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為什麼熱衷於理財搞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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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中國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 ,作者:柳建坤(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張雲亮(西南財經大學社會發展研究院副教授),李穎(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原文標題:《青年參與金融理財的策略及機制——基於階層視角的解釋》,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基於2012-2017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四期資料,本文描述了中國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現狀,並採用階層分析框架對青年投資行為進行解釋。研究發現: 風險金融資產投資存在明顯的代際差異 ,具體表現為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比例顯著高於中老年;向下代際流動會促使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動態的階層地位變動是通過相對剝奪機制來激發青年的物質渴求,從而促使其投資風險金融資產。 本研究揭示了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行為存在的階層化邏輯。這表明青年熱衷投資風險金融資產表現出明顯的非理性。

一、引言

金融理財是家庭進行資產配置的重要途徑。特別是以股票、基金為代表的風險金融資產能夠在短期內帶來較高的經濟回報,這為居民投資風險金融資產提供了巨大的經濟激勵。在美國、日本、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家庭所持有的風險金融資產佔總資產的比例至少在40%以上 (根據2017年瑞信《全球財富報告》和美國消費者金融調查資料測算)

相比之下, 風險金融資產在中國家庭資產的佔比相對較低。 基於“中國家庭金融調查”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資料測算的結果顯示,2011年,中國家庭在股票和基金上的投資參與率分別為8.8%和4.0%;至2017年,這兩類風險金融資產的投資參與率未發生太大變化,甚至出現下降的情況,僅為8.6%和3.1%。雖然中國家庭對風險金融市場的參與率維持在較低水平,但近年來在青年群體中卻興起了“搞錢”文化,其典型特徵是將投資風險金融資產作為獲取財富的主要途徑。

據中國新經濟研究院聯合支付寶在2019年釋出的首份《90後攢錢報告》顯示, 作為青年主力軍的“90後”在參加工作2年內開始進行理財,這要比父輩早10年,並且該群體對理財的重視程度遠高於消費, 這表現為其每月在餘額寶攢的錢是花唄賬單金額的4.5倍。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聯合螞蟻集團研究院在2020年下半年釋出的《網際網路理財與消費升級研究報告》顯示,在2017年8月至2019年7月這兩年間購買網際網路理財產品的活躍使用者中,21歲到35歲年齡段的年輕使用者佔比達到70%,年齡越大的人對理財產品的投資規模越大,並且更傾向於高風險的理財產品。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基金市場開始火爆起來,重要原因是基金成為年輕人追捧的理財產品, “90後”在基金市場新增使用者中佔據了一半以上。

如何理解青年熱衷投資風險金融資產這一新現象?在經濟學領域,經典的投資組合模型是以理性人和市場無摩擦作為基本預設,認為家庭會根據其對資產的成本和收益的評估以及對自身所能承受的外部風險來決定是否投資金融資產。因此,只要風險資產溢價為正,理性的投資者就會將部分財富配置於風險金融資產 [1]

以上述模型為基礎,既有的經濟學文獻主要關注三種影響個體或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因素:一是 人口統計學特徵 ,如年齡、性別、婚姻、學歷等 [2][3][4] ;二是 投資者的心理和行為特徵 ,如風險態度、社會互動、社會信任等 [5][6] ;三是 背景風險 ,即在資產組合中幾乎不可能通過對衝、分散和保險等手段規避的風險,主要包括勞動收入風險、商業投資風險、人力資本風險和健康風險等 [7][8]

儘管目前關於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專門討論青年群體投資風險金融資產決策的研究還非常少見,多數研究僅是在考察人口統計學特徵與風險金融資產投資的關係時提及年齡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現有研究將風險金融投資行為視為投資者風險偏好的客觀反映,並且主要是在個體層面來考察塑造風險偏好的機制。事實上,個體的心智結構存在著結構性誘因,其中階層是重要的客觀基礎,即人們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及其在時間維度上的變化都會影響其對特定事物和現象的看法 [9] 。因此,採取社會學獨有的階層分析視角,有助於在結構層次揭示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動機。

