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大學生,青春如同靜止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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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大學讓學生們像遊走的河流,奔向更廣闊的水域。現在,它們靜止了。

記者 | 任思遠、施   歌

實習記者| 顧昭瑋

編輯 | 張雲亭

章曉形容疫情期間被封控的自己“像一潭死水一樣,渴望有人往裏面扔一塊石頭”。

2020年新冠疫情開始之前,章曉在杭州上本科,她説那時的自己是“一條到處遊走的河”。如今,她在山東讀碩士一年級,總是突如其來、時長不定的封控讓她失去了明確的目標,對生活充滿困惑,原本四處打工、外出參與活動的大學生活顯得遙不可及。

從2021年9月來到山東開始,章曉的學校就處在“半封閉”的狀態。在這個新的城市,她幾乎沒怎麼逛過景點,能記起來的外出消費只在自己生日這種重要的時刻。

5月底學校解封之前,章曉的生活近乎固定程序的循環:在宿舍上網課,午飯和晚飯去食堂吃。晚上和舍友在宿舍附近的操場上打羽毛球、散步、吹風,星期三和週末下午去附近的教室自習。和完全被封閉在寢室的疫情重災區學生相比,她擁有更大的活動範圍,但和過去的生活相比,變化是劇烈的。

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高校不同程度的管控政策讓學生很難實現“進出自由”,這讓大學生了解外界的窗口縮小,在2022年封控加劇時甚至被徹底阻斷。而這些窗口,曾經是大學生們形成對人生和社會認知的最重要渠道。

3年的時間裏,曾經開放的、多樣的、充滿諸多可能性的大學生活徹底被改變了,它給大學和大學生們帶來的影響也許遠比現在能看到的更加深遠。

封控期的大學生活

2022年的疫情中,在出現病例的學校,學生幾乎沒有過渡的時間就被封控。在上海交通大學閔行校區就讀的鐘圓是從3月9日開始無法出校的。當天凌晨,學校通知個別樓棟緊急做核酸,到早上,校門、教學樓、圖書館、出現密接的各宿舍也相繼封閉。鍾圓在兩週內接受了12次核酸檢測,14日,所在樓棟出現了二十幾例混檢陽性,當天起她被要求“非必要不出寢室”。第二天,宿舍樓的公共浴室關閉,21日才重新限時開放,這使得樓棟裏近300名學生,在長達一週的時間內都無法洗澡,其餘出現核酸異常的樓棟也是如此。

3月上旬,整個上海的大學生都開始面臨類似的境遇。3月4日,上海大學延長校區也因為校車司機被感染採取“全封閉式管理”,這個範圍到3月15日已經擴大到了全上海市的高校,學生的課程轉為線上,實驗等實操課程暫停。

從“封校”“封樓”到“封户”,學生原本的生活軌跡被不斷阻斷。吃飯、打水、倒垃圾等所剩不多的日常生活需求被統一規劃和安排,確保樓棟同一時間只有一人在活動。在鍾圓的學校,免費的一日三餐由封控在校的老師、後勤人員送到樓棟,還會不定時發放牛奶、水果、衞生巾等校友捐贈的物資。

