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讓我們更加憤怒了嗎?

語言: CN / TW / HK

梁曉健騰訊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易怒的時代。

知名諮詢公司蓋洛普從 2005 年開始追蹤全球情緒狀況,根據最新調查結果,2020 年的消極情緒指數為過去 15 年最高。[1]消極情緒往往包括悲傷、憤怒和憂慮等。儘管新冠疫情可能加劇了整體消極情緒,但疫情發生之前,全球的消極情緒指數已經持上升趨勢:2006 年該指數為 26,2017 年開始攀升至 30,2020 年為 32。就憤怒這一情緒而言,2016 年開始,感到憤怒的人數也在持續增加。

與情緒的憤怒化趨勢並進,這十幾年來,全球逐漸步入社交媒體時代,資訊爆炸使得人們所處的資訊環境空前複雜。社交媒體不是虛擬的,也不僅僅是現實的投射,而成為現實的一部分。據 2022 年 1 月的統計資料,全球網際網路使用者平均每天花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超過 2 小時,[2]這一數字預計還會持續增長。

當我們在社交媒體上花費的時間越來越多,當我們習慣於在社交媒體上交流並接收資訊,我們有必要審視社交媒體的影響,尤其是對情緒的影響。

圖片來源:《社交網路》

資訊:刺激的增多

社交媒體上的資訊龐雜,不乏刺激使用者神經的資訊,加之這些資訊往往是短的、去語境的,很容易造成誤解。作為結果,開啟一個社交媒體,不難找到製造社會對立乃至鼓吹仇恨的資訊,挑撥使用者情緒的行為也並不少見。

網路噴子,是社交媒體上激發憤怒情緒的重要推手。國內外社交媒體,都常常可見網路噴子以及類似的“鍵盤俠”“槓精”,這些使用者使用社交媒體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交流,而是“反交流”:他們常常沒有來由地製造爭端,用語言挑釁甚至攻擊他人。

具有匿名性的社交媒體,成為他們理想的洩憤工具。有研究發現[3],網路噴子的核心情感是恐懼和憤怒,二者都是帶有敵意的情緒,從而驅使他們強烈的表達慾望。

情緒具有傳染性,憤怒也不例外,憤怒能在社交媒體上激發更多的憤怒。一項基於數百萬條微博推文的研究發現,[4]憤怒比快樂更容易沿著弱關係(weak ties)傳播,而許多社交媒體都以弱關係為主,這意味著憤怒更容易擴散至不同的社會關係網路中。

但在這些解釋之外,也有必要認識到社交媒體資訊的生產機制。使用者和社交媒體的取向可能並不一致。使用者更希望通過社交媒體獲得情感慰藉、增長知識、累積人脈,但社交媒體(包括平臺和各類賬號)的目標可能是讓使用者點贊、評論、轉發,儘可能在平臺上停留更長的時間,從而獲取更多的注意力資源,並進而獲得廣告主的青睞。而激發憤怒情緒,可能是一種有效且低成本的吸引注意力的方式。

人本身就難以抵禦憤怒的誘惑,使用者也不會聚精會神地審視社交媒體上的每一條資訊,甚至某些使用者本身就抱有尋求神經刺激的心態,使得激發憤怒情緒的資訊,更容易被點選被轉發。當這些資訊積累了足夠的熱度,又會因為演算法推薦而提升曝光度。

2021 年 9 月,臉書的前員工弗朗西斯·霍根(Frances Haugen)公開了臉書的數千份內部檔案,稱臉書把商業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前,並沒有如其所對外宣稱的那樣去處理仇恨、暴力和虛假資訊,加劇了社會撕裂,這使得臉書陷入了劍橋分析醜聞以來最嚴重的危機。[5]

根據霍根披露的內部檔案,臉書在 2018 年更新了演算法,以促進“有意義的社會互動”(meaningful social interactions)。新的演算法在推送資訊時,將優先考慮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如評論和點贊,但過激言論和聳人聽聞的資訊最能引來使用者互動,因此這一演算法實際上激勵了與憤怒、社會分裂、暴力相關的內容,煽動了偏激言論並助推了憤怒情緒的擴散。

霍根認為,臉書很清楚平臺的各種危害,也具備處理虛假資訊的能力,但一直沒有行動起來,因為這將與公司的利潤增長相沖突。不過臉書否認了這些指控,迴應稱,認為臉書鼓勵垃圾資訊傳播並且毫無作為是不符事實的。