本文立足於中國情境刻畫青年群體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行為特徵,並且從階層視角對其投資行為進行解釋。基於“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的多期資料 (2012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 ,本文發現青年對風險金融市場的參與率逐年提高,並且始終高於中老年群體。而且,青年在風險金融資產上的投資決策存在明顯的階層化邏輯,即向下代際流動會促使青年群體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由此,本研究對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這一重要的經濟現象提供了基於階層視角的新解釋,並且豐富了關於階層與個體行為關係的文獻。此外,本研究的經驗發現將為有關部門引導青年群體理性參與風險金融市場提供參考,這對推動金融市場有序執行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階層地位是個體及其所在家庭所佔有的經濟社會資源的集中體現。不過,階層地位並不是恆定不變的,而是會在社會系統的執行和變遷過程中不斷髮生變化,從而呈現出社會流動的狀態。一旦階層結構發生變化,人們在其中的位置必然有所改變,這一經歷會對個體在之後生命歷程中的心理態度產生影響,包括政治信任、人際信任、主觀幸福感等 [10][11][12]

此外,人們的行為方式也會受到階層地位變動的影響,比如生活方式、社會交往方式以及對子女的教養方式等 [13][14][15]

在本研究中, 以風險金融資產投資為代表的經濟行為也與階層地位變動存在密切聯絡,其中的核心機制是人們對物質利益的渴求。 作為人類最基本的需求,物質渴求不僅源於人類的本能,還會在物質利益比較的社會過程中形成。研究表明,當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較為悲觀時,即預期收入少於當前收入,增加收入的需求會明顯增強,從而促使其參與風險金融市場 [16] 。而當一個地區的收入差距變大時,當地居民會增強進行收入比較的動機,並且對自身階層地位的評估趨向消極,從而會產生更強烈的物質需求,並將投資風險金融資產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 [17]

相對剝奪是物質渴求產生的心理機制,它指的是個體將自己的利益、地位和收入等與特定參照群體進行比較時所產生利益受損的感受 [18] 。人們選擇的比較內容往往是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因而階層地位的比較是相對剝奪感形成的重要來源。不過,選擇何種物件進行比較是相對剝奪感產生的關鍵,這種比較既可能是“橫向”的,即以同一時期周圍的人作為參照物件,也可能是“縱向”的,即以過去或未來的自己作為參照物件 [19][20] 。劉欣考察了相對剝奪感產生的橫向比較機制, 發現當城市居民認為自身的階層地位低於他人時,其相對剝奪感會顯著增強,這使得對社會不平等的感知也會趨向消極 [18]

本文認為, 除了會與他人的階層地位進行橫向比較外,相對剝奪感還可以通過比較自身階層地位在不同時間點的差異而形成 ,也即當階層地位下降時,地位落差會強化人們對利益損失的感受,從而產生更加強烈的相對剝奪感。正是在評估階層地位變化的過程中,由階層地位下降所產生的相對剝奪感會影響人們對利益得失的判斷。公平感是人們對社會經濟資源分配狀況的主觀判斷、評價和態度 [21] 。研究表明,無論是巨集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的公平感,都與階層地位變動存在密切聯絡。馬磊和劉欣對“中國綜合社會調查”資料分析發現,城市居民對收入分配公平的感知與階層地位的關係較為微弱,主要是通過相對剝奪機制形成,即階層地位的變動發揮著更大作用 [22] 。王甫勤利用相同資料考察了代際流動與收入分配公平感的關係,發現向下代際流動會強化人們對社會不平等的認知 [23] 。對於青年而言,對階層地位進行縱向比較形成的相對剝奪感也會影響其對資源分配格局的認知。周兵和劉成斌發現,儘管客觀階層地位會影響青年人群收入分配公平感,但相比之下,個體對其階層地位進行縱向比較後所形成的相對剝奪感所發揮的作用明顯更大 [24]

對利益分配公平性的認知會最終體現在實際行動上,即不公平感會激發人們的物質渴求,試圖獲取更多的物質利益來補償因地位下降而產生的相對剝奪感。一項針對企業員工的研究表明,對收入分配公平持有負面評價會促使員工離職,以尋求更好的工作,並且年輕員工的離職傾向更加明顯 [25] 。在本研究中,風險金融資產具有較高的風險溢價,即在蘊藏高風險的同時也會在短期內創造較高的經濟效益。風險金融資產的這一特點使其可以有效滿足包括青年在內的投資者因階層地位下降而產生的物質渴求。也就是說, 當青年的階層地位發生向下流動時,即當前的階層地位低於過去的階層地位,其對自身利益遭受損失的感受會顯著增強,進而產生強烈的物質渴求,而投資風險金融資產就成為彌補其利益損失的手段。 因此,從動態的階層地位角度來看,心理層面的物質渴求是青年群體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核心邏輯,相應的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1:相比於向上流動或未流動的青年,向下流動的青年更可能投資風險金融資產。

