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摸魚”，危險的休閒

摘要：隨著網際網路發展的普及，網路成為辦公必備工具，上班“摸魚”的現象也變得日益普遍。與此同時，企業開始對“摸魚”行為進行整治，“摸魚”日漸成為一種“危險的休閒”。研究認為，“摸魚”具有超越個體道德的豐富內涵。一方面，“摸魚”展現了網路對傳統工作模式的侵蝕，模糊了工作與休閒的界限，“上班摸魚”實際是“熬夜加班”的映象。另一方面，“摸魚”反映了工作者的“佛系”心態，實質是個體對自身發展困境的無奈。“摸魚”現象預示著網路社會來臨後傳統界限的消失，這既給社會治理實踐帶來了挑戰，也對社會理論的發展提出了新要求。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中國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 ，作者：吳朝進（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張金榮（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原文標題：《“危險的休閒”——網路時代青年“摸魚”現象的社會學解讀》，頭圖來自：《我，到點下班》

一、“摸魚”現象引起關注

“摸魚”出自“渾水摸魚”，原意為趁形勢混亂私自攫取利益，引申為上班期間不認真工作，利用網路從事與工作不相干的事情，多運用於上班族之間，後經網路發酵，也指學生上課利用手機、電腦等智慧裝置進行與課程無關活動 ^[1] 。 時下，“摸魚”現象日漸普遍。

2021年11月，國美公司調查發現部分員工上班期間存在網路聊天、玩網路遊戲以及聽歌等行為，公司隨後對相關員工進行了通報處罰。該訊息曝光後，一石激起千層浪，關於“上班摸魚”的討論迅速登上微博熱搜 ^[2] 。此前，已有新聞報道稱某公司為防止員工“摸魚”，在工作區域安裝攝像頭，引發員工不滿情緒。在公司採取管控措施的同時，員工也在調整策略，“如何快樂摸魚”“摸魚的技巧”“電腦切屏快捷方式”等內容開始為部分上班族津津樂道 ^[3] 。 “摸魚”儼然已成為職場中一道不可忽視的“風景”。

作為伴隨網際網路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青年是網路社會的原住民，相比其他群體，青年深受網路影響 ^[4][5][6] 。調查發現，青年也是“摸魚”的“高發人群” ^[7] 。青年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力軍，青年健康成長始終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因此，職場“摸魚”現象一經曝出，就引發了大眾持續關注與討論 ^[8] 。

本該熱血奮鬥的青年為何選擇“摸魚”？“摸魚”背後反映了青年怎樣的價值訴求？社會應當如何引導青年擺脫“摸魚”成癮？對以上問題的解答，不僅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有助於引導青年走出“思想的泥塘”，也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為社會學理解網路時代工作與休閒界限模糊化提供一種嘗試。

二、“摸魚”的關聯性討論

1. 國內研究

在“摸魚”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同時，國內關於“摸魚”的學術研究成果卻寥寥無幾，以中文學術文獻收錄最為齊全的“中國知網”為例，除去詩詞賞析 （“摸魚兒”是詞牌名） ，將網路時代的“摸魚”行為作為關注物件進行討論的學術成果極少。

已有文獻大多是新聞報道，缺乏認識的廣度與深度，且隱含一個命題：“摸魚”是青年利用網路進行偷懶的表現，即“摸魚”是一種道德不良的表現。但基於走訪調研與新聞報道發現，“摸魚”與個體道德並不必然掛鉤 （見表1） ，有時甚至是“情非得已”，譬如下班太晚，只能上班時間抽空跟家裡人聯絡。

不僅如此，即使是管理者，對待員工上班“摸魚”的態度也不盡相同。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公開表示，支援員工上班聽音樂；位元組跳動董事長張一鳴批評員工閒聊被“懟”後主動退出員工聊天群。管理者在對待“摸魚”行為上也並未形成高度一致。簡單將“摸魚”視為道德問題，並不能幫助大眾認識這一現象，也無助於解決由“摸魚”引發的勞資矛盾。 研究認為，“摸魚”具有豐富社會學意涵，與網路時代到來後工作模式變遷、勞資關係變化、員工生存焦慮情緒等因素密切相關。

