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大学生,青春如同静止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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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大学让学生们像游走的河流,奔向更广阔的水域。现在,它们静止了。

记者 | 任思远、施   歌

实习记者| 顾昭玮

编辑 | 张云亭

章晓形容疫情期间被封控的自己“像一潭死水一样,渴望有人往里面扔一块石头”。

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之前,章晓在杭州上本科,她说那时的自己是“一条到处游走的河”。如今,她在山东读硕士一年级,总是突如其来、时长不定的封控让她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对生活充满困惑,原本四处打工、外出参与活动的大学生活显得遥不可及。

从2021年9月来到山东开始,章晓的学校就处在“半封闭”的状态。在这个新的城市,她几乎没怎么逛过景点,能记起来的外出消费只在自己生日这种重要的时刻。

5月底学校解封之前,章晓的生活近乎固定程序的循环:在宿舍上网课,午饭和晚饭去食堂吃。晚上和舍友在宿舍附近的操场上打羽毛球、散步、吹风,星期三和周末下午去附近的教室自习。和完全被封闭在寝室的疫情重灾区学生相比,她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但和过去的生活相比,变化是剧烈的。

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高校不同程度的管控政策让学生很难实现“进出自由”,这让大学生了解外界的窗口缩小,在2022年封控加剧时甚至被彻底阻断。而这些窗口,曾经是大学生们形成对人生和社会认知的最重要渠道。

3年的时间里,曾经开放的、多样的、充满诸多可能性的大学生活彻底被改变了,它给大学和大学生们带来的影响也许远比现在能看到的更加深远。

封控期的大学生活

2022年的疫情中,在出现病例的学校,学生几乎没有过渡的时间就被封控。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就读的钟圆是从3月9日开始无法出校的。当天凌晨,学校通知个别楼栋紧急做核酸,到早上,校门、教学楼、图书馆、出现密接的各宿舍也相继封闭。钟圆在两周内接受了12次核酸检测,14日,所在楼栋出现了二十几例混检阳性,当天起她被要求“非必要不出寝室”。第二天,宿舍楼的公共浴室关闭,21日才重新限时开放,这使得楼栋里近300名学生,在长达一周的时间内都无法洗澡,其余出现核酸异常的楼栋也是如此。

3月上旬,整个上海的大学生都开始面临类似的境遇。3月4日,上海大学延长校区也因为校车司机被感染采取“全封闭式管理”,这个范围到3月15日已经扩大到了全上海市的高校,学生的课程转为线上,实验等实操课程暂停。

从“封校”“封楼”到“封户”,学生原本的生活轨迹被不断阻断。吃饭、打水、倒垃圾等所剩不多的日常生活需求被统一规划和安排,确保楼栋同一时间只有一人在活动。在钟圆的学校,免费的一日三餐由封控在校的老师、后勤人员送到楼栋,还会不定时发放牛奶、水果、卫生巾等校友捐赠的物资。