假設2:物質渴求是向下流動促使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作用機制。

三、研究設計

1. 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資料來自“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以下簡稱CGSS) 。CGSS是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資料中心所發起的一項全國範圍內的大型連續性抽樣調查專案。每一期的CGSS均採用多階段不等概率抽樣方法,對中國大陸28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 (不含海南、西藏和新疆) 的家庭進行連續性橫截面調查。CGSS起始於2003年,最新的資料年份是2017年。自2012年起,CGSS問卷中開始設定關於家庭資產配置的題項,這為本研究提供了條件。CGSS在2012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這四個年份的樣本量分別為11765、11438、10968和12582,共計46753。

本研究採用中國國家統計局出臺的最新標準,將15-34歲人口界定為青年群體,將35歲及以上的人口界定為中老年群體。在本研究使用的四期CGSS資料中,屬於青年和中老年的受訪者數量分別為9847人和36906人。在後續的實證分析中,由於研究策略的不同,樣本使用方式存在差別。首先,為考察青年和中老年在風險金融資產方面的投資參與率差異,本文同時使用這兩類年齡群體的樣本。其次,為考察階層地位變動對青年群體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影響,本文保留青年樣本。剔除變數含有缺失值的樣本後,青年的樣本量為8522人。

2. 變數說明

(1) 因變數

因變數是風險金融資產投資。根據風險溢價的差別,金融資產可以大致分為非風險金融資產和風險金融資產兩類:前一類資產包括現金、政府債券、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等;後一類資產包括股票、基金、金融債券、企業債券、金融衍生品、金融理財品、外匯、黃金等。CGSS向受訪者詢問其在股票、基金、債券、期貨、權證、外匯和炒房等方面的投資活動。考慮到房地產屬於非金融資產,並且債券的性質並不明確,本文刪除選擇“債券”和“炒房”的樣本,進而構建“風險金融資產投資”變數,編碼方式為:如果投資了股票、基金、期貨、權證和外匯中的任意一類資產,即視為對風險金融資產進行投資,編碼為“1”;如果未對上述五類資產進行過投資,即視為未對風險金融資產進行投資,編碼為“0”。另外,本文又根據每一類風險金融資產構建相應的變數,考察風險金融資產之間的差異。

(2) 自變數

自變數是階層地位變動。階層地位變動包括代際和代內兩種模式。這兩種地位變動模式在客觀和主觀維度的測量指標的構建思路如下:

客觀代際流動。CGSS同時詢問了受訪者本人當前的職業以及受訪者在14歲時其父親的職業 (均以ISCO-88程式碼格式記錄) 。參考何明帥和於淼 [26] 的做法,我們根據父親職業的ISCO-88程式碼轉化為ISEI,以此來表示受訪者在14歲時其家庭的階層地位。最後,將受訪者本人當前的ISEI與其14歲時父親的ISEI相減,得到“客觀代際流動值”,它可以測量出家庭階層地位代際流動的方向和流動距離。如果大於0,則表明子代經歷向上的階層流動;若小於0,則表明子代經歷向下的階層流動;若等於0,則表明代際的階層地位相同。進一步地,我們將該連續變數轉化為虛擬變數,編碼方式為:“0”表示向上流動或無流動,“1”表示向下流動。

感知代際流動。在CGSS問卷中,“您認為在您14歲時,您的家庭處在哪個等級上”這一問題反映了受訪者對父代階層地位的評估。該變數是一個取值範圍是1-10的連續變數,數值越大,表示受訪者感知到的父代階層地位越高。參考池上新 [27] 的做法,我們將受訪者當前自我認同的階層地位評分與其14歲時自我認同的家庭階層地位評分相減,得到“感知代際流動值”,取值範圍是-9-9。如果大於0,則表明受訪者感知到自己經歷向上的代際流動;如果小於0,則表明受訪者感知到自己經歷向下的代際流動;如果等於0,則表明受訪者未感知到自己發生任何方向的代際流動。進一步地,我們將該連續變數轉化為虛擬變數,編碼方式為:“0”表示向上流動或無流動,“1”表示向下流動。

