷。
《三國志》裡有〈郭嘉傳〉,郭嘉是曹操的謀士,在赤壁大戰之前死了,所以曹操才會火燒連營,導致赤壁大戰的失敗。但是之前有個官渡之戰,就是郭嘉給出的主意,郭嘉死的時候估計就三十幾歲。〈郭嘉傳〉給幾個人物做了評論,說袁紹多謀寡斷,這個人知識、想法很多,但是他沒法下決斷;然後說郭嘉多謀善斷,就是有判斷、決斷的能力。所以我覺得判斷力非常重要,要積累知識,更要做出正確判斷和決策。曹操就是個多謀善斷的人,所以贏了。
判斷能力、勤奮是必要因素。但是也不足夠,實際上投資成功很大的程度還是靠運氣。我覺得,投資成功與否最起碼有50%是來自於運氣。所以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侷限。如果你投資得不錯,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好像比別人都強,而不知道運氣有時好,有時可能不好,如果自以為是的話,那很容易會犯錯誤。
所以任何人要想做投資的話,一個是要多學習,一個就是慢慢積累經驗,學會有很好的判斷能力,還要勤奮,剩下的運氣就不是你可以掌握的了。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楊曉磊: 你在戈壁的整個經歷很“戰鬥”,做農活的閒暇時期讀各種書、學習英文等等,這是出於什麼動機?你當時真的有一個很強的目標,很明確自己要改變那個狀態,要通過學習回到北京?還是隻是為了填充時間?《走出戈壁》中你和老戰友後來又碰上了,他就留在了戈壁。
單偉建: 我讀書第一恐怕是天生有好奇心,對任何事情都感到很好奇,所以就不斷讀一些新的東西。讀書對於我來說是個樂趣,可能對於有些人來說是一個負擔。在我們那個年代你要真想找到樂趣的話,沒有別的媒介,只有讀書,而且書也是非常有限的。
第二,少先隊有個隊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有一句歌詞是“時刻準備著,時刻準備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在我們那個年代,並不是你想幹什麼就可以幹什麼,那個年代就是紮根邊疆,前景無望,可能一輩子就紮根邊疆了。如果是這樣的話,也沒有辦法,因為這是個人無法改變的。但是有一天如果有了機會,而我自己沒有準備好捕捉住,那麼就是我的錯誤。所以我就時刻準備著,說不定哪一天機會就來了。
楊曉磊: 你是50年代出生的中國投資人,在改革開放後第一代留美,你們這一代投資人身上有什麼共性嗎?
單偉建: 這和哪一代毫無關係,在任何一代都有做得比較好的。就像我們團隊當中有歲數大的,歲數小的,但是我們的文化是一樣的。我們的文化是什麼?就是當老闆的心態,主人翁精神。人要把事情幹好,必須把事情當做自己的事來做,比如我們管的是投資者的錢,在投資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是,如果都是你自己的錢,你投不投?