封控期間後勤人員住在餐廳裏。
三餐之外的飲食,由自由購買變成了需要拼運氣預約、搶號才能得來。 3月下旬,交大閔行校區開放了兩家校內教育超市,供小於求的局面形成了“排隊搶號”的採購機制,鍾圓排過一次隊,6點30分宿舍樓開門,她6點33分衝到了超市門口,等到9點30分超市放號,她拿到了當天的212號。
為了避免學生聚集,4月12日起,學校將超市的搶號系統搬到了校園內部App“交我辦”上,每天20點30分,全校超過1萬人蹲守不到600個購物名額,0.1秒的網絡延遲都有可能影響最後的結果。17日,購物規則升級為“搖號”制,若想成功購物,需要經歷報名-搖號中籤-預約三個步驟。自那之後,鍾圓沒能成為購物的幸運兒,只能託有號的朋友幫忙買點東西。
鍾圓託搶到超市號的朋友買了零食。
即便在“必要”範圍內,吃飯、洗澡也不是學生唯一的生活需求。隨着封控時間拉長,原本被忽視、更長週期內的需求也需要被滿足,例如理髮、採購換季衣服等。在上海交通大學,這些需求的解決也被彙總到了“交我辦”App上,在規定的時間開放預約。交大還在校園內組織了夏季服裝銷售,賣美特斯邦威的基本款服裝。
上海之外,全國多地的高校也都實行了封閉管理政策。5月3日,北京市教委提出嚴格師生進出管理,當天晚上,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所高校均宣佈轉為封閉管理。“太迅速了,不會提前很久給通知,可能發出通知後兩三個小時就封”,人民大學學生楊立説。
也有學校所在城市並未出現疫情,但出於“防患於未然”的目的提前開始封閉管理,例如一所位於廣西柳州的學校因為臨近的邊境城市東興的疫情采取了封控。“不怕一萬,就怕萬一”的狀態普遍存在於高校防疫中。但由於並非疫情核心暴發地,提前開始防範的學校的“封校”紅線就變得非常微妙。
一位南京的學生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學校雖然採取封閉管理,但外賣一直沒停,對學生來説點外賣比食堂便宜,也不用自己去食堂,所以他頻繁點外賣,“其實我也納悶,外賣都不停,為什麼還要把學生關在學校裏。”學校曾組織過學生寫禁止外賣、快遞倡議書,但層層通知,後來也就沒了下文。
在遼寧大連就讀的學生劉暢也有類似的困惑,進入4月後,外賣小哥已經能正常進出學校,但學生還是不能正常進出學校,“問題是社會面早就解封了,我們學生就只能封着,永遠是等通知。我知道學校也沒辦法,防疫這個事現在大過天,學校盡力了。”
封控期間學生在公共區域留下了解封后的願望。
無法理解的,還有食堂增加隔板,或者監控學生在校園內是否佩戴口罩。“食堂那麼多人的地方加隔板,算防疫還算形式主義?”劉暢心理始終有這個疑問。
疫情期間,有的大學在食堂設置了“擋板”,學生無法再面對面吃飯、交流。

人是社交的動物

章曉感受到“封控”是從2020年年初疫情首次暴發開始的,當時她在杭州讀本科,原本被戲稱為“人民公園”的開放式校園不再對外。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她被要求出校後15分鐘內到達校外的宿舍區,以做到儘量減少外出。她原本覺得,疫情導致的校園封控會在那之後越來越放鬆,但事實並非如此。

2022年春季學期,她所在的城市第一次出現了單日病例數量過百的情況,這讓學校的“半封閉”變成了“全封閉”。儘管疫情的迅速增長在半個月之內就得到控制,但嚴格禁止出校的政策一直持續至今。不僅如此,學校內部也被臨時設立的哨點劃分為幾塊,每一塊儘量包含宿舍樓、一個食堂、教學樓以及運動場,保證學生的“基本需求”。章曉已經沒法像上學期一樣從宿舍步行20分鐘到學校另一頭的食堂吃飯了。

封控期間章曉空蕩蕩的學 校。
與學校以外的社會接觸機會被直接切斷了,而這曾是大學生生活的重要部分。 經歷過本科課餘時間打工的章曉認為自己“跟外面的人打交道多了,不那麼容易上當受騙”,並且一度積累了“社會人”的能力。在大學4年裏,她做過話務員、促銷員、服務員、家教和教培機構的助教,高年級時也去互聯網公司實習過。這讓她在那時已經對於校外的世界有了明確的感知,例如教培行業一度在風口上,她在機構工作時收入不錯。
除了不能出校打零工, “封校”阻止的還有興趣愛好活動 。以被封閉在宿舍裏的上海學生為例,他們幾乎都無法再參與從前的社團活動,僅有的線上交流很難滿足體育、舞蹈、話劇等活動的需求。被停止的還有曾經熱鬧的“百團大戰”,這是諸多校園社團在線下貼海報、招新人的場合,不同年級的學生可以在這裏直接交流和認識。
章曉打零工賺錢的直接原因是她當時喜歡上了跳爵士舞,在校外參與一節舞蹈大師課經常需要數百元。學了一段時間之後,她成了舞舍的教練,也開始接商演賺錢。如今,她想到過去的生活會覺得遙不可及。
新聞和視頻如今成了章曉與大師和舞團產生聯繫的唯一方法,但近期她沒聽到什麼好消息。5月,章曉聽説知名舞團“陶身體”和楊麗萍的舞團因為長期封控導致沒有演出收入而解散。她理解這些舞團的困境,覺得視頻終究無法傳遞舞台的細節和氛圍。而她自己的舞蹈愛好也擱置了將近一年。
除了發展興趣愛好,這類社團活動也是一種隨機的社交場合,它聚集了沒有競爭、利益關係的同好。在這種場合,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比舍友和同學更鬆散、沒有負擔,“處不來就不處了”。一位在上海的大三學生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2020年疫情暴發後她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有社交。參與活動是她重要的社交方式,這是她在成長過程中為數不多的、單純因為志趣相同而交朋友的機會。
對章曉這條河來説,舞舍和打工時認識的朋友就是“淺社交”,像是一條小河向外延伸的分支。它們不見得是長期、深刻的關係,卻是長見識、讓生活更豐富的觸角。
在封閉的狀況下,廣泛而輕鬆的“淺社交”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與周圍固定的、有限的人朝夕相處。章曉現在每天和室友待在一起吃、住、學習和運動,同時有“對彼此感同身受,擁在一起共患難”的情誼和感受。
同學之間的友情變得彌足珍貴。在天津讀大三的戴陽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第一年疫情時,大部分學生直接被困在了家裏,一整個學期學校裏可能都沒什麼人。今年也是如此,一個宿舍裏只來一兩個同學是常見的情況。
和章曉一樣,戴陽也喜歡跳舞,大一時參加了學校的舞蹈社團。2020年年初疫情來臨,戴陽主要在家裏學舞,再把學好的動作上傳給舞蹈團的負責人。她原本認為大學裏的興趣應該有更多實踐,但卻“一直停留在理論上”。