感知代內流動。在CGSS問卷中,“您認為您10年前在哪個等級上”這一問題反映了受訪者對自己過去的階層地位的評價。該變數是一個取值範圍是1~10的連續變數,數值越大,表示受訪者感知的過去階層地位越高。參考盛智明 [10] 的做法,我們將受訪者當前自我認同的階層地位評分與其對10年前自我認同的階層地位評分相減,得到“主觀代內流動值”,取值範圍是-9~9。如果大於0,則表明受訪者感知到自己經歷向上的代內流動;如果小於0,則表明受訪者感知到自己經歷向下的代內流動;如果等於0,則表明受訪者感知到未發生任何方向的代內流動。進一步地,我們將該連續變數轉化為虛擬變數,編碼方式為:“0”表示向上流動或無流動,“1”表示向下流動。

(3) 機制變數

機制變數是物質渴求。參考周廣肅等 [17] 的做法,本文通過比較受訪者實際的經濟地位與自評的經濟地位的差異來測量物質渴求程度,操作化方法如下:首先,將一個 (區) 縣內部的樣本按照家庭年收入從低到高進行排序,並分成10組,分別賦值為1-10,以此來測算受訪者在當地的實際經濟地位;其次,根據“您家的家庭經濟狀況在所在地屬於哪一檔”這一問題來測量受訪者的自評經濟地位,答案取值為1-5,數值越大,表示自評經濟地位越高;最後,計算受訪者實際的經濟地位與自評的經濟地位的比值,以此來衡量受訪者的物質渴求程度。該數值越大,表示自評經濟地位越低於實際經濟地位,對物質利益越重視。

(4) 控制變數

參考國內外已有文獻 [28][29] ,本文在統計模型中控制其他可能影響青年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變數,包括受訪者的性別 (1=男性,0=女性) 、年齡、婚姻狀況 (1=有配偶,0=無配偶) 、戶籍性質 (1=非農,0=農業) 、政治面貌 (1=中共黨員,0=非中共黨員) 、受教育年限和個人年收入 (單位:元)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將個人年收入變數的自然對數形式納入模型。為了控制地區和時間因素的影響,受訪者所在省份和資料年份也被納入模型中。

3. 分析策略與模型設定

本文的實證分析包括描述性分析和迴歸分析兩個部分。描述性分析刻畫了2012-2017年青年和中老年兩類年齡群體在風險金融資產上的投資參與率及其差異。在迴歸分析部分,本文聚焦於青年群體,考察階層地位變動對其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影響,以驗證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行為是否存在階層化邏輯。

四、資料分析結果

1. 風險金融資產投資的代際差異

經筆者測算,在2012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這四個年份,青年對風險金融資產的整體投資參與率分別為8.6%、9.0%、11.4%和13.0%,這說明 青年群體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人數佔比呈逐年提升的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老年群體憑藉年齡優勢可以積累更多的財富,擁有更多的投資經驗,但其在風險金融市場中的整體參與率在分析時段中始終低於青年群體,而且二者的差距呈逐年擴大的趨勢,即從2012年的1.4%升至2017年的4.5%。此外,四個年份中的全部受訪者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比例分別為7.4%、6.9%、7.0%和9.4%,都低於青年群體對風險金融資產的投資參與率。

為了進一步證實風險金融資產投資存在代際差異,本文對青年和中老年兩類樣本在測量風險金融資產投資的多維指標上的均值進行差異檢驗。表1的結果顯示, 青年群體在每一類風險金融資產的投資人數佔比均高於中老年群體,並且二者的差距大都具有統計顯著性。

綜上所述, 在中國的風險金融市場中,投資者存在明顯的代際差異,即青年群體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比例明顯高於中老年群體。 顯然,年齡上的劣勢會使青年群體所擁有的財富和投資經驗都少於中老年群體,但這並未抑制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意願,即青年對理財具有強烈的興趣並積極參與風險金融市場。接下來,本文將運用統計模型來檢驗階層變動對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影響。

