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職業的年輕人沒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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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邊碼故事”(ID:tech-kk) ,作者:牛天,36氪經授權釋出。

那些辭去工作、依靠網際網路從事自由職業的人,他們都過著怎樣的生活?有怎樣的收穫和失落?

在過去幾年裡,這是社科院新聞所牛天的研究課題。她訪談了100多位這樣的斜槓青年、自由職業者。與此同時,牛天本人也是一位斜槓青年——她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同時也是一位團操課的老師。對這些不用定時打卡上班區別於傳統僱傭方式,青年新興職業人群的好奇,來自她真切的困境和痛楚。

四年前,牛天博士畢業,順理成章踏入了科研圈,做了一份穩定的工作。但她發現一些東西變了——在最開始,讀書和研究是源自好奇心的牽引,是在不經意的春風翻書,是在馬路上的靈光一閃,是在田野調查中腎上腺素膨脹。但在後來,工作KPI是期刊發表、職稱評比,工作動力變成了能不能加分、是不是好發表、可不可以快速量產,每一個細節都要精打細算、小心翼翼。她發現自己即將陷入一種保守和無意義的高效人生。“放眼望去,青年不再,形容枯槁;年長色衰,瞻顧迂迴。”

這時,她開始反思工作之於個人成長的意義。“當工作淪為機械地上班,我們則陷入了職業倦怠。”職業倦怠(burn out)最早由美國心理學家Freuden berger 提出,它源於工作場所的長期壓力,而這種壓力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陷入職業倦怠的人,通常會感到精力枯竭,工作效率低,對工作持消極態度。簡單心理髮布的《2020大眾心理健康洞察報告》顯示,有接近五成的人在工作中感受到“無意義”,近六成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正在經歷不同程度的職業倦怠。 

與此同時,牛天發現,周圍的朋友也處於相似的困境。有人陷入現實的泥沼無法抽身,也有人也積極尋求轉型,開始做一些副業;或依託平臺,成為自媒體博主,開啟靈活的就業方式。截至2021年2月,中國網際網路網民規模已達到9.89億人。便捷的網路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除了圍繞網際網路發展起來的運營、產品等崗位之外,也誕生了很多自由崗位,這其中不乏平臺創作者。

牛天把這一類的從業者,稱為“數字靈工”。具體來說,是依託網際網路平臺進行文化內容創作,包括圖文、音影片等內容,且提供線上文化服務的青年群體。伴隨對工作意義的追尋,在漸進的田野調查中,她慢慢接近這個群體,瞭解他們的工作方式,並開始探究這種新型的靈工形式,對於消解職業倦怠的作用、對個人潛能的挖掘,以及對當前就業的影響。

以下是牛天的自述。

#01

自媒體創業者,只為自己工作

我遇到的第一個研究物件叫林安,之前在廣告公司負責文案策劃。林安的困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困境——職場倦怠。離開上一家公司時,她已經是一家公司的市場部經理。“工作穩定,但就是不開心”。

林安喜歡工作,但不喜歡機械、重複的打卡上班,每天看似忙碌,但更多是做一顆螺絲釘,為別人打工。她感到自己與工作的距離漸行漸遠,工作的價值和樂趣逐漸變得稀薄。職場倦怠,這也是大部分數字靈工開啟轉型的動力。

圖|林安

當前,高密度的工作擠佔了人們的生活空間,個人的意義和工作意義的捆綁逐漸緊密,但自上而下的科層制晉升制和螺絲釘般的工作模式,讓越來越具有自主意識和個性的青年人在工作中時感無力。人類學家項飆認為,這是一種新的異化,現代性社會塑造出的好似一個巨大的個體,即從生活和感受來說自己是佔據中心位的,具有強主體性,但在工作裡又是非常渺小的。

始於尋找工作的價值,林安開始尋找出路——她擅長寫作,公眾號起初是她個人的電子日記,沒有專門運營過,但零散記錄一些生活感悟。她在辭職之際,做了兩件事:一是探訪周圍不上班的朋友,看不上班還能夠做什麼,並形成文字記錄下來;二是她花了2-3天時間寫了篇名為《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都不想上班了?》的文章,發到了自己的公眾號,同時貼在了豆瓣。

她沒有想到的是,一週後,公眾號後臺突然湧進來很多使用者留言說“你寫得太有共鳴了”、“我也不想上班”。那篇文章上了豆瓣的主頁推薦。當時有242個微信大號來申請轉載這篇文章,也為她帶來了冷啟動階段的使用者積累。

