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説4000億引導基金正在愁如何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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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APITAL

退出壓巨大,這是當前政府引導基金的現狀。

本文3327字,約4.7分鐘

作者 | 安多  編輯  |  吾人

來源 | 融中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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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新的錢進來,就需要退出後分配的錢拿回來,才能再持續投資。”某地引導基金負責人肖謙告訴融中財經,“但是經過幾年嘗試,大部分引導基金髮現,想要退出非常難。更不要提返投。”

當前,約4000億規模的引導基金正進入退出期,約1萬億規模的引導基金將在未來兩年即將進入退出期。

誰在裸泳,哪家頭部GP不靠譜,已經清晰可見。

回顧過去幾年業績,真正幫助引導基金賺到大錢的GP屈指可數。“整體看,母基金虧錢的不多,但是賺錢的也不多。”一位業內人士直言。“即便一些頭部GP,業績也是不盡如人意。”

01

“奇怪的是,財政資金這麼緊張

居然還有政府引導基金落地?”

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累計設立1988只政府引導基金,目標規模約為12.45萬億元人民幣,認繳規模則達到約6.16萬億元人民幣。

從數字上看,政府引導基金的規模正在穩中有進的持續放大。

但從另一層面看,財政出資,已經正在放緩。最近3年以來,因疫情影響,多地財政收入持續緊張。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增加約1.5萬億元、規模近9.8萬億元,增長18%。這個數字,是多年來的最大增幅,強化了中央對地方的財力“輸血”能力,體現了中央對地方“真金白銀”的支持。

近幾年,各地方政府強化三保,即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從而讓地方政府能夠有更多的財力把“着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目標任務落細落實。

但事實上,越到基層,財力越緊張。

疫情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疊加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結構性、體制性、週期性問題,導致近幾年來我國經濟持續面臨下行壓力。而且,當前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地方政府承擔了較多事權,支出責任較重。可以説,經濟因素加之財政體制因素,給地方財政運行帶來較大困難。

深圳市財政局8月底發通知稱,要堅持過緊日子,嚴格政府採購進口產品審核管理、嚴控活動經費等。去年深圳GDP曾突破三萬億元人民幣,名列世界城市第十強。

歷來都是正收入的深圳、上海,都是負收入,全國財政全面緊張。

今年,常態化核酸加重了財政壓力,也直接影響到政府引導基金的出資。

一般而言,政府引導基金都是財政直接出資。如今,財政緊張,也促使一部分地方引導基金出資困難。“我們當地需要有返回的錢才能持續投資。” 肖謙表示。

但另一個角度看,今年來,先後成立了多隻百億地方引導基金,似乎打破了財政緊張的傳言。但事實上,大多數百億規模的基金並不能如願落地。

“主要是把口號先喊出去,距離落地差的還很遠。”

從政府角度看,一些100億規模引導基金,都是分批出資,首期10億、5億,甚至2億的都有。“2億基金,出資3、4只子基金。”某頭部機構IR負責人張華直言,“但是子基金募資也非常難,起碼也要募一年,引導基金末尾出資,如果子基金募不到,就不會出資。”

夢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財政巨大壓力下,不少鉅額基金的募資都很難落地。

02

“能賺錢的GP不多

    但大多數不會大虧”

事實上,細數當前市場上的子基金,能賺大錢的還是少數。

趙江是一家華北某家引導基金總經理,他直言,即便是市場化頭部GP,帶來的也就是紙面富貴。“GP來談合作,一説就是我們IRR如何,但落到DPI,特別優秀的比較少見。”

雖然政府引導基金並不以賺錢為目的,但是隨着財政緊張,能賺錢當然是錦上添花。

當然,市場上也有為引導基金賺大錢的GP,“我們投了一家二三線的小GP,某隻基金DPI超過900%。”趙江透露,該基金主要投資天使階段,投向主要是TMT。事實上,這隻基金規模在2000萬上下,投資了20餘個項目,能賺錢的不足5個。但是正是這5個項目,帶來了極高的回報。其中一個項目,投資200萬,回報倍數高達600倍。

縱觀早期機構,能有這樣業績的並不多見。有意思的是,這家GP並沒有出現在早期各類榜單中。

有些GP規模小,投資較為靈活,能帶來超預期回報。但同樣,也有一些明星GP,同樣“超出預期”。

“投了一些明星機構,差的超出預料。”肖謙榮坦言,“他們倒是常常出現在各類榜單上,但創始人就是吉祥物一樣的存在。壓根不看投資,就負責當募資‘網紅’。”

“我們在爭取引導基金的時候,也很納悶,為什麼會投資網紅投資人?他們差的具有普遍性啊。”張華頗為費解。

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幸福的家庭總有相似。GP也是。

但從總體看,因為引導基金分散投資的模式,以及FOF天生的保守基因屬性,政府引導基金出資的子基金,雖然賺的錢不多,但真的虧損的也是少數。

那麼回到引導基金出資的首要訴求——返投上。能達到嗎?