而且我們確實要求自己的錢也要投進去,和我們的投資者共同承擔風險。有這種當老闆的心態,主人翁的心態,事情往往能做得好。不管是哪年生的人,都可能有這個心態,在一個企業當中這種文化是有凝聚力的,這是一個相通的文化,在一個企業當中不管歲數大小、哪個年代生的人,你都會認同同樣的文化。
“做buyout是比較辛苦的”
楊曉磊: 今年全球危機在不斷爆發,目前全球通脹,美聯儲一直在加息,全球主要經濟體未來的經濟走勢會往哪裡去?全球會進入一個高通脹階段,還是說因為加息它又走回滯脹,然後進入了一個衰退的走勢。
單偉建: 你講的滯脹和衰退實際上是一回事,衰退伴隨通貨膨脹,叫滯脹。所以從大概率來講,世界會進入滯脹。西方世界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個滯脹的階段,美國不大好說,我覺得大概率也要滯脹。中國物價仍在可控的水平,但是目前經濟處於困境。總體而言,亞洲比西方世界好一些,因為物價水平仍然不高。
稍作分析,美國最近的通貨膨脹指數是9.1%,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GDP都在下降,從技術意義上來講,它已經進入衰退了。美聯儲已經不斷加息了,恐怕每一次75個基礎點的加息還要再持續下去,為什麼?因為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而且通貨膨脹率很多都是供應鏈的因素所引起的,俄烏戰爭造成能源、糧食價格上升,就不是靠貨幣政策可以解決的問題,所以美聯儲要用加息的方法減少需求,以求把通貨膨脹率給降下來。
但是真正要想把9%點多的通貨膨脹率降下來的話,利率從理論上來講應該超過9%。但美國再怎麼加息,也加不到9%或者超過9%,所以恐怕利率會高到使經濟進入衰退,但通貨膨脹仍然存在,這就是滯脹。但美國現在的經濟狀況比較特殊,在過去兩個季度,技術上的衰退對於美國經濟實際上影響並不是很大。最近勞工數字出來了,就業人數增加了大概有50萬人左右,所以它的經濟並不差。
從技術上來講,兩個季度下降,可以說是衰退。但你到美國去不會有這種感覺,但是在不斷加息的情況下,衰退是一個大概率的事情。在美國曆史上,通貨膨脹率超過4%,而失業率是在4%以下,在兩年內進入不進入衰退的情況還沒有發生過。歐洲已經進入衰退了,因為受到能源和糧食價格上升的衝擊更為直接,後它也是高通貨膨脹率,所以在西方國家大概率會進入滯脹。
我為什麼說大概率而不是說一定呢?美國的這次衰退和以往不大一樣,就是因為它沒有失業,而且它的稅率現在是半個世紀以來最低的3.5%。一般經濟衰退和失業率高漲是並行的。
楊曉磊: 一般來看,是不是在經濟下行期,企業家危機感比較強的時候,對於併購是個更好的時機?這段時間我見了一些在香港的併購基金投資人,他們跟你的背景類似,有人說目前是他們機構做行業整合的最好機會,你怎麼看這個判斷?
單偉建: 市場週期、經濟週期是自然規律,那麼從經濟週期的角度來看,你既然有衰退就有復甦,有復甦就有繁榮,有繁榮就有衰退,它是一個周而復始的過程。因此當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比如在過去的20年當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人叫做全球經濟危機,其實對中國和亞洲的影響遠遠小於對西方世界的影響。在一個市場經濟當中,經濟衰退、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隨之而來的復甦和繁榮也是不可避免的,沒有永久的衰退,也沒有永久的危機。
因此,在一個危機狀態當中,你手頭有錢的話,當然是併購的好機會,從道理上來說是如此。但是如果市場低迷,經濟發生困難,不是由市場自然規律引起的,而是由什麼其他因素所引起,譬如疫情,這就很難講了,因為如果這些因素不排除,經濟就不會好轉,不是自然週期所造成的,也無法判斷什麼時候這些因素會改變。
楊曉磊: 人民幣的併購市場一直沒有真正成型的買方,就是人民幣併購基金的GP,這是因為我們的商業環境還不夠成熟,很多企業家或經濟體不太希望控制權轉移,還是說缺少LP對這類產品感興趣?
還是說缺少一個職業經理人的圈層,做了併購之後沒有很好的人去管一個垂直領域的企業?還是缺少能操盤這樣大的併購基金的管理人?你認為人民幣的併購基金一直沒有太發展的原因在哪?