公眾號和豆瓣是林安平臺創作的起點,她趁著流量高峰,把手上已經累積的3篇不上班的人物專訪稿子發到公眾號上,並計劃將《100個不上班的人》作為創作核心內容,以一週一篇的節奏持續輸出。後來她又接到了一些來自其他平臺的撰稿邀約,包括抖音、騰訊、轉轉等平臺。初期的收入相較於職場有所縮水,但令她興奮的是,可以靠寫作優勢賺錢養活自己,並樂在其中,這也鼓勵她告別了打卡上班的固化模式,開啟了以平臺撰稿為生的數字靈工生涯。

《2019年中國 靈活用工 發展白皮書》顯示,七成以上求職者選擇靈活就業的首要原因是工作時間有彈性。網際網路平臺打破了時空區隔,一根網線、一部移動裝置就可以生產內容,這令多年在職場中受制於時間規訓的人們感到自由。

除了時間自主權的迴歸,調研中我也發現,伴隨網際網路成長起來的青年,對工作方式與內容有個人獨特的理解——當代年輕人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技能,能夠敏銳洞察並生產出能引起共鳴的作品。而現在的平臺,又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精英與素人的鴻溝,賦予個體可能性。一個平臺賬號就是個人創作的視窗。不同於數字零工的接零活,他們的工作不僅是靈活、機械的,還是靈感和靈捷的,基於個人的優勢、迸發的靈感,生產文化化的內容,形成自主的內容創作,我將他們稱之為數字靈工。

比如林安,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長板在於內容創作,這也通過她的公眾號推文得到了驗證。她看到了寫作技能能夠成為為自己打工的砝碼。《100個不上班的人》的採寫初期是以圖文的形式發在微信公眾號上的,為了拓展內容渠道,她也在B站以長影片的形式輸出不上班人們的故事。

這些內容初期是不賺錢的,隨著粉絲量增加,她接到了穩定的商業廣告和其他平臺的撰稿邀約,還有商業活動,工作機會接踵而至。目前公眾號粉絲已經達到4萬左右,B站有2.6萬。她將自己看成一個文化IP,後續開設了小紅書等平臺。粉絲的粘性帶來的聯動發展讓她的收入逐漸穩定。

圖|林安

智聯招聘 釋出的《2020年中國白領群體靈活就業》報告顯示,自媒體創作者佔比近六成。創作內容涉及文化、教育、遊戲、時尚、網路文學等行業,全職和兼職就業人數達到3000萬,其中全職就業約1145萬,總體數字超過了傳統文化產業的2789萬的從業人數。

林安這樣的自媒體創作者屬於積極的勞動主體,他們期待在工作中創作性地發展自己,從螺絲釘變成一專多能。在職場中人們往往是被動的,以deadline為第一生產力,完成的任務僅是工作鏈條的一部分,但為了自己而工作的數字靈工,則會主動學習,技能如滾雪球般增加,同時自我也得到了成長。比如林安為了拓展變現渠道,在公眾號創作之餘,也用長影片的形式將人物故事記錄下來,從拍攝到剪輯,她幾乎是從0到1開始學習,並在大量實踐中打磨鏡頭語言。學習被工作推動,加之粉絲的積極反饋,逐漸讓林安找回了工作的意義。

但數字靈工也會有自己的困境,比如這種個體化的工作形式,是相對孤獨的,社交成為困擾林安的難題,她靈活的工作時間,與上班族的時間表總是逆向而行。林安說:“當你坐在窗前看到,夕陽落下,熙熙攘攘的回家人群,車水馬龍的街道,好像跟你都沒有什麼關係。”於是她開始從自身的困惑出發,利用平臺發起了自由職業的線下交流活動,討論內容從初期的社交,不斷擴大到職業轉型、平臺創作、工作困境、心態轉變等主題。幾次的線下活動積累了一部分忠實粉絲,鑑於此,林安開啟了“自由會客廳”的專案,逐漸以線上線下社群的方式聯動平臺內容創作。

從林安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數字靈工開啟以個體為中心的工作形式,對內找熱情,對外鏈需求,因此這種工作的關鍵是要有內動力,工作不僅為稻糧謀,某種程度上也成為自我賦值的文化概念上的活動。或是創造有趣的內容,或是引發共鳴為他人帶來價值。林安堅持用利他思維做有價值的內容,做對他人有用、有幫助的事情。“不論是寫一篇文字、拍一個影片,甚至做一個專案,利他思維都能讓你走得更遠”。一部分數字靈工們放棄了循規蹈矩的框架下的工作,踏入新型的工作形式,尋求自我在工作中的意義,也許探索的過程荊棘滿地,腳步會慢,但長路漫漫,未來可期。

