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兒少錢多”的職場人為啥也不幸福?看耶魯前教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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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網 | www.ceweekly.cn

文 | [美] 大衛·格雷伯

我們都聽過這樣的說法,說人類總是傾向於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選擇,也就是說,我們會選擇用最少的付出,不管是時間上的還是精力上的,來換取最大的利益。這樣的說法我們多半是同意的,尤其是我們抽象地探討這類問題時。另一方面,我們自身的經驗也好,我們身邊人的體會也好,統統在告訴我們這樣的說法漏洞百出。

我想探討的不僅僅是人們從事“無意義”工作的時候為何如此不開心,還想更加深入地思考這種不開心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人性以及人類本質。

當著閒差卻無所適從

我先來講埃裡克的故事吧。

埃裡克的第一份工作是為某家大型設計公司提供介面管理服務。該介面是一個內容管理系統,這家設計公司位於英國各地的7個辦公室靠它進行資訊共享。

埃裡克:“我每天做的其實就是推銷和管理這個功能低下、毫不受歡迎的東西。就這麼‘工作’了幾個月以後,我發現我大部分時候啥都不用做,也就是偶爾有設計師會問問如何上傳檔案,或者如何在系統地址簿上搜索某個電子郵箱地址什麼的。”

這份他認為毫無意義的工作很快促使他做出了一些不那麼明顯的反抗行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埃裡克的行為越發出格,他希望能逼到老闆忍不下去把他解僱。

許多人會覺得埃裡克這份工作簡直就是夢想中的工作啊:什麼都不用做卻可以領大把的錢;幾乎處在無人監管的狀態下;工作中沒人不尊重他,還可以鑽公司制度的漏洞。可是儘管如此,他還是漸漸被“摧毀”了。

到底為什麼?

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它反映出來的問題是社會階級的問題。在這裡,他遭遇了這樣的真實世界:只要目前還需要,給埃裡克這樣的人一個輕鬆且高薪的崗位就不算什麼;埃裡克崗位的存在就是合夥人之間惡作劇的產物。

再看魯弗斯的敘述,或許能讓我們略微瞭解一下這類人常常感受到的困惑。

魯弗斯:“我拿到這份工作是因為我爸,他是公司的副總。他們派我處理投訴。考慮到這是家號稱研究生物醫學的公司,退回來的產品都被視作生物危害物,所以我有大把時間獨自待在一個房間裡,沒有其他人,不受任何監督,基本也沒有什麼工作要做。我對這份工作的大部分記憶都停留在玩掃雷遊戲、聽播客節目上。”

“當然,我確實也花費了一定時間研究電子表格軟體,也會看看Word文件有沒有什麼更新,以及其他一些事情。但我敢保證,我對公司的實際貢獻為0。我在辦公室的時候一直戴著耳機,對於身邊的同事和分派給我的‘工作’,我給出了可能範圍內最少的關注。”

“我痛恨在那裡度過的每一分鐘。事實上,大部分日子我都會提前下班回家,午休也要休兩三個小時,上廁所一上就沒邊兒了(其實出去溜達了)。對此,沒人說過我一句。我每一分鐘的上班時間,不管我有沒有在‘上班’,我都拿到了報酬。”

回想起來,似乎這份工作還是一份理想工作呢。

回想這份工作時,魯弗斯發現當年這份工作似乎划算得不得了。他困惑了,他搞不明白當年的自己為何如此痛恨它。當然,他不可能一點兒都不知道當年的同事是如何看待他的:老闆的孩子,工作的時候隨便弄弄就能拿到錢;大家都不敢跟他說話;上司明顯也被打過招呼,不要去幹涉他。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喚起同事之間的溫情。

不過,魯弗斯的故事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如果魯弗斯的父親本就沒打算讓魯弗斯在這份工作上有所作為,那麼一開始又為何要把他放到這個位置上呢?父親完全可以每個月直接給魯弗斯零花錢,或者給魯弗斯安排個能真正有所作為的崗位,訓練他、培養他的工作技能,然後稍微花點心思確保魯弗斯能良好地完成他的工作職責。可是他並沒有這麼做,他似乎覺得對兒子來講,真正獲取工作經驗比不上“我有份工作”這個說辭來得重要。

這一點很令人想不通。更令人想不通的是魯弗斯父親的做法並非個例,相反,在當下,這是極其普遍的操作。人們覺得年輕人應當去工作。不過,這份工作是否有意義很多人並不重視。事實上,如同魯弗斯,壓根兒就沒人指望這些年輕人去參與實實在在的工作,只要他們出現在工作場合並做出工作的樣子就好了。我獲得的反饋中,有不少學生吐槽了這個現象。

 

我們為什麼會錯判人類做事的動機

首先,我們不妨問一問,為何我們會做出“活兒少錢多”的人“應當”覺得自己幸福這樣的判斷?