2. 階層地位變動對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影響

表2報告了利用Probit模型估計階層地位變動對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影響結果。模型1僅納入青年的個體層面的變數,並且控制了地區和時間的固定效應。在模型1的基礎上,模型2納入測量青年代際流動的兩個指標,二者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模型3加入測量青年代內流動的指標,但其在統計上不具有顯著性。模型4納入測量青年階層地位變動的全部指標。 結果表明當發生向下代際流動時,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可能性更大。另外,代內流動變數仍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表3將因變數替換為具體的風險金融資產,建模策略與表2一致。向下代際流動變數的係數僅在模型1和模型2中顯著為正,這表明階層地位變動對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投資的影響主要存在於股票和基金上。正如描述性分析所展示的, 無論是青年,還是中老年,股票和基金的投資參與率遠高於其他三類風險金融資產。而階層地位變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股票和基金上,也從側面證明二者是包括青年在內的公眾配置金融資產的優先選項。 假設1得到驗證。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在表2的模型4中,還是在表3的多數模型中,代內流動變數的係數都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這說明 即使青年當前的階層地位低於自己過去的階層地位,其對風險金融資產的投資行為未發生顯著改變。 由此可見,雖然階層地位都是向下流動,但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行為主要受到代際流動而非代內流動的影響。

本文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現象,很可能是因為社會流動對個體行為的影響會隨著生命歷程的長短而發生變化。在本文分析的青年樣本中,年齡最小的僅為17歲,年齡最大的未超過35歲,其在生命歷程中所經歷的事件要麼是求學,要麼剛剛進入勞動力市場。由於缺乏經濟基礎,青年自身的階層地位尚未成型,其發生代內流動的可能性較小。但對於35歲以上的中老年群體而言,其已經度過了生命歷程中的青年階段,並且在之後的階段中也會持續參與或退出勞動力市場,其收入和職業也會受到影響。因此,中老年群體的階層地位不僅已經成型,並且在更長的生命歷程中可能經歷階層地位的變動,即發生代內流動。

為驗證這一猜測,本文將樣本替換為中老年群體,著重考察代內流動對其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影響。在表4中,模型1的結果顯示,中老年對風險金融資產的投資主要受到代內流動的影響,即向下代內流動會提高中老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概率,但代際流動的影響並不顯著。模型2和模型3的結果進一步證實了上述發現,即中老年群體對股票和基金這兩類風險金融資產的投資也僅受到代內流動的影響。已有文獻在考察社會流動的影響時,發現了代內流動和代際流動都會對個體心理和行為產生影響 [10][13] 。與之不同的是,本文發現 社會流動的影響存在代際差異性,即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主要受到代際流動的影響,而中老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與代內流動的關係更大。

3. 中介效應檢驗

前文的結果表明階層地位及其變動是影響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重要因素,但其中的作用機制尚未驗證。在理論分析部分,本文闡述了青年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階層化邏輯:對於青年而言,向下流動意味著資源投入能力下降,這將使其在主觀層面形成相對剝奪感,並激發出對物質利益的渴求,最終選擇投資可以帶來高回報的風險金融資產,以迅速彌補地位下降造成的利益損失。由此,本文將物質渴求假定為作用機制。

本文首先採用三步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表5報告了針對物質渴求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模型1、模型4反映的是第一步的迴歸結果。可以看到,無論是在客觀維度,還是在主觀維度,向下代際流動變數的係數都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向下代際變動的青年更可能投資風險金融資產。模型2和模型5反映的是第二步的迴歸結果,即以物質渴求作為因變數。結果顯示,感知代際流動變數的係數在0.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 當青年經歷向下代際流動時,其對物質利益的渴求更加強烈。 模型3和模型6同時加入了自變數和中介變數,結果顯示,物質渴求都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但與模型4相比,感知代際流動變數在模型6的係數值明顯變小。根據檢驗中介效應存在的標準,可以認為物質渴求是向下代際流動促使青年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作用機制。

本文對物質渴求在向下代內流動 (感知) 與金融資產投資之間的中介效應做相同的中介效應檢驗發現,即使發生向下代內流動,青年對風險金融資產的投資決策並未發生顯著變化,並且其對物質渴求的程度也未發生改變。總之, 對於青年群體而言,物質渴求機制主要存在於代際流動與風險金融資產投資的關係中。 假設2得到驗證。

我們進一步採用KHB方法測算中介變數產生的實際效應,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從表6可知,當納入物質渴求變數後,代際流動變數的效應也有所下降,由此產生的間接效應在總效應中的佔比超過7%,並且在統計上顯著。這一結果再次表明 物質渴求是階層地位及其變動影響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作用機制。