國外研究“摸魚”的學術成果比較豐富。造成國內外關於“摸魚”研究學術成果差異的原因，筆者以為可概括為兩個方面。客觀條件層面，“摸魚”本身就是網路社會的產物，它同網路技術成熟度密切相關。相較於中國20世紀90年代才接入國際網際網路，歐美等國較早開始推廣網際網路應用，網路技術被廣泛運用於大眾生產生活，“摸魚”現象出現得較早，並引起了學者關注。

主觀認識層面，這同中國學術傳統密不可分。當代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影響，側重勞動與生產研究，“摸魚”作為一種“不合時宜的休閒”，甚至是影響工作的障礙，通常並不受到重視。限於主客觀條件，國內外關於“摸魚”現象的研究出現了較大差異。

2. 國外已有研究及其侷限

國外關於“摸魚”現象的討論以量化研究為主，多將“摸魚”現象歸入組織管理問題，已有研究主要討論了“摸魚”的概念型別、影響因素以及企業管控“摸魚”的動機與措施。其中，Lim等學者最早關注到企業生產中員工利用網路休閒的現象，將“摸魚”定義為上班期間利用網路從事與工作無關事項，包括聽歌、玩遊戲等 ^[9][10][11] 。Flanigan等人拓展了“摸魚”概念的應用範圍，將學生上課利用手機、膝上型電腦做與課堂無關的事也認定為“摸魚” ^[12][13][14] 。

由此，也可以看到網路技術的應用範圍在拓展，從生產領域進入了教育領域。Block從組織管理角度提出，“摸魚”與早期員工上班看報紙等行為並無二樣，只是使用工具換了，他最後指出，適當的“摸魚”有助於提升員工工作效率 ^[15] 。Johnson和Garrett探討了“摸魚”行為產生的原因，指出網際網路是把雙刃劍，在方便員工辦公的同時，也製造了巨大的誘惑，分散了員工的注意力，導致了“摸魚”現象 ^[16][17] 。Andreassen等人繼而分析了“摸魚”對公司發展的影響，包括降低工作效率，容易造成法律糾紛以及加劇寬頻擁擠、影響網速 ^[18][19] 。

Katz等學者討論瞭如何減少“摸魚”行為，包括加強對員工的培訓、採取激勵措施、制定員工手冊等 ^[20][21] 。有學者討論了公司監控員工引發的勞資糾紛，Eivazi認為公司雖然不是私人領域，但監控員工仍然會引發潛在風險，包括侵犯員工隱私，造成員工與管理層的對立，最後影響產出效益 ^[22] 。

國外研究“摸魚”行為的理論文獻十分豐富，對認識中國當下“摸魚”現象具有啟發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研究雖然關注到了“摸魚”現象，但並未深入討論“摸魚”現象背後與網路社會崛起的關係，更未能揭示“摸魚”背後的深層緣由。

鑑於此，本文立足於網路社會的崛起，結合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從工作與休閒關係視角探究青年群體“摸魚”背後的動因。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筆者主要通過親屬、同學網路選擇訪談物件，選擇物件均為上班族，採用我國《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 （2016—2025年） 》的說法，青年限定在14~35歲，共訪談12位青年上班族 （見表2） ，受訪物件均表示知情同意。

三、歷史演進：在工作-休閒的關係中理解“摸魚”

1. 工作-休閒關係演進

於管理者而言，“摸魚”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員工混淆了工作與休閒，尤其是把工作時間花費在了休閒活動上—管理者卻樂於見到員工將休閒時間用於工作——影響了勞動生產。因此，瞭解工作與休閒的關係是認識“摸魚”的前提。