圖片來源:《社交網路》

關係:身份模糊與衝突

憤怒是一種情感,表達憤怒是一種行為。現實中,即便人們難以抑制自身的憤怒情緒,但卻能夠較好地約束表達憤怒的行為,在社交媒體上,這一約束機制卻弱化了。

匿名性常被用來解釋網際網路上的情感宣洩行為,當用戶可以隱藏真實身份,便可以口無遮攔,因為沒有人可以追責。線上下交流中,人們的關係是多重的,需要進行各種各樣的合作互動,個體需要預估表達憤怒所帶來的後果,因此需要剋制自己釋放情緒的衝動。

相比之下,在社交媒體上,絕大多數人沒有線上下見面交流的機會,僅僅偶然相遇在雲端,即便出言不遜也不會有太嚴重的後果,因此更加敢於表達自身的憤怒。換言之,表達憤怒的懲罰機制失效了。

此外,匿名意味著身份模糊,使用者難以判斷其他使用者的真實身份,而身份與憤怒的流動息息相關。從社會學視閾切入,情緒與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表達憤怒是一種彰顯權力的方式,社會對於憤怒的表達有著各種各樣的規則,這些規則界定了哪些身份有權力表達憤怒,而哪些身份的憤怒是粗魯的、冒犯的——

父母可以對孩子表達憤怒,老師可以對學生表達憤怒,領導可以對下級表達憤怒,但當這些表達憤怒的關係逆轉,我們就會覺得“不太恰當”。因為總得來說,積極的情緒常常由下層流向上層,而負面的情緒由上層流向下層。

憤怒是一種負面情緒,地位高的身份有著更多表達憤怒的權力,地位低的身份雖然也會感到憤怒,卻不敢釋放這一情緒。而因匿名導致的身份模糊,混淆了權力界限,使憤怒表達更加自由。

憤怒常常引發暴力,網路暴力也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的話題。相比於憤怒,暴力和權力的聯絡甚至更加緊密。耶魯大學社會學暨政治學教授羅傑 古爾德在其著作《意願的衝撞》中指出,暴力行為與人際關係的結構型別有關,暴力衝突更有可能發生在社會地位相似者之間。

當一個人向同級的人表達憤怒時,對方並不會受到社會規則的約束,有足夠的膽量回應對方的憤怒,當雙方都不願妥協,就有可能滋生暴力。對社會等級的不同理解也容易引發暴力衝突,例如在傳統社會等級秩序遭受破壞或挑戰之時,人際衝突和群體間暴力將變得更為頻繁和激烈。因此,清晰的社會身份能夠控制憤怒的流動,當身份和社會地位被明確規定時,人們會更加剋制自身的行為。

但是,社交媒體模糊了人們的身份。在社交媒體上,使用者常常難以判斷對方的真實身份,控制憤怒表達的社會機制失效了,使用者更敢於釋放憤怒的情緒。一旦出現不同的觀點和立場,就容易出現衝突,甚至發生話語暴力,任何一句稍有爭議的話語都可能成為一場暴力的導火索。

這也是為什麼,在匿名性較強的社交媒體上,衝突比熟人社交佔主導的平臺更多。匿名性賦予我們更多的表達自由,然而讓每個人的自由得以實現,代價或許就是衝突——畢竟你我的自由,可能不是同一種自由。

技術:社會與物質

除了情感宣洩型的憤怒,社交媒體上還有一種常見的憤怒——道德義憤(moral outrage)。道德義憤大致指人們為他人的非道德行為感到憤怒,道德義憤是一種強大的情感力量,會驅使人們羞辱和懲罰違背道德的人。但當他人的不義行為沒有損害我們的自身利益時,為什麼我們要感到憤怒?