#02

學了計算機專業,但他最後做的是野生攝影博主

數字靈工的湧現,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流變——文化生產者和受眾之間的二元關係變得流動、模糊。平臺給予個體均等的文化生產的機會,受眾也可以成為生產者。以個體名義發出的文字、圖片、影片都有可能引發共鳴,一些日常的知識分享也可能成為爆款,帶來注意力經濟。數字靈工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提供的就是技能和知識,他們雖然並非專業領域的老師,但是生產的內容往往有趣味性和實操性,深受網友擁躉,可以稱之為“野生老師”。

他們提供的內容包羅永珍,比如攝影、美食、藝術、學習、音樂、生活妙招等。他們邊學邊探索邊分享,將學習的體驗和過程展示在平臺上。B站上的各類野生教學博主,都是一些普通從業者或者在校生,比如有人會分享“0基礎插畫教學”“如何用手機拍出時尚大片”,也有博士生分享“如何快速閱讀英文文獻”“哪些文獻蒐集工具值得擁有”。相比傳統專業的知識學習,這些方法和妙招往往能夠即時兌現,成為年輕人喜愛的學習資源,同時也適應了當下快節奏學習、實用性和趣味性的需求。

周於斯是一位攝影vlog博主,他的內容分發在微博(120萬粉絲)、B站(19.7萬粉絲)和抖音(56.2萬粉絲)三個平臺。三個平臺都圍繞攝影技能分享。主要包括裝置測評、攝影技巧、後期剪輯、旅遊vlog、個人成長感悟等板塊。2020年,他的收入是以往職場中的3-4倍,大部分來自廣告。

圖|周於斯

周於斯大學學的是計算機,但他並不喜歡自己的專業。大學期間,他愛上了攝影,在假期旅遊途中,他會用單反記錄風景,並把圖片穿插在遊記中,在馬蜂窩等平臺釋出。閒暇時間,他也會接人物攝影賺點私房錢。他會有意識地學習單反攝影技巧,大部分知識都是碎片化式的日常學習。他說:“攝影這個領域不需要很系統地去學習,我都是在用的過程中發現問題,然後再去專門找書和網站來看,專攻某個知識點。”

在學習的過程中,他隨手發到微博上,獲得了粉絲的關注。伴隨拍照裝置的輕量化,手機攝影成為趨勢,周於斯敏銳洞察到了這一點,他開始學習手機攝影。2017年11月,他開始在B站等平臺上分享手機攝影技巧,由於微博擁有固定粉絲,B站上也很快被聯通。

野生老師類的數字靈工的興起,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對專業知識的重新闡釋,以及人們獲取知識的意識和方式正在發生改變。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和風險性,使得專家知識變得並非唯一和權威。而這些野生老師具有問題意識,提供的內容有易得性和可操作性。比如周於斯的影片會教大家:“拍出高階感人像大片,你只需要一部手機”、“六分鐘影片讓素人也可以拿起手機完成高階大片”。這部分內容,消弭了嚴肅知識和實用知識的邊界,讓看似遙遠的知識和技能變得接地氣且可實現。

但周於斯也在與另一種困境戰鬥——各個知識領域的蛋糕,隨著數字靈工數量遽增而變得越來越小。注意力經濟的不確定性,讓粉絲的內容偏好變得難以預測。“被看見”才能夠處於不敗之地。因此,尋求突破和變化,打造內容的可見性,是數字靈工創作的關鍵。“有的時候想內容和選題就是一天,不知道窗外的日出和日落。”周於斯過去的一年在深圳6平米的小屋經常這樣度過。

即便是有了選題,內容的精打細做和精心的雕飾也是可見性的保障。平臺具有公開性和透明性,數字靈工會標籤形象個體和內容,用以區分普通創作者。他們會編輯平臺身份,比如vlog創作者等,在這過程中,通過優質作品的積累爭取獲得平臺授予的優質博主的認證。此外,數字靈工會在每一條內容上打上標籤或關鍵詞,提高在 海量資訊 中被搜尋的概率。周於斯會用文字標記影片內容,粉絲通過預覽視窗即可鎖定影片內容,比如“調色”“街拍大賞”“自拍修煉”等。

然而,受眾的注意力分散且有限,你永遠無法預測哪個內容可以引發關注和共鳴,唯有不斷與時間賽跑——大部分數字靈工都會保證更新的頻率,這不僅來自粉絲的催更,也來自平臺的認證限制。B站、抖音等平臺認定優質內容創作者的標準之一是“具有穩定更新頻率”。為此,周於斯經常會忙到凌晨。以令自己興奮的內容創作為工作,使大部分數字靈工有較強的內驅力,但也因此陷入了新一輪的自我壓榨。

