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專家劉曉春:具體業務上銀行一直是“市場化”的,銀行體系“讓利”不等於侵蝕股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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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 張曉添

和外資銀行相比,我們金融市場還不夠成熟,銀行的決策體系還不夠科學、擴張的衝動比較大。但從普遍性來講,中國銀行業現在盈利能力很強、創新能力很強、科技應用能力也很強,這都是優勢

截至2021年末,A股上市銀行中將近九成“破淨”。低迷的市場表現背後,國內銀行業的基本面和發展格局究竟如何?《紅週刊》近日專訪浙商銀行原行長、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曉春,從行業內部視角提供解答。劉曉春認為,銀行股近來極低估值是當前資本市場風格偏向“敘事”所致,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同時,就個別銀行而言,市場對其資產質量的信任度不高。但總體上,中國銀行業的盈利能力仍然較強。

隨著上市銀行貸款資產佔比下降,投資人在評估銀行資產時,僅僅看資產負債表中的不良貸款率已有一定侷限性。他認為,應該從資產質量、資產結構及盈利性,以及負債/資產穩定性這三個方面來看待當前銀行的資產。客戶結構的穩定性、基礎客戶群的穩定性和銀行資產負債的穩定性直接掛鉤。

銀行具體經營是“市場化”的

“讓利”不等於侵蝕股東利益

《紅週刊》: 截至2021年末,共有58家銀行在AH股上市。站在廣大股東的角度,該如何看待當下整個中國銀行業的市場化程度?

劉曉春: “市場化”不能簡單地理解,也很難有一套完整的標準。

“市場化”要放到歷史中去看,中國銀行業從改革開放初期逐步脫離計劃體制,到現在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這是一個歷史傳承的過程。銀行業經過了三四十年發展仍然不會完全脫離歷史。

看一家銀行是否市場化,可以有多個角度。比如看用人制度。股份制銀行、城商行用人制度的市場化程度要高一些;而國有大行、農商行這兩類銀行市場化程度要低一些,如人員招進來了就很難簡單辭退,甚至好多銀行到現在仍搞“退居二線”一類的做法。還有員工考核方式,也有市場化程度高低之分。

在具體業務經營層面,銀行都是按市場規律辦事的,是市場化的。確實有許多制約因素和干擾因素,但銀行在經營中還是會按照成本核算原則處理和消化一些非市場化干擾。

如對銀行在小微企業、三農等業務提出的要求,約束了銀行對客戶和業務的自主選擇。從業務策略角度看這很不市場化。

但具體到業務經營角度,銀行總是先從盈利和安全的角度考慮問題的,具體做這些業務時,做法完全是市場化的。大行業務下沉,給中小銀行的小微企業業務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說明大行在完成監管要求時是按市場原則和信貸風險管理要求選擇客戶的,因而與中小銀行形成了正面競爭。

《紅週刊》: 從盈利的角度來看,利差對銀行很關鍵。在中國利率未真正實現市場化的情況下,存貸業務給銀行帶來穩定盈利。那麼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銀行的盈利能力會被削弱嗎?

劉曉春: 這不是問題。銀行就是靠利差盈利的,做的就是這個生意。只不過在利率未市場化下,利差不是市場決定而是由央行規定的。

利率隨著政策走,但如上面所談,具體到經營層面,銀行始終是追求儘可能多的盈利。從這個角度來看,利率更加市場化,必定給銀行經營帶來更大的壓力。但從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角度來看,利率市場化程度提高,會促使銀行更加市場化地去選擇投資物件,從而使市場上的資源配置更加有效。

利率市場化,不是為市場化而市場化,也不是針對銀行經營的,而是為了資源的有效配置。

《紅週刊》: 從股東的角度來說,銀行充分市場化的經營能使股東利益最大化。但不可避免的是,銀行在配合經濟政策、支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時需要“犧牲”一些盈利,比如疫情防控期間的“讓利”政策。在這一點上,中國的銀行業怎樣做好平衡呢?