封控期间后勤人员住在餐厅里。
三餐之外的饮食,由自由购买变成了需要拼运气预约、抢号才能得来。 3月下旬,交大闵行校区开放了两家校内教育超市,供小于求的局面形成了“排队抢号”的采购机制,钟圆排过一次队,6点30分宿舍楼开门,她6点33分冲到了超市门口,等到9点30分超市放号,她拿到了当天的212号。
为了避免学生聚集,4月12日起,学校将超市的抢号系统搬到了校园内部App“交我办”上,每天20点30分,全校超过1万人蹲守不到600个购物名额,0.1秒的网络延迟都有可能影响最后的结果。17日,购物规则升级为“摇号”制,若想成功购物,需要经历报名-摇号中签-预约三个步骤。自那之后,钟圆没能成为购物的幸运儿,只能托有号的朋友帮忙买点东西。
钟圆托抢到超市号的朋友买了零食。
即便在“必要”范围内,吃饭、洗澡也不是学生唯一的生活需求。随着封控时间拉长,原本被忽视、更长周期内的需求也需要被满足,例如理发、采购换季衣服等。在上海交通大学,这些需求的解决也被汇总到了“交我办”App上,在规定的时间开放预约。交大还在校园内组织了夏季服装销售,卖美特斯邦威的基本款服装。
上海之外,全国多地的高校也都实行了封闭管理政策。5月3日,北京市教委提出严格师生进出管理,当天晚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均宣布转为封闭管理。“太迅速了,不会提前很久给通知,可能发出通知后两三个小时就封”,人民大学学生杨立说。
也有学校所在城市并未出现疫情,但出于“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提前开始封闭管理,例如一所位于广西柳州的学校因为临近的边境城市东兴的疫情采取了封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状态普遍存在于高校防疫中。但由于并非疫情核心暴发地,提前开始防范的学校的“封校”红线就变得非常微妙。
一位南京的学生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学校虽然采取封闭管理,但外卖一直没停,对学生来说点外卖比食堂便宜,也不用自己去食堂,所以他频繁点外卖,“其实我也纳闷,外卖都不停,为什么还要把学生关在学校里。”学校曾组织过学生写禁止外卖、快递倡议书,但层层通知,后来也就没了下文。
在辽宁大连就读的学生刘畅也有类似的困惑,进入4月后,外卖小哥已经能正常进出学校,但学生还是不能正常进出学校,“问题是社会面早就解封了,我们学生就只能封着,永远是等通知。我知道学校也没办法,防疫这个事现在大过天,学校尽力了。”
封控期间学生在公共区域留下了解封后的愿望。
无法理解的,还有食堂增加隔板,或者监控学生在校园内是否佩戴口罩。“食堂那么多人的地方加隔板,算防疫还算形式主义?”刘畅心理始终有这个疑问。
疫情期间,有的大学在食堂设置了“挡板”,学生无法再面对面吃饭、交流。

人是社交的动物

章晓感受到“封控”是从2020年年初疫情首次暴发开始的,当时她在杭州读本科,原本被戏称为“人民公园”的开放式校园不再对外。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她被要求出校后15分钟内到达校外的宿舍区,以做到尽量减少外出。她原本觉得,疫情导致的校园封控会在那之后越来越放松,但事实并非如此。

2022年春季学期,她所在的城市第一次出现了单日病例数量过百的情况,这让学校的“半封闭”变成了“全封闭”。尽管疫情的迅速增长在半个月之内就得到控制,但严格禁止出校的政策一直持续至今。不仅如此,学校内部也被临时设立的哨点划分为几块,每一块尽量包含宿舍楼、一个食堂、教学楼以及运动场,保证学生的“基本需求”。章晓已经没法像上学期一样从宿舍步行20分钟到学校另一头的食堂吃饭了。

封控期间章晓空荡荡的学 校。
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接触机会被直接切断了,而这曾是大学生生活的重要部分。 经历过本科课余时间打工的章晓认为自己“跟外面的人打交道多了,不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并且一度积累了“社会人”的能力。在大学4年里,她做过话务员、促销员、服务员、家教和教培机构的助教,高年级时也去互联网公司实习过。这让她在那时已经对于校外的世界有了明确的感知,例如教培行业一度在风口上,她在机构工作时收入不错。
除了不能出校打零工, “封校”阻止的还有兴趣爱好活动 。以被封闭在宿舍里的上海学生为例,他们几乎都无法再参与从前的社团活动,仅有的线上交流很难满足体育、舞蹈、话剧等活动的需求。被停止的还有曾经热闹的“百团大战”,这是诸多校园社团在线下贴海报、招新人的场合,不同年级的学生可以在这里直接交流和认识。
章晓打零工赚钱的直接原因是她当时喜欢上了跳爵士舞,在校外参与一节舞蹈大师课经常需要数百元。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成了舞舍的教练,也开始接商演赚钱。如今,她想到过去的生活会觉得遥不可及。
新闻和视频如今成了章晓与大师和舞团产生联系的唯一方法,但近期她没听到什么好消息。5月,章晓听说知名舞团“陶身体”和杨丽萍的舞团因为长期封控导致没有演出收入而解散。她理解这些舞团的困境,觉得视频终究无法传递舞台的细节和氛围。而她自己的舞蹈爱好也搁置了将近一年。
除了发展兴趣爱好,这类社团活动也是一种随机的社交场合,它聚集了没有竞争、利益关系的同好。在这种场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比舍友和同学更松散、没有负担,“处不来就不处了”。一位在上海的大三学生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2020年疫情暴发后她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社交。参与活动是她重要的社交方式,这是她在成长过程中为数不多的、单纯因为志趣相同而交朋友的机会。
对章晓这条河来说,舞舍和打工时认识的朋友就是“浅社交”,像是一条小河向外延伸的分支。它们不见得是长期、深刻的关系,却是长见识、让生活更丰富的触角。
在封闭的状况下,广泛而轻松的“浅社交”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与周围固定的、有限的人朝夕相处。章晓现在每天和室友待在一起吃、住、学习和运动,同时有“对彼此感同身受,拥在一起共患难”的情谊和感受。
同学之间的友情变得弥足珍贵。在天津读大三的戴阳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第一年疫情时,大部分学生直接被困在了家里,一整个学期学校里可能都没什么人。今年也是如此,一个宿舍里只来一两个同学是常见的情况。
和章晓一样,戴阳也喜欢跳舞,大一时参加了学校的舞蹈社团。2020年年初疫情来临,戴阳主要在家里学舞,再把学好的动作上传给舞蹈团的负责人。她原本认为大学里的兴趣应该有更多实践,但却“一直停留在理论上”。