部分數字靈工也開始意識到,除了提供實用性的乾貨之外,富有感情力的文字、影象、影片更能引發粉絲的共鳴。周於斯會定期坐在鏡頭前總結個人的感受。

圖|周於斯

2020年末的一期“寫給30歲自己的信”,就是他站在江邊的寒風中讀信的場景。“過去的一年,忙碌但不累,沒有人逼迫你做的工作。我認識到了有趣的職業,接觸了很多新鮮的事物,有機會拍出喜歡的東西,但是這些過程是孤獨的,我犧牲平日的社交,認識到的世界都是網路中的影像…但努力是唯一能掌控的事。”2020年末,他對著鏡頭這樣總結自己的30歲。其中有幾次風吹跑了信紙,他停下來,說了句:太冷了。這句話他也放在了正片裡。

寒冷的冬風和過去一年熱騰騰的創作歷程,讓屏幕後方的我們感受到向陽奔跑的朝氣,真實且有力量。可見,數字靈工的工作也是一種自我展演,他們需要不斷在平臺上輸出新近的表演,將新近發生的事項和個人的熱情、興趣持續呈現在公眾面前,創造真實感,引發共鳴。

周於斯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的是,工作的理性化形式被改變了,傳統的工作是學習的演練場,需要經過專業學習和多年積累,一個人在工作中的定位取決於他的畢業文憑、培訓證明等;如今數字靈工中的野生老師擴充套件了工作的外延,工作變成被賦予了動態的美感,他們不設邊界,開放式學習,把興趣轉變為工作。在這過程中,他們也開始真正的接納自己,逐漸從你該如何、你該有什麼樣的工作這般強硬的自控自律的狀態下,轉換為平和與持續感知,和不完美的自己共存。

#03

從公司財務,到百大情感主播

2020年,我的研究物件雨嫣的生活,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這一年,她辭掉了財務的工作,成為一名全職主播。她希望可以成為生活的掌舵人。

雨嫣並非播音主持專業出身,但從小就很喜歡主持這個職業。大學入學時,為了找到好工作,她選擇了財務專業,但這並非她所愛。大學她加入了學校廣播站,當時她的普通話還夾雜著方言,並不被其他人看好。2009年,她開始利用課餘時間練習普通話,糾正發音。2012年,在朋友推薦下,她開始在荔枝、蜻蜓網路平臺聽電臺,也嘗試自己錄製節目。在那個智慧手機還未推廣的年代,她會把自己的聲音下載到MP4上,反覆糾正。也是在那時,她發現自己的聲音有催眠功能,適合播講情感類的內容。2012年音訊平臺興起,她是最早一批投身到平臺上的主播。

如雨嫣一樣,部分數字靈工並非在初期全職。平臺賦予了靈活兼職就業的可能,部分青年人通過專業化興趣愛好,在平臺上釋出作品,開啟了平臺創作的第一步。當興趣能夠變現時,數字靈工進入了職業轉型的初期,但這也出現了問題:副職佔用的時間太多,導致二者不能兼顧。財務/主播的斜槓職業身份大概持續了八年,當主播副業完全超過了主職的收入,雨嫣決定放棄主職,全身投入到平臺創作中,成為了一名全職的數字靈工。

全職主播的道路並非坦途。辭去之前的全職,意味著失去了穩定收入,生活變得充滿風險和不可控——平臺收入不完全由創作者決定,在沒有保底收入的前提下,還受到粉絲和評價機制的影響。雨嫣的收入主要來自於播讀有聲書,按照市場價80-90元/時,一本書的播讀需要7-8小時,每個月的固定收入最多可達7200元。平臺為每本書設定了10%-20%的提成空間,想要拿到提成,就需要高點播量和完播率。這兩項都達標了,才可以獲得幾千元的提成。

但這充滿了不確定。一是書籍播讀市場中,科幻類、穿越類小說點播率高於個人成長、勵志雞湯類的暖文,作為情感主播的雨嫣的播講內容,先天不具備優勢;二是完播率完全讓權給聽眾評判,但注意力的不確定性和粉絲的粘性是主播無法控制的。加之平臺提現隔月制度,加劇了這種不確定,讓雨嫣陷入對自我的懷疑和職業的焦慮。