劉曉春: 銀行是商業機構,同時也是公共基礎設施。當面對突發的、影響全域性的情況時,國家希望銀行發揮公共設施的作用,這是合理的。海外國家也有類似情況,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如2020年英國央行也曾要求商業銀行取消分紅。

要強調的是,雖然監管部門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要求銀行體系“讓利”,但政策不是要求每家商業銀行必須怎麼“讓利”。

在進行整體調節的過程中,商業銀行一方面實實在在向企業“讓利”,但同時也有機會保持財務平衡。首先,銀行自身通過各種努力,降低經營成本,同時,提高經營效率和擴大經營規模以增加收入,以對衝減費讓利帶來的收入減少;其次,人民銀行通過結構性調控政策,如定向降準、降息等,引導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同時,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的成本。所以,這兩年銀行是真金白銀“讓利”的,但盈利同時也在增長,並且大多數銀行的不良資產撥備率也在提高。這不是簡單的加減,不是“讓利”就一定侵犯股東利益。

但有時,某些地方政府確實會強行要求銀行必須如何“讓利”、出多少錢來給企業。這樣的讓利或使銀行難以為繼。我認為這不值得提倡。

銀行發展零售業務機遇不再

特色、另類銀行更能形成優勢

《紅週刊》: 說到銀行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目前上市銀行當中,相當一部分屬於區域性銀行、尤其是城商行。而在一些經濟較發達地區,同一省份內就有多家區域性銀行,您如何看待它們之間的競爭關係?就城商行而言,它們有哪些優勢和不足?

劉曉春: 城商行體系競爭性是很強的,但在幾個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

首先是經營的區域限制,這類銀行能不能發展、做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和區域經濟本身相關。往往所在區域的經濟本身就限制了一家城商行的發展。其中寧波銀行、北京銀行、上海銀行等少數城商行在監管明確區域限制之前走出了本區域,目前保持著現狀,沒有進一步發展。

其次,城商行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建起來的,發展時間較短。原來的包袱也比較多。

再者,由於成立較晚,城商行的基礎客戶群不穩定、客戶結構不是很合理。如果從城商行的資產負債表來看,大多數城商行總負債當中存款負債的佔比不高,且個人儲蓄存款大概只有20%左右。

前兩年清理影子銀行以及這一段時間的資管新規,受到影響最大的就是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原因就是基礎客戶群不穩定,負債來源、負債能力相對比較弱,導致這些銀行需要通過其他方式獲取負債資金。

相比之下,農信社負債當中80%是存款,這其中80%是個人儲蓄存款。這意味著銀行資金來源非常穩定,負債成本相對比較低。這種情況下,銀行做資產會比較坦然。大行也是如此。

《紅週刊》: 您提到的城商行的其他存款負債來源是指同業業務嗎?

劉曉春: 是的。在對公方面,除了當地政府硬性支援某家城商行、要求本地企業都要在這裡開戶以外,其他的都要靠銀行的人去“公關”。“公關”來的負債往往不是很穩定,維護成本也很高。

《紅週刊》: 看來穩定的個人存款對銀行發展意義重大。以零售業務見長的招商銀行等銀行得到海內外投資人的廣泛認可。但您認為,零售業務對於銀行的機遇已過,為什麼?

劉曉春: 這些銀行抓住了2000年前後個人業務的機遇期。當時由於技術應用不到位,銀行為企業提供代發工資服務還不普遍。這些銀行發力去做城市白領的個人業務,通過掃街、掃樓,提供優質服務和創新產品,逐步發展起來的。

但隨著此後網際網路技術的更多應用,銀行為企業提供代發工資服務變得越來越簡單。現在幾乎所有企業或者單位發工資都是銀行代發。銀行代發工資意味著個人賬戶或者說一手賬戶已經在某家銀行開好了,其他銀行很難再競爭。代發工資業務往往都在大行或比較大的股份制行、城商行、農商行,大多數中小銀行的機會很小。這種情況下,除了做個人貸款和信用卡業務,存款的獲客成本、維護成本、資金成本都是很大的,客戶和存款也很不穩定。

《紅週刊》: 若不能再發展個人業務,其他銀行、尤其是上市銀行還能如何爭取競爭優勢呢?