單偉建: 私市股權投資分幾個不同的型別——風險投資、成長性投資、buyout(控股性收購),在任何一個市場都以不同形式存在。在亞洲市場你看絕大部分資金都流入到風險投資和成長性投資,流入到buyout的資本金就很少,實際上全球都是如此的,做buyout是比較辛苦的。
做成長性的投資往往就是搭順風車,投入了,然後你就等著看好吧,一般來說你沒有什麼可做的,你不能控制它,你不能左右它,退出也不是你的事,它去上市了你退出,它不去上市你不見得能退出。所以一般來講,做成長型的投資是相對輕鬆的事情。風險投資基本上也是如此,你就搭一個車。
你做併購、控股型的投資就不一樣了。打個比喻,就像開公交車一樣,你如果是司機的話,你想在哪停就在哪停,你想什麼時候下車都可以。但你要是乘客的話,就只能是車停了才能下。搞併購實際上就是司機,搞成長型或者風險型的投資,就是個乘客,作為乘客,你投後需要做的稍微少一點。
做併購,你把人家的管理權給買了,買了之後幹什麼?怎麼去改善它的經營?怎麼去增加價值?這要有一整套的系統,像我們投後的經營團隊,這個經營團隊怎麼和管理層工作,怎麼找到最好的管理層等等,所以要求的技術含量稍微高一些。這就是進入門檻。並不是誰有了錢就可以做控制性收購,所以做buyout的相對少一些。
太盟一直在做併購,不能說buyout市場不存在,只能說做的人相對少一點。
“讓交易中的所有人都獲利”
楊曉磊: 年初,我在北京見了一個從香港回來的朋友,他說了一句話我其實挺驚訝的。他說在香港中環,經常有人提起說,“單偉建是一個能在一筆交易中照顧到所有人的金融家,讓交易裡面的所有人獲利。”
你聽過這句話嗎?
單偉建: 這不是別人說的話,我在《金錢博弈》這本書裡面提到過這一點,就是你投資必須得設身處地為對方想,你如果光為自己想,不為對方想的話,談判肯定談不成。你要是考慮到對方的利益,當然也考慮你自己的利益,當這兩個利益重合形成一個雙贏局面的話,就比較容易談成。一個人只是考慮自己的利益,不考慮對方利益的話,很多事情都很難談成。
楊曉磊: 基於這個大原則,哪個案子是你最滿意的?達到了你的預期,甚至超過你預期的?
單偉建: 《金錢博弈》本身就是在講我們怎麼在談判當中使得最後一個交易框架對於雙方來講都比預期的要好。比如我們去收購一個破產的銀行,我們最擔心的是什麼?不良資產。今天這個不良資產作價可能是5毛錢了(數字僅作為舉例),不是一塊錢了,經濟恐怕一時半會不會好轉,甚至恐怕會惡化,所以不良資產從5毛錢可能要跌到3毛錢,你現在投進去的話,是不是會承擔很大的風險?這是我們最擔心的。
從政府的角度來講,它最擔心的是什麼?我今天5毛錢賣給你了,明天經濟復甦了,價值從5毛錢自然到了6毛錢,這不是國有資產流失嗎?我就是賤賣國有資產,把國有資產拱手讓人了,這個責任非常巨大。所以談判就很難談得成。我們需要政府來承擔下行風險,政府當然不願意承擔下行風險,甚至覺得你這5毛錢是少算了。我們認為,如果考慮將來的風險,應該作價4毛錢。政府認為起碼6毛錢。你說我們之間的差距不是很大嗎?這就很難談了。
最後我們談成一個什麼樣的交易架構呢?我在書裡面做了一個很詳細的解釋,把矛盾解決了,怎麼解決的呢?簡單來講,“現在不作價,將來作價”。
這樣你就會比較放心,因為政府不用擔心未來漲了,現在賤賣了。對我們來講,我不用擔心兩年之後如果這資產再跌了怎麼辦。把最終定價的時間推後兩年就對雙方都有利。對政府有利,對於我們來說也不承擔風險了。所以你可以找到一個交易架構,對雙方都有利。
直覺上這話聽起來有點矛盾,其實不是,在很多交易當中我們都能設計出對雙方都有利的結構。
楊曉磊: 這種結構的設計來自於靈光乍現,對人性的判斷,還是經驗?支援這個事背後的技能是什麼?