更重要的親密關係

深入的親密關係也是“河流”的重要分支,它往往是向外探索之後的結果。單身的章曉在封控期間的戀愛經歷也與“支流”被阻斷相關——社交範圍的急劇縮小讓她沒什麼接觸異性的機會,愛情自然發生的場景日漸稀少。

“帶朋友進來玩、朋友來宿舍裏住,這些學長學姐們的經歷,我想都不敢想,真的很羨慕。”楊立這樣告訴《第一財經》 YiMagazine 。2019年入學的他認為自己只體驗了不到半年的“自由時光”,從2020年後,自由就變成了一件需要“審批”的事。

“封閉管理”自2020年起,在大學內已陸續持續了3年。絕大多數學校都在2020年之後上線了出入校報備系統,學生出去變得相對困難,校外人士幾乎無從獲得進入校園的機會。在楊立的學校,除實習外,學校原則上不允許學生出校;一旦北京發生疫情,學校就會加緊管理,動態清零後,再開放報備出校的政策。一般出校由團委老師審批,出京則需經過黨委。今年“五一”,他原計劃要與在貴陽的女朋友見面,特別寫了一份出京申請,但沒有被批准。

和章曉相比,楊立在面臨另一種普遍狀況——有戀愛對象的大學生因為封控面臨和對方分離和分裂的可能性。而在令人沮喪的時期,緊密的、“庇護所”式的親密關係又變得更重要。

在上海上學的茶二在今年被封控期間就面臨過和異地戀男友的“分裂”。用她自己的話説,“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茶二被封控在上海校園期間,異地男友所在的城市沒有疫情,茶二因為封控政策和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焦慮時,每天聽到男友分享的卻是他在吃什麼、去哪裏玩。

不過,茶二和男友的關係又很快轉向緊密,變化的節點是男友的老家也遭遇了封控。他因此感到漂泊無依,並對茶二説,“我喜歡的人和我的家人被封控了,而我一個人在外面需要做些什麼”。在封控期間不安的氛圍裏,男友成了茶二生活裏的一個“穩定因素”,她認為戀愛關係在疫情期間給予了她重要的治癒。

茶二在宿舍祝異地戀男友生日快樂,“蛋糕”是一包過期方便麪。
在校園、校內分區甚至宿舍樓被封控的情況下,越來越多原本可以經常見面的校園情侶轉為了像茶二一樣的“異地戀”。在茶二的學校就曾發生過一件事:一位男生的宿舍暫時解封,他出門後急忙到仍被封閉的女友宿舍樓前與她聊天。但就因為接近了屬於封控區的女友宿舍,男生回到宿舍後就得知自己剛解封的宿舍樓又被封閉了。