全職的數字靈工抽離了組織系統,職業規劃和發展路徑失去了順序的晉升和系統規制,工作內容的選擇和發展方向全憑自己。這也意味著艱辛的探索。

雨嫣曾經嘗試過播讀點播率高的懸疑推理類小說,但她發現不論是興趣還是聲線都難以駕馭。另外,為了增強粉絲粘性,她也嘗試舉辦粉絲見面會,經營圈子,建立社交。但矛盾在於,生活中的她和個人風格並非一致,為了不讓粉絲失望,線上下,她會去極力表演,這個過程是煎熬的。“我真的不擅長,線上下很累,會小心翼翼地坐著,也不敢大聲說話,全程我在照著知心溫柔姐姐的人設在演。”數字靈工的職業選擇本是自主的、開放的,但面對平臺的規制,他們好像又一次掉入了事與願違的怪圈中。

於數字靈工而言,他們策展式的內容生產,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靈活的個體化職業,意味著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產生了結構性的同化。因此,在面對平臺的規制與職業發展的掣肘時,一部分人會反思優勢,展示貼近自我的形象,正視工作和生活的結構化的同向性,工作於他們而言,不僅是實用性,更是實現全方位的個人成長。他們會依據個人優勢和生活階段,以更為貼近真正自己的形式工作。

而雨嫣也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她決定減少線下的活動,專攻內容,聚集她的興趣和擅長所在——自我成長類書籍。她每次都會精讀、做筆記,在消化吸收之後再播講給聽眾,這個過程,她是享受且能夠切實感到自我成長的。今年,她三十歲了,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未來計劃推出女性成長的原創播客,結合自身職業轉型及心路歷程。她說:“我就是一個三十歲在一線城市奮鬥的女生,經歷了傳統行業到博主的轉變,我有很多體會和感悟,在輸出成內容時,也是與自己展開的對話。”

#04

一個更自由的、有更多可能性的未來

關於工作和生活的關係,美國社會學家萊特·米爾斯曾經有過這樣一個論斷:如果人們從事的工作和最終的產品之間沒有什麼聯絡,如果工作和他們生活也沒有什麼內在的聯絡,那他們就必須接受工作本身沒有意義的現實。因此,他們會多少帶著某種怨氣去從事自己的工作,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尋找生活的意義。

而在今天,各種平臺的發展,催生了靈活的就業形態,以文化創意內容為生產要素的數字靈工,給了人們到其他地方找尋工作意義的空間和想象。於數字靈工而言,依託平臺職業化的結果不僅在於具身的生存,關鍵在於生產富有感情力量的文字、影象、音影片等創意產品和服務,進行自我賦值。

這不禁讓我們追問,工作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工作和生活一定是一種緊張的關係嗎?工作必然走向異化嗎?馬克思在解釋勞動的異化時指出,勞動是人的本質特徵,是人的第一需要,然而,異化的勞動卻讓人感到勞動是苦役,工人在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遭受摧殘。但從數字靈工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勞動不僅是人們生活不可剝離的一部分,也是能自我賦值的一項有意義的活動。

圖|作者在深圳與林安、周於斯的合影

不同於職場中的“螺絲釘”,也不同於低技能、接零活兒的零工。數字靈工表現為較高的文化素養,且一專多能。這種工作方式改變了被動的就業形態,激發了一種主動的靈活業態,同時改善了青年人疲軟的工作狀態。

數字靈工的意義,不僅是為社會就業提供保障的下限,由於主體知識水平和技能的提升、以及青年人對工作態度和價值的轉變,高技能、強創意成為了其顯著特點,這意味數字靈工不再是被動“接活”狀態,轉向依據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的主動選擇。

此外,工作效能的考量標準也發生了改變。形式理性邏輯支配下的工作,個人要在固定職位中生產出客觀的績效,正確、數量、質量是唯一評價標準。即使是依託平臺的零工經濟,也是以量取勝的勞動模式。但數字靈工具有強主體性特徵,工作即自我賦值的過程,具有非凡表現才能、能夠生產出創意的主體才能夠因創造出“表現力經濟”而持續獲利。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數字靈工的個體化困境——沉浸式的創作、社交的缺失、資源的匱乏也帶來了一層更為隱祕的自我剝削,更容易導致自我崩潰。

我們或許正在經歷著一次集體性的轉變——從面對世界的倦怠,迴歸到面向自我的倦怠。能否在對工作的意義和精神滿足的尋求中,為自我建造一個閒適空間,這是所有人都在面對的問題。我們期待會有相關政策能保障靈活勞動者的個人權益,同時也期待數字靈工真正能夠向更多的人群滲透,在未來成為一種更自由的工作方式,提供更寬廣的職業選擇。

參考文獻:牛天.(2021).賦值的工作:數字靈工平臺化工作實踐研究.中國青年研究(0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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