劉曉春: 我們可以把銀行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做主流業務的,就是綜合性銀行。另一類是做“另類銀行”,就是突出某一類業務形成特色。

我覺得另類銀行、特色銀行是做競爭優勢的出路。這類銀行是少數,不可能成為主流。我們4000多家銀行主要是農商行體系和城商行體系,特色銀行只能基於當地的經濟特點和客戶特點來形成它自己的一些特色,它很難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特色。

比如浙江台州幾家小銀行,做小微企業業務很有特色。它必須堅定地在區域內深挖客戶體系,不一定能做快做大。這類銀行在專和精上形成了自己的優勢,有很穩定的客戶群和資產及負債業務,有很好的盈利能力,是不是成為全國性銀行反而不那麼重要。

《紅週刊》: 所以投資人不應該只關注銀行發展的規模,特色優勢有時可能更重要?

劉曉春: 這要看投資目的了。如果注重於穩定的分紅回報,有穩定盈利能力的大行和特色銀行更值得關注。比如香港的匯豐銀行,許多投資者投資就是看重每年的分紅,並不那麼在乎股價一時上漲起伏。

如果說要考慮銀行的成長性或者穩定性,大型銀行更好一些。也有一些投資機構從資產配置的角度把四大行看作是一種穩定器,按比例持有其股票。這也是一種選擇。

關注資產結構對銀行盈利的影響

銀行“破淨”因部分市場邏輯有變

《紅週刊》: 從上市銀行來看,獲得二級市場投資人關注和肯定的銀行,往往都有外資銀行作為其長期大股東。外資銀行作為股東能提供什麼好處,有哪些需要磨合的地方?

劉曉春: 引入外資與銀行業的股份制改革有關。允許外資機構參與銀行股份制改造出於兩個目的。一是引進先進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對提升銀行的經營管理會起到積極的作用;二是在當時的環境下,若有境外股東,銀行上市募資時公眾會更認可。當然,中國銀行盈利能力較強,外資股東也獲得了豐厚回報。

但有些外資的管理方式和我們本土文化的銜接還是有些問題的。還有些外資銀行比較擅長某一種業務,對綜合性銀行的總體提升作用不明顯,對某一些業務的幫助比較大,比如廣發銀行,外資股東對其信用卡業務起到了提升作用。

《紅週刊》: 據您瞭解,一些在二級市場投資的外資股東,會比較關注中國個體銀行的哪些問題呢?

劉曉春: 對於投資者來講,肯定關心兩大問題:首先是中國的市場機會,你這家銀行或者這類銀行發展空間大不大;其次關心資產質量和管理能力。

《紅週刊》: 二級市場投資人瞭解銀行資產質量,更多的還是通過資產負債表中的不良貸款率這個指標。但目前上市銀行資產中貸款資產的佔比不到60%。那麼我們該如何更準確地衡量銀行資產質量呢?

劉曉春: 最早銀行的資產結構比較簡單,95%以上都是貸款,但近些年有所不同,有些銀行前兩年貸款只佔到資產的30%至40%。這就需要去關注其他資產有沒有不良的問題,比如說銀行投資的債券、外匯資產,不僅是資產質量,還有市場利率、匯率的波動也會影響到銀行的盈利。

目前一些基層行的主要經營還是貸款,其他資產相對要少一些,但在總行層面就不一樣了。在總行層面,你在評價一家銀行的時候,要從總資產的角度來看待這家銀行的資產質量。

從總資產角度,不能只看它已經反映出來不良率的問題,還要更多去考慮整個資產和負債之間形成的盈利能力。有的情況下,雖然資產是安全的,但資產的盈利能力很低,就是說銀行把一些資源配置到了低收益的資產上面,這也會影響銀行的盈利。

今後評價銀行資產有兩方面,一個是資產質量問題;第二個就是資產結構對整體盈利能力的影響。

《紅週刊》: 提到負債的穩定性,資產質量的衡量是否也要看資產端的穩定性呢?