這有很多種解釋,其一是道德義憤能夠發揮震懾作用,警示他人違背道德會遭受懲罰,從而減少社群內的不義行為。另一種解釋是,道德義憤能夠讓人與不義者割席,彰顯自己的道德水平,證明自己是可信的。道德義憤可以是善的,它通過追究道德責任來增強群體的凝聚力,但也有惡的一面,對他人的羞辱和懲罰可能引發暴力行為而加劇群體衝突。

人類的心智是一個由大腦驅動的具有認知和情感功能的複雜系統,而大腦的基本構造又源自進化過程,換言之,我們的情感表達受到進化的限制,道德義憤也是一種伴隨人類進化而形成的機制。

人類的大部分進化是在狩獵採集社會中完成的,大約 5000 年前,人類才從原始的無政府狀態向農耕文明過渡。在社交媒體出現前,人類的交流物件較為有限,19 世紀雖然開始出現大眾傳播媒介,但那是單向傳播,也只有極少數人可以利用。在數百人以內的社群中,我們會表達道德義憤,但也會剋制道德義憤,面對面交流意味著我們能夠看到對方的表情與行為,能夠感知對方的痛苦,動輒上綱上線只會激發更多的衝突,因此有限度的道德義憤促進了社群的團結。

但當社交媒體出現,人類首次能夠同上億的同類產生聯結,被暴露於前所未有的複雜的資訊環境當中。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一般不會接觸太多的不道德行為,但在社交媒體上,促發道德義憤的刺激(stimulus)數不勝數,而人們為道德義憤付出的成本卻大大降低,約束變少。網路中介化的交流意味著我們看不到對方的表情,更難感知共情對方的痛苦,因而能夠更加輕易地去羞辱謾罵他人,在網路上表達義憤的閾值比線上下更低,道德義憤比現實生活中更為常見,造成更多的惡。[6]

聖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是世界領先的複雜系統科學研究中心,該所的研究者將技術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物質技術(physical technology)”,也就是各種科學技術,物質技術的發展依賴於科學原理的發現;另一類技術是“社會技術(social technology)”,包括社會制度和道德觀念等。

社會技術是組織群體追求共同目標的工具,其發展依賴於對人性的洞察,比如市場制度就利用了人性中的自利傾向,道德義憤也可以視作一種社會技術。

圖片來源:《社交網路》

社交媒體賦予我們連線世界的能力,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與許多永遠不會相見的人互動,但人類還難以適應這種交流模式。上萬年來,人類交流和自我組織的機制是為了小規模互動而形成發展的,人類並不適應與大規模的陌生群體交流。物質技術與社會技術同步發展才能保持平衡,但近年來,網際網路等物質技術的發展速度超過了社會技術,人類的道德規範與法律等社會技術面臨挑戰。

但這並不是在鼓吹道德恐慌(moral panic)。所謂道德恐慌,指的是人們在理解一種新的社會趨勢時,因為僅僅聚焦於無法控制的社會力量而感到焦慮,這種焦慮常常指向媒介技術,從印刷術到電報,從電視到計算機,新技術的出現總會引發新的恐懼。

資訊能夠改變我們的認知、我們的情感和心理、我們的道德價值觀、我們的身份、我們如何互動以及我們如何組織社會。社交媒體確實改變了我們的資訊環境,讓某些控制憤怒的機制失效,但社交媒體是否加劇了人類的憤怒,依然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各種社會機制錯綜複雜,難有一個黑白分明的答案。

面對憤怒,我們需要形成一個共識,憤怒是需要表達的。憤怒是人性中的一部分,既然我們沒有辦法抑制憤怒,也就沒有辦法遏制表達憤怒的慾望,只能減少激發憤怒的社會因素。憤怒也不必然是負面的,但當憤怒不能夠轉換為建設性的力量,就會成為破壞性的力量。

參考文獻:

[1]https://news.gallup.com/poll/352205/2020-sets-records-negative-emotions.aspx

[2]https://www.smartinsights.com/social-media-marketing/social-media-strategy/new-global-social-media-research/

[3]Ihlebaek, K. A., & Holter, C. R. (2021). Hostile emotion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far-right online commenters and their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news media. Journalism, 22(5), 1207-1222.

[4]Fan, R., Xu, K., & Zhao, J. (2020). Weak ties strengthen anger contagion in social media. arXiv preprint arXiv:2005.01924.

[5]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1/oct/03/former-facebook-employee-frances-haugen-identifies-herself-as-whistleblower

[6]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38ca3ade4b090f9ef331978/t/5a53c0d49140b7212c35b20e/1515438295247/Crockett_2017_NHB_Outrage.pdf

https://aeon.co/essays/how-social-and-physical-technologies-collaborate-to-cre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