更重要的亲密关系

深入的亲密关系也是“河流”的重要分支,它往往是向外探索之后的结果。单身的章晓在封控期间的恋爱经历也与“支流”被阻断相关——社交范围的急剧缩小让她没什么接触异性的机会,爱情自然发生的场景日渐稀少。

“带朋友进来玩、朋友来宿舍里住,这些学长学姐们的经历,我想都不敢想,真的很羡慕。”杨立这样告诉《第一财经》 YiMagazine 。2019年入学的他认为自己只体验了不到半年的“自由时光”,从2020年后,自由就变成了一件需要“审批”的事。

“封闭管理”自2020年起,在大学内已陆续持续了3年。绝大多数学校都在2020年之后上线了出入校报备系统,学生出去变得相对困难,校外人士几乎无从获得进入校园的机会。在杨立的学校,除实习外,学校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出校;一旦北京发生疫情,学校就会加紧管理,动态清零后,再开放报备出校的政策。一般出校由团委老师审批,出京则需经过党委。今年“五一”,他原计划要与在贵阳的女朋友见面,特别写了一份出京申请,但没有被批准。

和章晓相比,杨立在面临另一种普遍状况——有恋爱对象的大学生因为封控面临和对方分离和分裂的可能性。而在令人沮丧的时期,紧密的、“庇护所”式的亲密关系又变得更重要。

在上海上学的茶二在今年被封控期间就面临过和异地恋男友的“分裂”。用她自己的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茶二被封控在上海校园期间,异地男友所在的城市没有疫情,茶二因为封控政策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焦虑时,每天听到男友分享的却是他在吃什么、去哪里玩。

不过,茶二和男友的关系又很快转向紧密,变化的节点是男友的老家也遭遇了封控。他因此感到漂泊无依,并对茶二说,“我喜欢的人和我的家人被封控了,而我一个人在外面需要做些什么”。在封控期间不安的氛围里,男友成了茶二生活里的一个“稳定因素”,她认为恋爱关系在疫情期间给予了她重要的治愈。

茶二在宿舍祝异地恋男友生日快乐,“蛋糕”是一包过期方便面。
在校园、校内分区甚至宿舍楼被封控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原本可以经常见面的校园情侣转为了像茶二一样的“异地恋”。在茶二的学校就曾发生过一件事:一位男生的宿舍暂时解封,他出门后急忙到仍被封闭的女友宿舍楼前与她聊天。但就因为接近了属于封控区的女友宿舍,男生回到宿舍后就得知自己刚解封的宿舍楼又被封闭了。