五、結論與討論

投資風險金融資產已成為家庭維持階層地位的重要手段,但高額的參與成本限制了公眾獲得風險金融資產紅利的機會,這使得風險金融市場正成為產生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機制。儘管如此,在當代中國卻出現了經濟基礎較弱的青年群體熱衷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反常現象。在這一現實背景下,本研究在經驗層面描述了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現狀,並從社會學獨有的結構性視角出發,構建了階層分析框架,以對青年投資行為予以全新解釋。通過對2012-2017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四期資料的分析,本文獲得以下研究發現:

第一,在2012-2017年,青年和中老年群體在五類風險金融資產 (股票、基金、期貨、權證和外匯) 上的整體投資參與率和分項投資參與率都呈現增加趨勢,但青年群體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比例顯著高於中老年群體。這說明 中國風險金融市場中的投資者存在明顯的代際差異,青年投資者的表現更為活躍。

第二, 階層地位及其變動之所以能夠影響青年對風險金融資產的投資決策,資源投入和物質渴求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階層地位上升時,青年擁有更強的資源投入能力。憑藉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青年在參與風險金融市場時可以支付經濟和資訊成本,從而增強風險承受能力,因而會作出投資決策。

第三, 對於青年而言,向下代際流動意味著強烈的利益損失,從而誘發出相對剝奪感,進而對物質利益的渴求變得強烈,最終採取實際行動來補償因地位下降帶來的利益剝奪感。 這樣,即使蘊藏高風險,但可以在短期內帶來高經濟回報,青年仍會選擇投資風險金融資產。

上述結果表明,青年群體之所以在風險金融市場中的表現更為活躍,與其階層地位變動存在密切聯絡,而這兩種階層邏輯的存在意味著青年熱衷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行為含有非理性成分。階層地位下降會通過激發物質渴求這種心理機制來促使青年作出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決策。當經歷向下代際流動時,青年會產生強烈的利益損失感受,並且是以相對剝奪感的形式出現,而其對物質利益的渴求顯著增強。在這種情況下,青年很可能將風險金融資產視為一種能夠使其“一夜暴富”的工具,僅關注其所帶來的高回報,對相伴而生高風險視而不見。因此, 青年更多地是以“賭徒”心理看待風險金融資產並對其進行盲目投資。

很明顯,這種非理性的投資決策帶有很大的風險,它會使青年投資者遭受更大的利益損失,並造成整體風險金融市場發生劇烈波動,從而破壞經濟社會穩定執行。因此,應注意經濟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問題,保持社會結構的開放狀態,為青年群體創造更多的向上流動機會,使其擁有更高的獲得感、公平感和幸福感,從而能夠在理性評估自身對風險的承受能力後製定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決策。

本研究基於階層分析框架對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行為進行解釋,其對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都有所推進。一方面,風險金融資產投資長期以來是經濟學的研究議題,而經濟學提供的解釋是建立在理性人假定之上的,同時強調市場摩擦、背景風險、行為因素、資訊處理能力和家庭特徵等因素 [30] 。本文從社會學的階層視角出發,揭示了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行為所存在的階層化邏輯,強調心理因素會影響投資決策,這凸顯出投資行為所具有的非理性特點。

另一方面,社會學研究者在考察階層地位變動的後果時,主要關注個體的心理態度以及非經濟行為。本文著重考察了階層地位及其變動與青年投資風險金融資產決策的關係,這不僅豐富了關於社會分層與流動的影響的內容,而且提供了可行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仍有不足之處。首先,由於變數的限制,本文僅能使用是否對風險金融資產進行投資來考察青年參與風險金融資產的情況,未能對具體的投資規模進行分析。其次,本文使用的四期CGSS資料具有時段長、樣本規模大且地域覆蓋廣等優勢。但CGSS本身並不是追蹤資料,因而無法捕捉同一個青年在不同年份的投資決策差異,這可能會對識別因果關係造成干擾。最後,受到分析框架的限制,本文僅關注物質渴求這兩種機制,未對其他可能存在的機制予以驗證。在未來的研究中,本文將努力尋找新的資料,完善測量指標體系和分析框架,以對本研究的發現進行驗證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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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中國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 ,作者:柳建坤(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張雲亮(西南財經大學社會發展研究院副教授),李穎(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