單偉建: 當然是經驗。韓國這個案子最後的解決方法不是一開始就有的,是經過幾個月的探討,反覆的較量、談判,最終趨向了這麼一個模式。有經驗的話,往往可以有更多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你首先要設身處地考慮別人的利益,你才能夠去解決你的問題,也解決他的問題。你連他的問題在哪都不知道,怎麼去解決他的問題呢?
楊曉磊: 在談判過程中,你對於對手的心理很有洞察,比如你會把財務模型交出去給韓國政府看。
單偉建: 這是非常少見的,是一個特例。特殊情況在於對方是政府。官員是不能承擔風險的。你和私人老闆談判,他承擔風險還有好處,收益也是他的。對於政府官員來講,承擔風險收益不是他的,但是出了問題都是他的責任。所以和政府談判的話,你要想讓他放心,透明是非常必要的。
楊曉磊: 過去這麼長的職業生涯中,在你考慮了兩方利益,尤其考慮了對方利益以後,出現過那種回報不及預期的結果嗎?
單偉建: 每個投資人都喜歡跟你講過五關斬六成功的案例,沒人跟你講走麥城,但沒有一個投資者沒有走麥城的經歷,因為這是早晚的事情,你只有在有失敗經驗的時候才能汲取教訓,才能更少地失敗。
“少賺點死不了人”
楊曉磊: 有什麼錯過的嗎?咱們不談失敗,有沒有那種看走眼了,被pass掉了,但回頭案子成長性非常不錯的,有這種情況嗎?
單偉建: 不可計數。因為我們投資很保守,你要保守的話,自然就會失掉很多機會。但是我們做的是併購業務,動輒幾億美元,甚至幾十億美元的投資,因此你不能承擔很大的風險,輸不起。
過去十年,在投資圈有一個重大的辯論,應該要成長型的投資還是價值型的投資?過去十年,做成長型的投資幾乎是點石為金,只要投就行,一定會有很好的回報。像巴菲特這樣屬於價值型的投資,在過去十年實際上很不吃香,因為回報率和成長型投資的類別相比實在沒有什麼可誇耀的地方。但是去年下半年到現在,形勢就扭轉過來了。Tiger global的基金專注成長、科技股的投資,已經跌了一半了,Softbank虧損也非常嚴重。所以做這樣的投資,就要承擔很多風險。比如每日優鮮,這樣完全沒有利潤的企業,完全靠資本金支撐的新經濟企業比比皆是,投資者承擔的風險是很大的。承擔風險小的話,回報可能就會低。在市場下行的時候,價值投資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巴菲特現在翻身了。
我們主要做併購,一個專案幾億、幾十億美元投,一筆也不能虧,你要是一筆丟掉了的話,整個基金就可能砸了。我們去年最大一筆投資是28億美元,你要丟了28億美元的話,那日子還能過嗎?過不下去了,就得關門了。所以我們會非常保守,沒有很確定的時候就不大敢投。因此你丟失的機會就會非常多,你說有沒有丟失的機會,幾乎天天都在丟失機會,因為你不願意承擔風險,你就會丟失機會。
但是,丟失機會不要緊,你看我們現在手頭上管著500億美元,一個專案就是投幾億美元,最重要的是不要丟錢,不是說賺多少,你少賺點死不了人。你要是賠了錢的話,按照美國人的話來講,有些腦袋就要掉了,這個活兒就保不住了。
楊曉磊: 除了併購業務,你們也投奈雪的茶、%Arabica這些新消費品牌,儘管比例很小,是不是為了投點小錢去了解新興市場,看懂這個行業,以便於你們以後做大的併購時就能更瞭解這個產業了?
單偉建: 我們有一個比較小的所謂成長基金,這個成長基金當然就投成長型的企業。但即便做成長基金,我們也相對保守,必須考慮現金流的倍數,必須有品牌、有進入壁壘等等。奈雪的茶是一個增長型的企業,我們認為它有很好的品牌和產品,所以比較有優勢的,這是一個很小的投資。%Arabica,投資規模不大,但是我們有控股權。
楊曉磊: 做併購,懂這個產業有多重要,還是說有財務管理的知識就可以了?