作為與工作對立的休閒活動，直到近代第三產業興起後，才為大眾重視 ^[23] 。奴隸社會，奴隸被視為奴隸主的私人財產，可以買賣。奴隸失去個人自由，且被強迫勞動，其勞動成果則用於奴隸主消費，奴隸主主要活動便是休閒。質言之，奴隸社會按照工作與休閒區分了兩類群體即奴隸主與奴隸。但在這一時期，生產力水平有限，即使是奴隸主，也無太多娛樂活動填充休閒時間。同時，休閒並未作為工作的對照存在，無論工作還是休閒，都是日常生活的全部即“天命”。

農耕文明時期，人們的生產生活受自然條件影響大，“靠天吃飯”意味著人們沒有能力去選擇何時、何地進行生產，自然也就無力選擇休息時間與娛樂內容。 簡言之，農耕社會，人們大多隻能順應自然進行生產生活，結果就是催生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行為理念，實質是並不區分生產與休閒 ，生產與休閒已然混為一體，恰如“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農村孩童將農耕活動視為一種娛樂專案。這一時期，包括政府、地主在內的管理者並不會過多監管農業生產活動，生產的私人屬性較強。因此，“偷懶”行為通常不會直接受到處罰，更多是來自鄉土社會道義層面的輿論壓力。

工業文明時期，伴隨大機器以及工業廠房的出現，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條件的約束，勞動生產可控性變強。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僱傭關係日漸成熟，勞動者開始進入工廠，他們的生產表現與個人收入掛鉤，更重要的是關乎企業贏利，企業開始對勞動生產進行管理。以泰勒科學管理法、福特流水線為代表的一系列旨在提升生產效率的管理理論與實踐應運而生。

流水線作業大幅提升了勞動生產率，但同時也將工作者束縛在了流水線上，如同《摩登時代》的場景一般—個人無法脫離流水線，結果就是造成了休閒與工作的分割，也導致了人的異化。“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於他的本質的東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 ^[24] 。

在嚴酷的工作環境中，勞動者往往是抱著沉重嚴肅的心態上班的，休閒活動就成為大眾緩解工作疲勞的方式。伴隨生產效率的提升、福利國家政策的實施，工人閒暇時間增多，人們開始關注休閒活動，凡勃倫的《有閒階級論》出版標誌著人們開始探索休閒活動的影響與意義 ^[25][26] 。這一時期，休閒與工作被視為割裂開來的兩部分——既是時間層面上的，時鐘遍佈於工廠，工作時間與休閒時間區分明顯；也是內容層面上的，工廠與家庭分開，工作與休閒活動不再重合；還是認知層面上的，人們對工作與休閒的分割有清晰的認識。

隨著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及各種智慧裝置的推廣流行，傳統生產行為與生活方式出現了顛覆性變化，主張大機器規模化生產的工業技術逐漸為強調資訊資料採集的網路技術取代，催生出電子商務、雲端計算、遠端控制、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形態。電腦、手機等智慧裝置取代工業化流水線成為工作者接觸最多的生產工具 ^[27] 。

與此同時，網路也打造出新的休閒消費空間，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移動社交工具，以抖音、快手為代表的短影片應用，以鬥魚、虎牙為典型的移動應用幾乎成為當前手機必備軟體。這些移動應用滲透並改造了人們的休閒方式，導致的最顯著的結果就是：工作者在電腦上接收完公司檔案以後，順便就能在美食網站上查詢下班去哪家餐館聚餐。換言之，生產與生活、工作與休閒的界限變得模糊，“摸魚”也就應運而生。

2. “摸魚”的兩個特徵

儘管已有文獻關於“摸魚”的概念界定、適用範圍以及態度存在差異，但都承認“摸魚”行為的兩個關鍵特徵：首先是網路性，網路構成了“摸魚”同以往偷懶行為最大的差異。具體而言，網路社會里，人們的工作、休閒都是在網路場景中完成的，二者的轉換可能只需要幾個快捷鍵。

有時候累了就刷會兒微博，老闆一般也不會過來。只要邊上同事不說，老闆一般發現不了。當然，我也就是偶爾看看新聞，老闆之前看到了，也沒說啥。 （XZ，女，家電公司職員）