讀研或出國,未來更迷茫

對不少學生來説,學習的目標、未來的方向也很難單純通過理論獲得。封控直接影響了實踐、實習和出國的選擇,學生對未來感到迷茫。

章曉並不想完全還原曾經在校外漫遊的生活狀態。2020年決定考研時,她就希望自己在讀碩士期間能“靜下心來沉澱知識,有更明確的目標”,這聽起來是個認真讀書的計劃。然而,在封控中她確實有了足夠的時間看書,但她目前仍沒有找到讓她有熱情的研究方向。

在過往的經驗裏,社會實踐是讓她確立研究方向的重要一環。本科期間,她研究寧波的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AED)設施的城市分佈,一方面是因為明星高以翔在寧波參加綜藝節目錄制時突發心臟病猝死,她因為這條新聞深受觸動。另外,她在本科假期時經常去江浙滬城市旅遊,也去過寧波好幾次,對那裏的城市結構和設施有感知。

而現在,儘管她還是能在封控期間用社交網絡刷到大量的新聞,但最多也就讀讀與之相關的文獻書籍,無法做深入的田野調查。章曉最近的期待,就是解封之後能在導師的項目裏幫忙,一起進入田野。

從2020年疫情之後,“抓住確定的因素”成為她常聽到的勸説。 2021年,她曾因為沒有獲得理想的考研成績想過再考一年,但家人勸她抓住調劑的機會,“形勢的變數太大,不知道第二年考研會面臨什麼情況”。

她聽了家人的話,來到了之前沒考慮過的北方城市,開始探索她希望的“靜下心來沉澱知識”的生活。剛來這裏時,她就發現這裏和原先的杭州相比實習機會少了很多。“原本的生活已經被抽掉了,”談起如今在學校封閉的生活,章曉這樣告訴《第一財經》 YiMagazine ,“現在,我被丟在一個空曠的原野,所有的目標和方向要我自己去找。”

如同章曉的考研經歷,學生們儘量選擇穩妥的道路。 就像一條河如果被告知前方有阻攔,它是否會不再渴望流向更廣闊的水域?

曾經計劃出國留學和交換的高校學生開始猶豫或轉變。其中,外語專業的學生受到的影響更加直接,相比其他專業,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出國交換、升學和工作,屬於“無論如何要出國看看”的專業。如今,這些學生聽到了越來越多“要不等兩年”“在國內也許也可以學好”的勸説。

正在西班牙語專業讀大三的高布里一度辦好了留學手續。選擇這個專業時,他就期待自己能在大三去拉丁美洲留學交換一年,父母也明確表示了支持。入學一個學期後,2020年全球暴發新冠疫情;到了大二開始籌備留學時,去哥倫比亞等拉美國家的交流項目已經取消,只剩下了去西班牙的項目。但出於鍛鍊聽説能力、感受不同文化的初心,他還是不想放棄留學。

但是父母的態度相比兩年前發生了轉變。他們不斷看到國內對國外疫情的新聞報道,認為兒子出國可能會面臨“很亂”的境遇,因此感到緊張。高布里告訴《第一財經》 YiMagazine ,他認為一些國內新聞在這件事上有一定程度的誇大,但傾向於理解父母。

最初父母沒有影響他辦手續的進程,但他比之前更猶豫了。前所未有地,他開始擔心自己花了家裏的錢去交換“不值”——落地後是不是要隔離?回國時機票會不會又貴又難買,落地後還要隔離二十多天?會不會去了也是在家裏上網課?他開始介意從前沒在意過的細節問題。租房做飯會不會很浪費時間?總在外面吃飯,花費是不是會太高?真的感染新冠會不會有後遺症?

手續接近尾聲時,高布里遇上了“最後的稻草”。先是去出入境部門辦理手續時,聽到工作人員正在和一位有意去非洲工作的人聊天,“不是國外的月亮就圓,在國內也可以找到不錯的工作”。“這多少點醒了我”,高布里這樣告訴《第一財經》 YiMagazine ,他因為這個偶然聽來的勸説動搖了。之後母親再次對他承諾,等疫情好轉依舊會資助他出國,並且現在可以先給他一筆額外的錢去開銷。

就這樣,高布里最終放棄了出國,把母親給的“額外收入”存了起來。他為終於放下了這種“糾結”而鬆了口氣。

傾向於封閉的環境正在改變高校畢業生的選擇。它同“考公務員潮”和“國內考研潮”一起,讓高校學生面臨向內的、更“穩妥”的選擇。

還要鼓勵逃出體制嗎?