單偉建: 你當然要對行業非常深入地瞭解,有時因為了解,你才能捷足先登。我們在2017年收購了盈德氣體,現在盈德氣體和寶鋼氣體合併在一起,叫氣體動力技術公司,它生產氧氣、氮氣、半導體工業需要的特殊氣體等等,佔市場份額40%左右,一年現金流超過10億美元,是規模很大的公司。盈德氣體以前是香港上市的公司,我們2017年把它給私有化了,之所以能夠很快把交易完成,就是因為我們對工業氣體的行業有很多年的瞭解,包括我本人以前在摩根銀行的時候專門給一個工業氣體公司做過顧問。由於瞭解行業優勢在哪,所以一旦機會出現,我們馬上就把它抓住了。
楊曉磊: 併購很重要的一步在於創造價值,投後團隊的能力邊界會侷限於某些產業或賽道嗎?
單偉建: 我當教授的時候是教管理的,但那時我從來沒管理過任何一個公司。各個行業不一樣,因此管理也不同。但是有些東西是共通的,比如你的財務控制系統、考核系統、激勵制度基本上是共通的,所以投後經營團隊不是讓他去管這個企業。比如我們收購了一個公司,我們一定要找這個行業最好的管理者,我們和他們一塊合作,我們這個經營團隊和管理層合作並不是取而代之,並不是越俎代庖,而是幫助他們在戰略上出謀劃策,給他提供資源的支援,幫助他設立股權激勵制度、考核制度,建立財務系統,這要求一般性的知識,而不是行業知識。
楊曉磊: 在一個交易裡面或者在日常工作中,一定有多個角色跟你合作。你的LP、你的合夥人、你的員工、你面對的交易對手(企業家),在合作過程中,如果說工作中要向誰負責的話,會有個排序嗎?你主要是解決LP的問題,企業家的問題,還是解決合夥人的問題,有大概的順序嗎?
單偉建: 你問了一個非常經典的問題,什麼經典問題呢?就是“我和你媽都掉到水裡你先救誰”。
我們不是如此思考問題的。我們說Fiduciary duty受託人責任,責任當然都是對LP的責任,但是做事情,要負各種各樣的責任,所有責任都要考慮進去,有對投資人的責任,對員工的責任,對投資物件的責任,有社會責任。你如果沒有社會責任,你的投資者,大部分機構投資者也不會答應,也不會在你這投資,所以所有這些責任都一定要考慮到、都要做到位。英文講Integrity,我看到有三個不同的翻譯,“正直”,“節氣”,還可以翻譯成“廉正”。做投資最重要的就是要廉正。所有的利益和責任都一定要考慮在內,不能說這個可以犧牲掉,然後我更多考慮那個利益,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盡到所有的責任。
楊曉磊: 新橋和TPG的經歷對你構建太盟的文化有影響嗎?
單偉建: 當然有一些,比如我們在新橋、TPG時制定的政策是投資委員會要一致同意才能通過一個投資專案,每個委員有一票否決權,現在太盟基本上也是如此。
楊曉磊: 所以太盟沒有“絕對權威”這個概念嗎?
單偉建: 絕對沒有。很多投資公司都有一個絕對權,一個人說了算,我覺得這是非常危險的。為什麼?因為人無完人,犯錯誤總是難免的,如果一個人就可以決策的話,你犯錯誤的機會就比較多了。如果每個人都有否決權,集體犯錯誤的機會就會小得多。像我們這樣的投資第一要求是不賠錢,所以就必須首先避免犯錯誤。
《拾日談》欄目介紹:作為投中資訊CEO,楊曉磊每年向十位傑出的中國投資家發起邀請,和每個人坐下來,做一次人生經驗和商業思考兩個維度的深度交流,旨在透過傑出的商業頭腦,為中國的商業思想領域保留必要的公共財富。 本欄目由【投中網聯合騰訊新聞】共同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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