我本科的時候還考過計算機二級，電腦切屏這些技術都沒忘記。有時候確實特別累，就玩玩微信小程式遊戲，也不花太多時間，還方便退出。 （ZZ，男，公務員）

在此之前，大眾的工作與休閒是區隔開來的，尤其是在傳統工業模式中，生產緊緊圍繞著流水線，這也意味著，員工的一舉一動用肉眼很容易觀察得到，而現在的“摸魚”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必須藉助外部工具。這些工具本身是網路技術產品，如後臺流量統計、影片監控等。總而言之，當下的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都陷入了網路技術的鐵牢籠之中。

“摸魚”的第二個特徵是從事與任務無關的事項，主要是個人休閒活動，這也是“摸魚”同上班的區別。上班是工作時間與工作內容的結合，而“摸魚”則是上班時間與休閒活動的結合 （見表3） ，加班就像是“摸魚”的映象，員工在本是休閒的時間從事與工作相關的內容。當下，“摸魚”與“加班”在職場成風，背後反映了網路技術對傳統的勞動生產過程的侵蝕，即模糊了工作與休閒的活動內容界限。

我是做客服的，就經常需要在旺旺或者微信上跟買家溝通。不忙的話就聽聽歌，跟我弟聊聊天，或者刷會抖音。 （LS，女，淘寶客服）

抖音上面有很多家居裝修的影片，我有時候沒幹活就刷刷抖音，看看別人是怎麼做裝修的，正好也能學點東西。 （ZBG，男，裝修工人）

四、形成邏輯：網路社會崛起與青年發展困境

作為普遍存在於公司、學校等組織的群體現象，“摸魚”是超越個體道德的社會存在，它與網路社會崛起以及青年在社會轉型期遭遇的發展困境密不可分。

1. 網路社會崛起造成技術殖民

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與各類網路的普及應用，人類社會開始進入網路社會，網路社會的崛起對個人行為以及社會結構的影響是全面且深刻的 ^[28][29] 。正如卡斯特 （Castells） 所言，“作為一種歷史趨勢，資訊時代的支配性功能與過程日益以網路組織起來，網路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而網路化的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 ^[30] 。具體而言，網路技術作為一種“移動的力量” ^[31] ，不僅改變了傳統產業結構，也打破了工作與休閒的界限，在導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同時，催生出了“摸魚”現象。

具體來看，網路技術的廣泛應用，在提升生產效率的同時，也改造了人們已有的生存方式。網路技術及其衍生產品組成的網路體系具有真實性與虛擬性雙重屬性，就真實性而言，它是獨立於人類群體之外的機械裝置，如電腦、手機、VR，這些裝置以工具形式得以存在；就虛擬性而言，它又是現實的衍生，而且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恰如麥克盧漢 （McLuhan） 的論述， “任何媒介 （即人的任何延伸） 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於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 （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 ，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 ^[32] 。換言之，網路具有自己的執行邏輯並反作用於人類社會，網路從實踐與認知兩個層面模糊了工作與休閒的界限。

在實踐層面上，與傳統社會相比，網路社會超越了時空限制。表現在工作場景中，移動網際網路以及各類智慧裝置的普及使人們更易於把工作帶回家，網路辦公成為趨勢，隨之而來的是企業給員工分配更多、更急的任務。這些在公司無法完成的任務最後演變為員工的“家庭作業”。“家庭作業”將此前完整的、私密的閒暇時間切割成碎片化，甚至暴露於監控範圍內，如疫情防控期間的“居家打卡”“影片會議”，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 人們的私人生活陷入技術與工作的雙重陰影之中，勞動者成為過度工作以及高度依賴技術的犧牲品，閒暇時間的質量大打折扣，“雙卡雙待”美好生活逐漸被人遺忘，取而代之的是“工作休閒兩不誤”的遊戲廣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逐漸形成。