魏建國已經在上海一所高校任教十餘年,從2020年的夏天開始,他發現他所在的院系本科生有明顯的選擇變化——曾經最有可能選擇出國留學的、年級成績排名靠前的學生開始在暑期參加各高校的保研夏令營,這説明他們開始重視在國內讀研的機會。

魏建國目睹瞭如今的“00後”學生“卷得厲害”,疫情和封控更是催化了這種情況。他認為最初幾屆90後學生“不那麼務虛但也不那麼務實”“關注雜七雜八事情”,而現在的學生高度關注自己的保研、就業等現實問題,並且更容易依賴現有的制度。

今年上海封控期間,魏建國在家給學生上網課。有時候他被要求在線錄課,據説是為了給臨時去做核酸缺課的學生回放、複習用。魏建國不喜歡錄課,他擔心視頻被斷章取義後傳上社交網絡,進而引發錯誤的理解。另外他認為這件事並非必要,例如在多數學生有事不能上課時,他可以配合他們更改上課時間。而個別缺課的學生可以通過自學、和老師交流等方式補上課程內容,這是學生應該掌握的靈活方法。

面對學生熱衷於進體制、作更穩妥的選擇,魏建國感受到了無力感,他覺得自己能幫到學生的時候越來越少。過去他會建議學生去互聯網公司,如今他自己對此也感到遲疑,因為辛苦工作獲得機遇和財富的機會在減少。更現實的情況是,他在今年春季接觸到的幫學生內推的機會明顯少於過去。

他所感受到的“無力感”還有更具體的場景。網課是其中之一,這種模式影響了他原本的上課習慣——“滿堂灌”的同時穿插段子,學生可以隨口插話互動,這與刻意提問和討論的模式有明顯的區分。但在網課時,由於隔着屏幕無法看到學生的眼神和表情,他需要“隆而重之”地提問,甚至指定學生回答。他期待的即興互動在這種情況下打了折扣。

在封控期間遇上學生有心理問題時,能提供的幫助也是有限的。從他2020年和2022年兩次幫助學生的經歷來看,問題越來越嚴重。兩年前封控時,一位學生打電話告訴他“想找個人説説話,不然快要憋壞了”,他當時判斷學生只是有點焦慮,自己只需要充當“垃圾桶”的陪伴角色。

今年4月,魏建國遇到了更嚴重的情況,他聽説了被封閉在學校裏的學生有自殺傾向。這一次,他感受到這位學生的狀態是“絕望”。被封控在家的他聯繫了學生的室友、伴侶和班主任。他們幫這位學生疏導情緒,並插隊了學校的心理諮詢服務,暫時確保了學生的安全。

“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魏建國説。

尾聲:告別大學

畢業季已經到來,距離鍾圓的學校被封控已經過去了近3個月。5月下旬,她周圍的外地同學開始陸續離開學校回老家,她聽説比她高一級的畢業班學生也是這樣,計劃答辯完成之後、不等畢業典禮舉行就離開。

“珍惜和同學們還在一起的日子,”一位今年畢業的學長這樣勸告鍾圓,“因為你不知道哪天就封控隔離了,你和同學見不了面,畢業之後各奔東西。”6月初,這位學長還在期待線下的畢業典禮,他認為如果能辦,那將具有比往屆更重要的意義——這是隔離3個月後,大家在畢業前最後見一次面的機會。學長覺得,畢業典禮令人動情的並非授予學位、老師同學講話,甚至是播放煽情錄像等流程,而是知道和自己度過4年的同學就坐在身邊,對於離別的氛圍有真實的體驗。如果典禮在線上舉行,這一切“儀式感”都將褪色。

在5月下旬,章曉的學校也宣佈“解封”——出校門在學校系統內登記,不用再和導師請假了。解封第二天,她去的第一個地方是校門口的理髮店。她看到校園內的路障和鐵皮拆了,校外美食街明顯有很多學校的學生,他們進出都要掃場所碼。

解封后章曉和室友出校聚餐。

“覺得有點陌生,似乎不真實的感覺”,章曉説,她甚至忘了如何掃碼乘公交車。那天,她和幾個室友一起坐車去校外的商圈吃飯,聊的內容和在學校似乎差不了太多。“高興,但不至於激動”,她照例化了粧、穿上了喜歡的衣服,即便是封控在校期間,每當出門時她都是如此。

(章曉、高布里、鍾圓、茶二、魏建國、楊立、戴陽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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