根據古典經濟學理論,“經濟人”即“理性經濟人”(按照古典經濟學理論做事、行為可被預測的典型人)的行為主要通過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來驅動。經濟學家拿來迷惑客戶或公眾的數學等式都基於同一個簡單的假設:所有人,只要擁有自主支配權,就一定會採取價效比最高的行為,他們會選擇那些消耗最少卻能獲得最大收益的行為。

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可問題是這種說法並不廣泛適用。對於人類生活的諸多領域,且有時恰恰是那些被我們歸到經濟學範疇的領域,並不符合該說法。如果人們擁有了完全的自主決定權,一想到未來無有用之事可做,幾乎沒有任何例外,他們心中的痛苦只會加重。

有無數的經驗證據能支撐上述說法。這裡我們可以分享一些特別有意思的情況:工人階級若是贏了彩票成了千萬富翁,幾乎都不會辭去以前的工作(如果真辭了,大部分人很快就會後悔)。在有些監獄,囚犯吃住免費,還不用工作,這種情況下,剝奪他們在監獄洗衣房熨衣服、在監獄體育館刷廁所和在監獄車間替微軟公司包裝計算機的資格,正是一種懲罰手段。哪怕熨衣服、刷廁所、包裝計算機等工作是沒有酬勞的,哪怕囚犯有其他收入來源,他們依然能感受到被懲罰。然而哪怕是最自私的人最終也會發現,比起辛苦萬分還不賺錢地勞作,整天坐著啥都不幹而只看電視的命運會讓人更難以忍受。

再舉個例子,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將囚犯連續單獨囚禁超過6個月會造成物理可見的腦損傷。人類不僅僅是群居動物,人類的社交屬性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一旦被剝奪與他人交往的機會,身體機能就會開始衰退。哪怕冷漠老練的罪犯也往往更願意勞作,而不是傻坐著什麼都不幹,後者在他們看來更加難以忍受。

為何會如此?人類的這種心理特點究竟有多根深蒂固?對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答案就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

早在1901年,德國心理學家卡爾·格魯斯就發現,嬰兒在第一次發現自己的所作所為能對這個世界產生可預測的影響時,會表現得異常開心。而這種影響是什麼,以及對嬰兒是否有益,都跟這份開心毫無關聯。比如,某個嬰兒隨機動了一下胳膊,鉛筆就動了,然後它發現自己重新做一次剛才那個動作,鉛筆又動了,這個嬰兒的臉上就會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對此,格魯斯創造了“身為原因的快感”這個說法。

格魯斯的發現(之後的100年,各種實驗證據都證明了此結論的正確性)暗示著,尼采所說的“權力意志”背後或許有更為簡單的動機。嬰兒之所以能夠逐漸意識到自身的存在,能夠體會到自己是獨立於周圍世界的個體,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察覺到“自己”是某事發生的肇因。同時還有一點很重要:從一開始,嬰兒的這種意識都會由某類愉悅作為標記,這種愉悅成為後續所有人生體驗的基本背景。人類對自我的覺察是建立在行動基礎之上的。

我們對自身存在的覺察,對自身作為獨立個體區別於周圍環境的領悟,很大程度上來自一個愉快的發現,即自己能夠對周圍環境產生可以預料的影響。嬰兒時期如此,一生亦如此。把這份愉快徹底奪走,就好似用腳將人踩扁,跟踩扁小昆蟲似的。

太多人因領了工資卻沒有實際事情可做而感到憤怒、難以忍受、倍感壓迫,這到底是為什麼?人是依賴社交的存在,如果失去了和他人經常接觸的機會,就會開始萎縮,甚至肉體上也開始衰弱。人類之所以覺得自己是自主存在,是與世界和他人分離的獨立體,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覺得自己可以按照可預測的方式對世界和他人產生影響。一旦被剝奪這種擁有力量的感覺,人類就什麼也不是了。

那麼或許我們可以開始理解,為何“無意義”的工作會對人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僱用你的時候,你感到自己是因為有用才獲得了這個崗位,若結果發現事實不是如此,這種讓你產生自己有用的錯覺,然後再被否定的經歷,不僅僅是對自尊感的摧毀,還直接動搖了自我意識的根基。一個人一旦停止對世界產生有意義的影響,那這個人就不復存在了。

我們需要承認,並不是所有這些工作從事者的處境都很糟糕。少數從事者表示總體而言對自己的處境還是相當滿意的。YouGov的民意測驗顯示,雖然英國有37%的人覺得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但對自己工作不滿意的人只有33%。

因此,從邏輯上來算,起碼有4%的人雖然覺得自己的工作無用,但是依然樂在其中。或許這個比例要更高。根據荷蘭的民意調查,這個資料大約是7%,也就是說,認為自己從事無意義工作的那40%的群體中,有18%的人表示自己上班起碼還是有點開心的。

(本文摘自《毫無意義的工作》,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作者系美國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先後任耶魯大學副教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本文標題為編輯所加,內容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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