读研或出国,未来更迷茫

对不少学生来说,学习的目标、未来的方向也很难单纯通过理论获得。封控直接影响了实践、实习和出国的选择,学生对未来感到迷茫。

章晓并不想完全还原曾经在校外漫游的生活状态。2020年决定考研时,她就希望自己在读硕士期间能“静下心来沉淀知识,有更明确的目标”,这听起来是个认真读书的计划。然而,在封控中她确实有了足够的时间看书,但她目前仍没有找到让她有热情的研究方向。

在过往的经验里,社会实践是让她确立研究方向的重要一环。本科期间,她研究宁波的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设施的城市分布,一方面是因为明星高以翔在宁波参加综艺节目录制时突发心脏病猝死,她因为这条新闻深受触动。另外,她在本科假期时经常去江浙沪城市旅游,也去过宁波好几次,对那里的城市结构和设施有感知。

而现在,尽管她还是能在封控期间用社交网络刷到大量的新闻,但最多也就读读与之相关的文献书籍,无法做深入的田野调查。章晓最近的期待,就是解封之后能在导师的项目里帮忙,一起进入田野。

从2020年疫情之后,“抓住确定的因素”成为她常听到的劝说。 2021年,她曾因为没有获得理想的考研成绩想过再考一年,但家人劝她抓住调剂的机会,“形势的变数太大,不知道第二年考研会面临什么情况”。

她听了家人的话,来到了之前没考虑过的北方城市,开始探索她希望的“静下心来沉淀知识”的生活。刚来这里时,她就发现这里和原先的杭州相比实习机会少了很多。“原本的生活已经被抽掉了,”谈起如今在学校封闭的生活,章晓这样告诉《第一财经》 YiMagazine ,“现在,我被丢在一个空旷的原野,所有的目标和方向要我自己去找。”

如同章晓的考研经历,学生们尽量选择稳妥的道路。 就像一条河如果被告知前方有阻拦,它是否会不再渴望流向更广阔的水域?

曾经计划出国留学和交换的高校学生开始犹豫或转变。其中,外语专业的学生受到的影响更加直接,相比其他专业,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出国交换、升学和工作,属于“无论如何要出国看看”的专业。如今,这些学生听到了越来越多“要不等两年”“在国内也许也可以学好”的劝说。

正在西班牙语专业读大三的高布里一度办好了留学手续。选择这个专业时,他就期待自己能在大三去拉丁美洲留学交换一年,父母也明确表示了支持。入学一个学期后,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到了大二开始筹备留学时,去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的交流项目已经取消,只剩下了去西班牙的项目。但出于锻炼听说能力、感受不同文化的初心,他还是不想放弃留学。

但是父母的态度相比两年前发生了转变。他们不断看到国内对国外疫情的新闻报道,认为儿子出国可能会面临“很乱”的境遇,因此感到紧张。高布里告诉《第一财经》 YiMagazine ,他认为一些国内新闻在这件事上有一定程度的夸大,但倾向于理解父母。

最初父母没有影响他办手续的进程,但他比之前更犹豫了。前所未有地,他开始担心自己花了家里的钱去交换“不值”——落地后是不是要隔离?回国时机票会不会又贵又难买,落地后还要隔离二十多天?会不会去了也是在家里上网课?他开始介意从前没在意过的细节问题。租房做饭会不会很浪费时间?总在外面吃饭,花费是不是会太高?真的感染新冠会不会有后遗症?

手续接近尾声时,高布里遇上了“最后的稻草”。先是去出入境部门办理手续时,听到工作人员正在和一位有意去非洲工作的人聊天,“不是国外的月亮就圆,在国内也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这多少点醒了我”,高布里这样告诉《第一财经》 YiMagazine ,他因为这个偶然听来的劝说动摇了。之后母亲再次对他承诺,等疫情好转依旧会资助他出国,并且现在可以先给他一笔额外的钱去开销。

就这样,高布里最终放弃了出国,把母亲给的“额外收入”存了起来。他为终于放下了这种“纠结”而松了口气。

倾向于封闭的环境正在改变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它同“考公务员潮”和“国内考研潮”一起,让高校学生面临向内的、更“稳妥”的选择。

还要鼓励逃出体制吗?