劉曉春: 是的,因為負債和資產這兩端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平衡的。特別是在對公業務方面,銀行如果有很穩定的對公客戶群體,意味著結算賬戶都在你這兒,就會有很大的一個資金流量,銀行存款比較穩定,存款成本也比較低,維護成本也低。從資產端來看,因為是長期企業客戶,銀行對企業經營的情況就更加了解,給企業貸款也就更穩定。

為什麼許多銀行特別是小銀行的資產不穩定,因為大多數客戶都是靠“公關”換來的,沒有企業的長期合作。由於與企業不是長期穩定的業務關係,摸不到企業的脾性,風險管理就表面化。企業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容易導致“抽貸”,對企業應對暫時性困難非常不利。

所以,客戶結構的穩定性、基礎客戶群的穩定性和銀行資產負債的穩定性是相掛鉤的。

《紅週刊》: 關於銀行的資產端,也就是貸款方面,您一直認為銀行資金投向國企、城投、地產實際上是一種理性選擇。隨著去槓桿、破剛兌政策的推進,以及近來房地產領域個別風險的暴露,您會改變這一觀點嗎?

劉曉春: 如我所講,銀行的經營始終是理性選擇。當監管政策發生變化時,銀行對客戶的選擇也會有所調整,對具體客戶群體的風險評估也會變化。

不少人認為銀行貸款貸給國有企業、政府融資平臺,是銀行不按經濟規律辦事,是所有制歧視。並且認為,銀行將大量資金貸款給國有企業和政府融資平臺是最大的風險。但銀行恰恰是按經濟規律辦事的。二十多年來,我們銀行資產負債表上,不少人認為這些風險最大的資產恰恰是銀行的優良資產,他們認為風險小的恰恰是銀行不良資產產生的領域。

如果說現在整個監管方式有所變化,說國家對國有企業、政府融資平臺的政策有變化,也就是剛兌被打破了,銀行自然就不會再把國有企業和政府融資平臺當做是絕對安全的客戶。那麼關於國有企業貸款和政府融資平臺貸款是安全資產的觀點也會調整,但是本質未改變,即銀行一定會理性的來選擇貸款物件。

《紅週刊》: 目前可能會困擾一些上市銀行管理層的一個問題是,截至2021年末,41家A股上市銀行中將近90%市淨率低於1,也就是“破淨”。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劉曉春: 主要是這些年資本市場的部分投資邏輯在改變,對敘事性更重視,對現實經營相對輕視了。這種市場評估某種程度上是扭曲的。決定股市投資回報的因素,最終還是要看企業的持續經營能力,市場最終會糾偏。

目前我們看到的市場邏輯,一類投資者更多是提前預期了未來三到五年的價值並折現了這個價值,也就是獲利走人,這類投資者很少考慮與這些企業長情陪伴到未來價值實現的那一天。正因為如此,一家成熟的銀行增長是看得見的,未來想象空間不那麼大,所以股價沒有被短期炒高的機會,這類投資者對這些股票的需求也就不那麼大。

作為銀行經營者,心裡要有定力,不要為了股價而經營。我覺得要把股東分成兩類,一類是要長期陪伴銀行發展的,這類股東更關注銀行的基本面和分紅回報;還有一類人不準備長期陪伴你的,銀行管理層沒有必要為這類投資人的短期目標負責。

《紅週刊》: 如果站在市場理性的角度看,是不是也可以說明市場對於某些上市銀行的淨資產質量有一定懷疑?

劉曉春: 有這方面的因素,但要具體到某一家銀行來講,也是見仁見智。

和外資銀行相比,我們金融市場還不夠成熟,銀行的決策體系還不夠科學、擴張的衝動比較大。但從普遍性來講,中國銀行業現在盈利能力很強、創新能力很強、科技應用能力也很強,這都是優勢。

(本文已刊發於1月22日《紅週刊》,文中觀點僅代表嘉賓個人,不代表《紅週刊》立場,提及個股僅為舉例分析,不做買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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