不僅如此，企業利用網路技術大肆攫取勞動者剩餘價值的同時也遭到了網路力量的反噬——員工也在利用上班時間進行休閒，“摸魚”應運而生。

學校響應號召創文明城市，白天就跑去街上站著值班，只好晚上回宿舍備課，過得太難了。 （QK，女，初中教師）

在認知層面上，網路作為一種技術力量，在應用於工作生活場景的同時，也在心理層面改變了大眾的認知思維。波茲曼 （Postman） 在《娛樂至死》中表達了電視時代到來後的擔憂：“電視只有一種不變的聲音—娛樂的聲音” ^[33] 。他抨擊了社會上存在的技術是中立的觀點，“到了這個時候，如果你還不能意識到技術必然會帶來社會變遷，還在堅持技術是中性的，仍然認為技術始終是文化的朋友，那麼你實在太愚蠢了” ^[34] 。取代電視媒介的網路對大眾認知思維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前者——網路的普及率遠超過電視，它已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網路社會形成之前，人們一度對工作與休閒的時空界限有明確意識，清楚自己的角色，即“公私分明”。但隨著網路社會崛起，新的跨越時空限制的、具有流動性的工作模式產生，與之對應的工作倫理卻並未建立，最終導致了角色認知的模糊 ^[35] 。被管理者視為偷懶的“摸魚”，在員工看來，只是繁忙網路辦公之餘的簡短休息。

2. 青年發展困境誘發行為失範

企業工作的本質是勞動者與僱主的契約，勞動者在其中通過勞動獲取薪資報酬。就此而言，上班時間選擇“摸魚”的行為顯然有違工作倫理。儘管員工樂於分享“摸魚”技巧，但也只是侷限於青年群體範圍之內，放眼社會整體，“摸魚”仍然是一項不合規範的行為，認識這一失範行為背後的形成邏輯就顯得尤為重要。默頓 （Merton） 運用了涂爾干 （Durkheim） 的“失範”概念對當時社會中越軌行為進行分析。他首先指出，越軌並等不同於心理變態，並非天性使然。強調從社會根源與文化根源發現越軌行為產生機制 ^[36] 。

在此基礎上，他從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中概括出兩種維持社會整合的重要成分，第一種是大眾都認可的合法目標，第二種是實現目標的方式。他指出，失範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文化規定的目標與實現目標的方式相互分離的狀態。社會成員無法通過制度化手段來實現自身目標，成員就會選擇越軌行為。

文化目標與制度化手段之間不同的關係會引發成員不同的反應模式，包括遵從、創新、儀式主義、退卻主義以及反抗。其中，遵從自不待言，即認真工作，它也是社會穩定執行的基礎；創新是成員突破慣例實施不同於傳統的行動，但對文化目標仍然秉持肯定態度；退卻主義是成員直接拒絕文化目標與手段，完全“躺平”，是“真正的外人” ^[37] 。反抗則是指成員並不認同現有目標與手段，並尋求建立新的發展模式，“一種進行過深刻改造的社會結構” ^[38] 。

結合現實，可以發現上班“摸魚”更像是一種儀式主義適應策略，“它 （儀式主義） 是將巨大的金錢成功和迅速的社會變遷這種崇高的文化目標放棄或是降低到個人志向能得到滿足位置” ^[39] 。“摸魚”者已經放棄了巨集大目標，大多滿足於現有生活，而不是選擇努力進取，是一種“佛系”心理。熱血洋溢的青年緣何放棄遠大目標，陷入“得過且過”的生活泥淖？這顯然同當下來自社會的壓力緊密相關。

首先是階層固化加深，青年職業發展受限。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中國社會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逐漸拉大，青年難以實現階層躍遷。階層懸殊背景下，出生於普通家庭的青年群體面臨求學難、就業難等社會困境。

努力工作就能改變生活的口號越來越難以在青年群體中引起共鳴，甚至引發青年群體的反感和牴觸，而與之完全相反，“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輕鬆”的口號逐漸在青年群體中產生影響。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產業結構轉型影響，就業形勢嚴峻，在“僧多粥少”的就業結構性矛盾下，青年無法實現個人理想，只能向現實妥協，從事遠不及預期的工作，“摸魚”多是努力無望後的無奈選擇。

