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問 | 王立銘:我們難以定義什麼叫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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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銘:1983年出生於河南省洛陽市,畢業於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現為浙江大學教授。作品有《生命是什麼》《上帝的手術刀》等大眾科學讀物,新書《王立銘進化論講義》於今年4月由得到圖書出版。

Yi:YiMagazine

W:王立銘

Yi:“在一萬年文明史上,人類文明的進化在少數幾個時間節點突然提升到驚人的水平,彷彿一夜間進入一個新世界。”你在新書中表示,我們這一代地球人正處在間斷平衡的“斷裂期”,一系列有深刻影響的改變要麼正在發生,要麼將要發生。舊的傳統和經驗註定要失效,據你觀察,哪些明顯的傳統和經驗在失效?它們在被什麼替代?

W: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先要補充兩點。第一是斷裂期在人類歷史上並不是一個罕見的事情,只是不見得每代人都會恰巧趕上;第二是斷裂期發生的,不一定是人類視角下的“進步”,也有可能是倒退,或者發生某種混亂和難以定性的變化。

所以關於哪些事情正在發生斷裂,我覺得可以分為以下幾個層面來討論。第一是從科學的角度來講,在過去兩三百年時間裏,人類一直處於高速增長的時代,無論是科學、技術、社會制度還是經濟水平和觀念。科技在不斷持續刷新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我認為我們可能正在發生的一個劇烈變化是,我們現在的科技發展處於大停滯的前夜。從生物學來看,上一次革命是1950年代的分子生物學革命,到現在也70多年了,沒有新的革命再出現。第二是可以從很多學科看到,我們已經進入所謂的後科學時代。拿物理學舉例,理論還在繼續發展,但是已經遠遠超過了實驗所能驗證的範疇。所以比較要命的事情就是,科學革命遲遲沒有到來,社會發展可能會減速甚至停止。

科技的高速增長會把我們帶向一個有明確方向和目標的歷史發展路徑,但是伴隨着增長的結束,歷史的方向感會沒有那麼強烈,我們不知道最終會呈現出什麼樣的圖景。這也是我所説的傳統和經驗正在失效的一個標誌。我舉一個稍微細節一點的例子,比如,在一個高速增長、存在明確目標的社會裏,我們知道工業時代的組織形態——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形態——能夠最大程度發揮個人效率和分工優勢。儘管馬克思把它稱作“勞動的異化”,會有對人的壓榨感,但從結果上來講,它的優勢是很明顯的。而如果高速增長期結束了,這個明確的組織形態方向感也就失去了,它不見得是在低速增長時期最適合我們的形態,因為效率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那我們就需要去探索未來的發展方向。

簡單來説,伴隨着我提到的這些前提的失效,人類世界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都需要重新思考和變化,組織形態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Yi:相對於古人,現代人的知識成倍增加,但在智力上似乎並無顯著躍升。如果千年尺度並不能看見明顯的智力躍升,那麼在進化論裏,智力躍升是多大時間尺度內可以討論的事?

W:這要看我們從哪個角度來討論,如果從純粹生物學的角度來討論,當然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比如,我們常用於衡量智力的生物學指標是腦容量,現代人的腦容量大概是1500毫升左右,五六百萬年前的遠古祖先只有四五百毫升,等於增加了兩倍。如果要指望這種尺度的智力躍升,當然是不太現實的,這是以百萬年的時間尺度在進化。

但從生物學意義之外的其他尺度來討論可能又不一樣了。比如對現代人的某些智慧特徵(特別是和邏輯思維、記憶力、空間想象力有關的)有一個衡量指標是智商。 心理學裏有一個概念是弗林效應,在過去幾十年間用於給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測算羣體的智商平均值。結果就是研究人員發現,在“二戰”之後,平均值每10年會提高三個點。他們就提到這個結果大概是跟戰後經濟的發展、兒童營養水平的提高、公民教育水平提升這些因素相關。也就是説,只要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人羣的智力水平還是會以穩定的速度進步的。

第三層我想説的是,拋開大腦以百萬年計的生物學變化,我們在過去實際見證了兩次人類智力水平的躍升。一次是一萬年前的農業革命,一次是兩三百年前發生的科學革命。它們的實質都可以迴歸到我們的工具和認知世界的方法論發生了變化。基於這個基礎,如果要討論未來人類的下一個明顯智力躍升,可能也會出現在這個層面。舉個現實的例子,比如很多人都在討論的腦機接口,想要實現的是人的大腦和計算機之間的聯網。在工具意義上,人的智慧可能會得到另一個維度的提升。這不見得很快會發生,但一旦發生,它會產生可以和農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相提並論的飛躍。

Yi:你對神經生物學比較熟悉,我們離腦機接口還有多遠?包括從馬斯克的進展來看,我們現在大概處於什麼樣的階段?