“我們給子基金介紹本地項目,但基金管理人看不上。” 趙江回憶,“大家都尷尬。”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剛開始談合作的時候,大家拍肩膀都是兄弟,等引導基金完成投資後,大家見面可能就是拍桌子了。”

返投已經成為一個較大的難題。

雖然業內投資人都意識到,引導基金給錢,就需要GP將資金儘可能投在當地,但在操作層面看,確實有一定難度。

尤其是地區創業環境不佳、沒有強力產業的地方。只靠VC/PE的到來,也無法幫助其梳理一個新的產業鏈生態。內在培育還是關鍵。

一些地方引導基金雖然有錢,但是企業資源並不豐富。最近,某地政策優惠力度極大,但從投資人角度看,並沒有支柱產業。“但是房價已經炒到6-8w。”趙江看來,這類地市級引導基金雖然有資金,但是頭部機構在選擇時,仍然會較為慎重。

03

政府引導基金:追責制還是免責制?

為了更好的進行市場化發展,政府引導基金也在積極創新。一個典型就是,開始進行直投甚至是S基金業務。

追其根本,政府引導基金搞直投,一個較大的原因還是為了賺點錢。

“財政緊張,我們自身也會覆盤,如果有一天出現某種新的出資方式取代引導基金模式,我們何去何從?”董娜是一家政府引導基金旗下的國企管理平台負責人。“我們將自己定位為創業公司,所以我們同樣也有危機感,希望找到第二增長曲線。”

答案是直投。

“引導基金做直投是有一定優勢的。”董娜介紹,“最開始,子基金推薦項目問我們是否跟投,有了幾次嘗試後,我們與某家基金管理人共同成立直投基金,進行共同決策,同時團隊也在不斷學習。”

引導基金對於當地政策、項目較為熟悉,有了首隻基金的試水後,董娜帶領團隊開始進行自主投資。“我們積累了大量的數據,順勢而為,又開展了S基金業務。目前,我們投資的一些項目已經有了退出收益,從而可以更好的激勵團隊。”

雖然被稱為“金主爸爸”,但事實上,引導基金的投資人賺的並不多。

不同於市場化機構,可以靠較高的薪資吸引人才,引導基金的糾結在於——乾的活不少,但拿的錢不多。

張華坦言,“我們的LP真的24小時在線,有什麼事第一時間就能找到人。”

但這樣的高強度工作,卻並沒有與之相匹配的薪資,這也是引導基金極容易流失人才的一個關鍵問題。

近兩年,引導基金為了更好的激勵制度、更強的賺錢效應,紛紛試水直投,但與此同時,也暴露了另一個問題——如何界定責任。是免責,還是追責?

今年,多地母基金探索容錯機制、放寬投資比例。

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曾表示,即使失敗,也要對天使母基金從業人員免責,“當時我們研究的時候,就是講,規則、規矩定好之後,所有的政府官員不再參與,交給市場去運作,由母基金和子基金去運作。我們的從業的人員只要沒有道德風險,我們要寬容、要包容。只要沒有道德風險,沒有營私舞弊、沒有貪污等等,我們都是免責的。”

作為熱門風投之城的合肥市委書記虞愛華也説過:投資的風險肯定是黨員幹部擔,特別是主政者,要敢於擔風險。“只想保險,怕擔風險”幹不成事。當然,擔當作為不是膽大妄為,必須基於科學的決策、嚴密的程序。“有多大的擔當,幹多大的事業。縱觀合肥,許多成功戰例,都是基於科學的決策和嚴密的程序,都是與企業先‘共患難’,然後才‘同富貴’。京東方、蔚來汽車的成長,就是最好的證明。”

今年以來,威海、濟南等多地都發布了相關政策。比如今年2月,浙江省財政廳出台《省產業基金投資運作盡職免責工作指引(試行)》,保護相關工作人員敢於擔當、積極履職,營造改革創新、支持實幹的良好氛圍,着力破解“不敢投”“不想投”等問題。

在更加寬鬆的機制下,引導基金有望在直投方面,放開手腳。通過政府引導基金投資當地項目,從而帶動市場化機構的入駐,很可能是未來地方發展區域經濟的一個重要辦法。

畢竟,想要指望VC/PE的到來,建立支柱產業,仍有一些不現實。

(文中肖謙、張華、趙江、董娜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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