我大學畢業以後就來這裡了，以前我挺認真的，但這麼多年，工資還沒體重漲得快，崗位甚至還不如後來的老師升得快，我也就放棄了。反正課上完了我也就閒著了，偶爾在辦公室休息的時候，就跟以前的朋友聊聊，或者看會劇。領導只是想著佈置任務，還不如想著怎麼提高我們收入。 （QK，女，初中教師）

每個月收入也就三四千塊錢，反正夠自己吃就行，幹嗎那麼拼啊，有空刷會兒抖音，它不香嗎? （LYW，男，理髮師）

其次，社會內卷加劇，青年生活艱難。內卷指一定環境中非理性的內部競爭。青年選擇“摸魚”源於內卷的倒逼，是非理性的內部競爭派生的結果。項飆將其描述成“不斷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迴圈”“一種不允許失敗和退出的競爭” ^[40] 。社會資源是有限的，有限資源的獲取需要通過合理競爭，最終才能達到整個社會最優的帕累託狀態。但在當前社會結構性發展困境下，有限資源的獲取通常需要通過無序非理性競爭途徑，對於剛步入社會的青年人而言，面臨著多重壓力，只能試圖通過休閒釋放壓力。

公司佈置的任務太多了，週末有時候還得被叫去開會，我實在卷不動了，乾脆做一條鹹魚。有時候，上面開會的時候我就在下面刷微博。 （YR，女，地產公司職員）

總而言之，職場加班成風、官僚系統形式主義盛行、高校課程缺乏活力等問題，都表明當下中國進入了轉型瓶頸期，加之疫情造成的經濟頹勢，大眾焦慮情緒開始顯現。在此背景下，“摸魚”也開始變得普遍。

五、如何認識“摸魚”：從“安全閥”的視角

1. “摸魚”充當組織“安全閥”

“摸魚”是網路社會的產物，它的出現與網路社會崛起、青年發展困境密切相關。某種程度而言，網際網路為“摸魚”提供了便利工具，而轉型期的社會問題則刺激了人們的負面情緒。如果說蓬勃發展的網際網路經濟體現了網路技術積極的一面，那“摸魚”呈現給大眾的則更多是人性與網路結合的消極一面。

時下，社會各界關於“摸魚”的輿論評價分歧巨大，管理者減少“摸魚”的舉措同上班族試圖完善“摸魚”技巧的現象兩相對照，製造出一幕極具想象張力的景象。只是將“摸魚”視為員工對抗企業的策略，並採取強硬的反制措施，顯然無助於問題解決。

正如默頓關於儀式主義適應策略的分析，“摸魚”是將巨集大目標大幅降低。放置於企業環境中，便是員工不再相信企業設立的巨集偉藍圖，在員工看來那是不著邊際“畫大餅”，與其“熬夜加班”，不如“帶薪摸魚”。值得關注的是，員工的“摸魚”並非肆無忌憚，相反，它往往不會被公開討論，即“不上臺面”。由此可見，“摸魚”作為組織內部衝突形式，顯然不能完全用馬克思式的階級衝突觀點來解釋，而科塞 （Lewis Coser） 的“安全閥”理論或許有助於大眾認識這一現象。

科塞認為衝突不僅具有負功能，造成財富損失和社會動盪，同時還具有正功能，一定範圍內的衝突可以釋放群體成員壓力與不滿情緒，進而維持群體結構穩定性。科塞關於社會衝突功能的論述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齊美爾 （Georg Simmel） 的衝突論觀點，他們都肯定了衝突的功能，“衝突‘清潔了空氣’，也就是說，通過允許行為的自由表達，而防止了被堵塞的敵意傾向的積累” ^[41] 。