W:從技術和底層課題來講,馬斯克沒有帶來什麼新的進步。他的腦機接口技術實際上科學家們20年前在實驗室裏就已經實現了,比如用電極讀取少數幾個神經細胞的活動,用它來控制一個機器手或者光標的移動。馬斯克的貢獻很大程度在於讓普羅大眾知道了這件事情。

從現在的技術來看,要實現還是有很多障礙的。包括我們怎麼讀取成千上萬神經元的活動,這是一個技術障礙。然後我們讀取了這些活動之後,怎麼通過算法來解碼細胞的活動,真正把它變成機器可以理解的語言,把我們的思想轉化成代碼,存儲在電腦裏,甚至可以互相聯網——這些都受到底層科學的約束。這兩條目前還沒有看到很明確的可以實現的方向,所以肯定還需要很長時間探索。對於我們這代人是不是能看到這件事的發生,我不太樂觀。

Yi:現代人越來越多出現焦慮、抑鬱等心理問題,你怎麼看?是現代人的神經細胞的生理機制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嗎?還是一些文化和社會因素在起作用?

W:我覺得解釋可能在兩者之間。一方面,我們確實看到情感疾病的發病率在提高,我之前有本書講到,美國有研究説“二戰”結束後出生的人相較於戰前出生的人而言,精神和情感疾病的發病率要高出10倍左右。全球61個國家都有這樣的數據,所以這幾乎是一個跨文化現象。

一個簡單的解釋就是現代生活方式確實會提高情感疾病的發病率。我個人認為的一個合理解釋是,人腦在過去一萬年時間內都沒有發生什麼顯著變化,也就是説,人腦可能更適應文明時代以前的採集狩獵生活,到了現代社會,兩者之間就會出現錯配。比如説,採集狩獵時代,我們顯然不會是一天三頓飯的規律生活,基本上是飢一頓飽一頓。而到了近幾十年進入現代生活後,我們需要按照工作節奏,一日三餐地規範生活。這些飲食習慣和生活是我們祖先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所以它會對人的身體結構和生理功能造成衝擊。

我們的大腦也是一樣,在野外採集狩獵,我們其實不需要和特別多人打交道。但現在我們每天要處理很多和人,尤其是和陌生人交往的信息,對一部分人笑臉相迎,對另一部分人咬牙切齒,不斷在不同的情緒狀態中切換。這是全新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大腦在進化過程中沒有處理過,所以出現一些問題,我覺得一點也不奇怪。在長期內,我們既沒辦法快速改變進化本能,也沒辦法快速改變現有的生活方式,這意味着,我們要對這種長期生理反饋的錯配做好準備。

Yi:在《進化論講義》後記裏你提到書的緣起,當時正值中美貿易摩擦白熱化狀態,你與何帆在一班飛機上討論人類世界看起來又到了一個範式轉移的關鍵時期,很多默認有標準答案和現成解題思路的問題,比如和平與發展、全球化、公共危機的統一行動,似乎需要重新檢討。3年後來看,你是否更堅定了這種判斷?能否再展開講講這種轉變帶來的影響,尤其是對普通人的影響。

W:無論是局部戰爭還是脱鈎去全球化,本質上都是分蛋糕的動作,蛋糕不做大,分蛋糕的動作就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激烈。所以可以説是堅定了我的判斷,沒有科學革命,人類就要進入一個過去兩三百年沒有適應過的停滯階段。

對普通人來講,我們要適應所謂的新常態,它可能意味着低速增長,甚至不增長。因為我們這一代普通人實際上是高速增長的既得利益者,在過去40年間見證了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但在新常態裏,我們的對於世界的觀念和行動都要發生一些變化。從高速增長切換到低速增長和停滯,這意味着社會議題可能會從促進增長到促進公平轉變,從鼓勵冒險向鼓勵安分守己轉變。對普通人來講,這是一個相當痛苦和糾結的過程,很多觀念都需要重塑。我發現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可能要意識到這一點才能在新的時代裏活得比較幸福。

Yi:生存競爭推動了生物進化,但特別激烈的競爭往往會干擾創新。你給出的建議是遠離熱點,避免扎堆前往那些誘惑巨大、存在高強度競爭的地方。對個人選擇來説,也是這樣嗎?比如年輕人在專業選擇問題上,會很糾結。熱門的專業往往是現實中回報明顯的領域,而“天坑”專業往往就是沒有懸念的坑窪之地。

W:這確實是個比較糾結的問題。首先,過度競爭會干擾創新,這是毫無疑問的。在商業世界中我們也能看到,競爭激烈意味着你要尋求效率的最大化,因為落後一步就可能萬劫不復。所以需要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提高效率上,那麼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有額外的資源去探索新的方向,也就會干擾創新。至於是不是一定要選擇一個偏遠的新邊疆,倒不一定。因為遠離熱點的新邊疆可能是一些苦寒之地,意味着那裏資源貧瘠、生活環境嚴酷,才導致沒有繁盛的物種。