魏建国已经在上海一所高校任教十余年,从2020年的夏天开始,他发现他所在的院系本科生有明显的选择变化——曾经最有可能选择出国留学的、年级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开始在暑期参加各高校的保研夏令营,这说明他们开始重视在国内读研的机会。

魏建国目睹了如今的“00后”学生“卷得厉害”,疫情和封控更是催化了这种情况。他认为最初几届90后学生“不那么务虚但也不那么务实”“关注杂七杂八事情”,而现在的学生高度关注自己的保研、就业等现实问题,并且更容易依赖现有的制度。

今年上海封控期间,魏建国在家给学生上网课。有时候他被要求在线录课,据说是为了给临时去做核酸缺课的学生回放、复习用。魏建国不喜欢录课,他担心视频被断章取义后传上社交网络,进而引发错误的理解。另外他认为这件事并非必要,例如在多数学生有事不能上课时,他可以配合他们更改上课时间。而个别缺课的学生可以通过自学、和老师交流等方式补上课程内容,这是学生应该掌握的灵活方法。

面对学生热衷于进体制、作更稳妥的选择,魏建国感受到了无力感,他觉得自己能帮到学生的时候越来越少。过去他会建议学生去互联网公司,如今他自己对此也感到迟疑,因为辛苦工作获得机遇和财富的机会在减少。更现实的情况是,他在今年春季接触到的帮学生内推的机会明显少于过去。

他所感受到的“无力感”还有更具体的场景。网课是其中之一,这种模式影响了他原本的上课习惯——“满堂灌”的同时穿插段子,学生可以随口插话互动,这与刻意提问和讨论的模式有明显的区分。但在网课时,由于隔着屏幕无法看到学生的眼神和表情,他需要“隆而重之”地提问,甚至指定学生回答。他期待的即兴互动在这种情况下打了折扣。

在封控期间遇上学生有心理问题时,能提供的帮助也是有限的。从他2020年和2022年两次帮助学生的经历来看,问题越来越严重。两年前封控时,一位学生打电话告诉他“想找个人说说话,不然快要憋坏了”,他当时判断学生只是有点焦虑,自己只需要充当“垃圾桶”的陪伴角色。

今年4月,魏建国遇到了更严重的情况,他听说了被封闭在学校里的学生有自杀倾向。这一次,他感受到这位学生的状态是“绝望”。被封控在家的他联系了学生的室友、伴侣和班主任。他们帮这位学生疏导情绪,并插队了学校的心理咨询服务,暂时确保了学生的安全。

“这就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魏建国说。

尾声:告别大学

毕业季已经到来,距离钟圆的学校被封控已经过去了近3个月。5月下旬,她周围的外地同学开始陆续离开学校回老家,她听说比她高一级的毕业班学生也是这样,计划答辩完成之后、不等毕业典礼举行就离开。

“珍惜和同学们还在一起的日子,”一位今年毕业的学长这样劝告钟圆,“因为你不知道哪天就封控隔离了,你和同学见不了面,毕业之后各奔东西。”6月初,这位学长还在期待线下的毕业典礼,他认为如果能办,那将具有比往届更重要的意义——这是隔离3个月后,大家在毕业前最后见一次面的机会。学长觉得,毕业典礼令人动情的并非授予学位、老师同学讲话,甚至是播放煽情录像等流程,而是知道和自己度过4年的同学就坐在身边,对于离别的氛围有真实的体验。如果典礼在线上举行,这一切“仪式感”都将褪色。

在5月下旬,章晓的学校也宣布“解封”——出校门在学校系统内登记,不用再和导师请假了。解封第二天,她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校门口的理发店。她看到校园内的路障和铁皮拆了,校外美食街明显有很多学校的学生,他们进出都要扫场所码。

解封后章晓和室友出校聚餐。

“觉得有点陌生,似乎不真实的感觉”,章晓说,她甚至忘了如何扫码乘公交车。那天,她和几个室友一起坐车去校外的商圈吃饭,聊的内容和在学校似乎差不了太多。“高兴,但不至于激动”,她照例化了妆、穿上了喜欢的衣服,即便是封控在校期间,每当出门时她都是如此。

(章晓、高布里、钟圆、茶二、魏建国、杨立、戴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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