科塞認為齊美爾並沒有區分衝突行為和敵意情緒，忽略了衝突以外的行為模式也可以承擔與衝突相似的功能。科塞區分了敵對情緒三種表達方式：

（1）對作為挫折源的個體或群體直接表達敵意；（2）這種敵對行為指向替代目標；（3）可以釋放緊張狀態的活動不需要物件或替代物件。將科塞關於敵對情緒的分析放置於企業環境，可以發現，“摸魚”行為實際充當了“安全閥”的作用，它排解了員工身處現代化技術打造的鐵牢籠的壓抑情緒。 這也揭示了為何許多員工將“摸魚”視為一種自我調整策略，以及一些高質量發展的公司對待“摸魚”比較寬鬆等現象。 就此而言，也就能夠理解為何國美等公司採取監控流量措施最終激化員工不滿情緒——它壓制了員工發洩敵對情緒的視窗，儘管這種敵對情緒最初未必是指向公司。

2. “摸魚”並非長久之計

從“安全閥”的視角，可以發現“摸魚”行為存在的合理性，即員工可以通過短暫的網路休閒釋放內在壓抑情緒，進而維持了組織關係的穩定性。但科塞同時也指出，安全閥可以發洩成員敵對情緒，但它不能解決問題 ^[42] 。換言之，“摸魚”並非青年發展的長久之計，沉迷“摸魚”會嚴重傷害組織成員以及組織的長遠發展。

如何讓“摸魚”青年走出壓抑情緒，煥發激情與活力，投身社會建設，是當下社會各界討論的焦點。研究認為，青年陷入“摸魚”誤區，既有個人原因，也有社會整體環境因素。因此，助力青年勞動者走出現實的泥淖，需要社會合力。具體而言， 可以從政府、組織、個人三個角度入手。

首先，政府要繼續深化社會改革，讓青年群體就業有保障、收入有期盼，切實感受到社會公平正義，其中就包括加強巨集觀調控。“高物價”“高房價”始終是青年繞不過的痛，政府要加強頂層設計，保證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穩定性與連續性，保證物價穩定性，讓青年看到希望，不再沉迷於“摸魚”帶來的夢幻泡影之中。

其次，企業在擴充就業崗位的同時，要貫徹落實勞動法，保障職工權益，保證工資增長，改善職工福利，提高職工對企業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加強對職工心理關懷，打造健康積極的企業文化，制定公開透明的管理制度，能夠及時收到員工反饋並做出迴應。

最後，青年也應當做好自我調整，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樹立遠大理想，堅定自我對於家庭、企業以及國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不斷提升綜合素質，正確看待挫折，坦然面對現實壓力；與此同時，對網路技術保持警惕之心，通過不斷反思確立自我主體意識，做網路技術的主人而不被它奴役。

六、思考：邊界的消失帶來的挑戰

隨著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隨之引發的社會結構變遷，傳統的家庭與公司、工作與休閒、在場與離場、主體與客體、高尚與庸俗的隔閡被打破，鮑曼筆下“流動的現代性”正逐漸成為現實，“摸魚”就是其產物。“摸魚”預示著工作與休閒界限被打破，與“摸魚”類似的還有“女漢子”現象，它意味著傳統男性與女性界限的模糊，“網紅”的出現則意味著普通人與名人之間的隔閡被打破，這些新現象都在隱喻人們正進入一個邊界消失的社會。

邊界的消失意味著傳統的基於結構二元對立的社會理論解釋力下降，正如通過監控來杜絕“摸魚”現象最後激發勞資矛盾一樣。界限的消失不僅需要社會治理實踐的調整，也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學敘事，來承載社會變遷引發的模糊性與失序性。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學者偏愛巨集觀議題 ^[43] ，對邊界消失的研究往往聚焦於城鄉融合、階層流動等巨集觀層面。這種研究偏好也導致了社會學研究的單一性和同質化，同時也使另一些相對微觀的議題因被視為細枝末節而遭到忽略。

本研究從日常生活入手，探究了工作與休閒界限模糊化以後引發的社會分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比如未能充分考察國人發表在外文期刊上關於“摸魚”的研究成果、未能拓展討論邊界消失在其他領域的表現，以及探索界限消失以後的未來圖景。未來的研究可以在這些方面進一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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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中國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 ，作者：吳朝進（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張金榮（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