在商業裏我們經常講,要“遠離紅海,去探索藍海”,但是藍海得是一個沒人發現但資源豐富的地方。進入藍海要有心理準備,在傳統意義上的苦寒之地活下來,是需要克服很多困難的。這對年輕人選擇專業也適用,比如我學的就是被稱作“生化環材”天坑專業中的一個,生物學被稱為天坑之一不是沒有道理的,它確實不是隨便進來躺着就能享受到資源的領域。你需要有獨特的能力和心態挖掘它的資源,確實不容易。反過來講,競爭激烈的領域也是因為大家紛紛湧入,湧入肯定是因為資源利用比較容易,比如學計算機,可能一畢業就能找到收入還可以的工作,這個領域也就成了紅海。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也要辯證來看。

Yi:你認為創新往往產生自“宂餘”,適度的宂餘具備“反脆弱性”。“宂餘”的環境如何能創造出來?另外,我們看到無數家長在“雞娃”,希望提前搶跑。但給孩子“宂餘”一點的環境,實際上是奢侈的——小到家庭,大到工作環境,似乎留給我們的彈性空間都不多。你如何看待和處理這種矛盾?

W:我確實同意要給孩子創造一些“宂餘”才能激發他們的創造性,至於如何創造,我認為跟“雞娃”並不完全矛盾。我自己也是個父親,所以也會思考這個問題。從我的角度來講,我認為“雞娃”這個動作本身沒問題,但目的是什麼要想明白。我們希望能給孩子創造一個下限,保證他掌握基本的生存能力,或者基本的知識儲備,使得他能不落後於整個羣體。保住下限,這個“雞娃”的目的我覺得是沒問題的。但很多人“雞娃”的心態是為了強求一個上限。他們的目標不是為了防止孩子不落後,而是希望孩子能領先,我覺得這個目的就會有點問題。因為這會落到我剛剛講的激烈的競爭中去,妨礙創新。

有一本書叫《園丁與木匠》,是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講教育。裏面就提到人的出生不是一張白紙,實際上個人的特性、性格傾向、價值觀會往哪個方向發展等等,很多因素會受到先天的生物學特徵影響。我們在出生的時候就已經是一顆含有很多信息的種子了。那本書的理念是説你作為父母和老師,應該要做一個園丁,保證種子在一個合適的環境內,按照他孕育的信息去更好地生長。而不是要做一個木匠,把一塊木頭雕塑成樣板,實際上你是做不到的,因為每個孩子都有天生的特質。盲目刺激,往錯誤的方向發展可能適得其反。所以也就是説,作為家長,就別那麼急了,你還不如允許孩子有更多空間去探索,等孩子真正找到感興趣的方向之後,你再用更多的資源去幫助他。

Yi:你在《生命是什麼》裏其實也提到這個概念,有一句話我印象比較深刻,你説“人是DNA的器皿”。DNA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效用?

W:我很喜歡用藍圖來比喻DNA,基因信息就像一張繪製了人一生命運的藍圖。“藍圖”有兩層含義:第一是我之前講的人在出生的時候不是一張白紙,你的智力水平、身高、體重、性格、傾向、意識等等方面都已經有藍圖;第二是説藍圖並不是一個成品,就像一個指導建築物建設的藍圖,從指導信息到成為一個建築物的過程中還有很多步驟,步驟是由後天的經驗和環境來配合完成的。所以DNA就像這樣一個角色,它影響很多事情,但並不決定這些事情。

Yi:有什麼是你早年深信不疑,如今深表懷疑的東西?

W:進步。我們這幾代人大部分都是相信進步的,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持續很多年高速發展的時代裏,我們默認進步是生活的常態。另外,我們的教育也告訴我們人類的發展是單線程穩步提升的過程,所以我們也相信進步是必然的。

但我現在非常懷疑。原因之一是我們剛剛聊過,人類世界現在可能就處於一個間斷期。另外,我們也看到人類歷史發展不是單線程向上的,很多時候會陷入循環往復、鐘擺式發展的過程中,它沒有清晰的目標和路徑。第三是,從進化的概念來講,我對進步的懷疑也是成立的。你可以看到,生物沒有統一的生存法則,只要能生存和繁衍就是勝利。所以生物的生活方式有很多,它們各自通過佔據不同的生態位來實現生存和繁殖。也就是説,生存和繁殖的發展方向可能是有分歧的,這意味着你沒辦法定義什麼叫“進步”。

Yi:如果世界上任何一個已經過世的人可以活過來,並回答一個問題,你想問誰?問他什麼?

W:如果一定要説的話,我第一反應是曹雪芹吧,我想問問他,《紅樓夢》後面本來要寫成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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