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今天是餘先生87歲生日。餘先生原籍安徽潛山，系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首屆畢業生，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先後師從錢穆、楊聯陞二位先生。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院士。曾任密歇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耶魯大學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康奈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和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等。2006年，余英時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2014年榮獲唐獎首屆漢學獎。

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等。 

《明報月刊》要出關於”中國的情懷“專頁，承編者雅意，讓我參加一份。我很喜歡”中國的情懷“這個動人的名稱。但是什麼是”中國的情懷“呢？仔細一想卻不好回答，因為這不是可以通過形式化、概念化的途徑來解決的知識性的問題。懷疑主義的哲學家甚至還可以問：究竟有沒有”中國的情懷“呢？”中國的情懷“和其他各國的情懷到底有什麼根本的差別呢？我不想這樣”煮鶴焚琴“地煞風景。我的直覺告訴我，”中國的情懷“確實是存在的一一它存在於每一個受過中國文化薰陶的人的身上。但是這種”情懷“在每一箇中國人的身上卻有不同的表現，因此又是無從”一言以蔽之“的。”情懷“是屬於整體感受方面的事，這也許便是佛經上所說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吧！

屈指算來，我住在美國的時間早已超過住在中國的時間，而且照現在流行的說法，我也只能自稱”美籍華裔“。但是慚愧得很，從下意識到顯意識，我至今還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後來我逐漸明白了：原來”中國人“自始即是一個文化概念，不是政治概念。而我的”文化認同“始終是中國，不是西方，雖然我對西方文化優美的一面也十分欣賞。

1978年10月，我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離出國的時間已整整29年了。從東京飛北京那幾個小時，心情真是有說不出的激動。那正是我的”中國的情懷“全部流露的時刻。但是飛機降落在北京西郊，縈迴在我腦際的卻是丁令威化鶴歸來的神話，那時我才真正體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了。我們是代表美國官方的學術訪問團體，接待我們的當然也是中國官方的學術界。接待的熱情和誠懇是令人感動的，可以說做到了”有求必應“的地步。但是既屬官方交往，”官腔官話“彼此都是無法避免的。這種情況對我來說，卻真感到有些”難以為懷“了。後來承接待人員的好意，讓我有充分的機會和家人親友相聚，聽到了無數驚心動魄的故事，當然也更加深了化鶴歸來的感受。

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在中國先後旅行了整整一個月。我們的任務是訪問漢代遺蹟，所以足跡所至大致以”秦時明月漢時關“為主，在洛陽、西安、蘭州、敦煌、昆明、成都等地各停留了兩三天。在旅途中，我特別察覺到我自己的心情與同行的美國朋友迥然不同。他們所全神貫注的是怎樣通過這次訪問來改進他們的專題研究：或證實或修正他們已有的”工作假設“。中國對於他們只是一個客觀研究的物件。我雖然也有此客觀的一面，但是我的心情主要是一個千載後的子孫來憑弔祖先所踏過的足跡。從西安到敦煌這一段火車行程尤其使我神遊於千載之上，時時體念到漢唐時代的祖先怎樣開拓了這樣一個規模巨集大的國家，創造了這樣一個綿延不絕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與美國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隨我們的中國朋友也截然異趣。這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意識已相當徹底地政治化了。他們透視中國史所運用的一些概念範疇，如”奴隸“、”封建“、”階級鬥爭“等，對我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例如在西安霍去病墓前，我們看到著名的”馬踏匈奴“的西漢石雕，但是這個石雕的正式名稱卻變成了”馬踏匈奴奴隸主“。我們再三地端詳，始終無法看出馬足下那個模糊不清的匈奴具有何種社會身份。這個標籤也許和大陸的”民族政策“有關，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是這畢竟是歪曲歷史來遷就政治現實。”馬踏匈奴奴隸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觀微卻可以知著。

二十年前我曾研究過漢代的中外經濟交通，河西走廊正是我的研究重點之一。但當年只是紙上談兵，對這條”絲路“並沒有親切的認識。這次從西安經蘭州去敦煌才使我瞭解祖先創業的艱難。這是程伊川所謂的”真知“。在蘭州至敦煌的途中，我有《河西走廊口占》一詩。詩曰：

昨髮長安驛，車行逼遠荒。兩山初染白，一水激流黃。

開塞思炎漠，營邊想盛唐。時平人訪古，明日到敦煌。

詩不足道，但可從其中看出一點我的”中國情懷“。

從敦煌回來，要在清晨三時左右乘汽車趕到柳原。殘月在天，在橫跨戈壁的途上先後遇到多起駱駝車向敦煌的方向進行，也許是趕早市的村民吧。我當時不禁想到：這豈不是兩千年前此地中國人的生活寫照嗎？除了我們乘的汽車，兩千年來的敦煌究竟還有些什麼別的變化呢？至少以這個地區而言，漢代的敦煌是比今天要繁榮熱鬧得多了。我的”中國情懷“禁不住又發作了，這也有詩為證：

一彎殘月渡流沙，訪古歸來興倍賒。

留得鄉音皤卻鬂，不知何處是吾家。

限於訪問團的性質，我們的行程基本上不包括我少年時代所熟悉的江南。其中雖預計在南京停留一天，訪問紫金山的天文臺，但又因班機延誤而臨時取消了。以我們的學術任務而言，此行可謂了無遺憾，即以開闊眼界而言，此行也收穫至豐。但是失去重到江南的唯一機會，對我個人而言，則實不勝其惆悵。所以在離開北京的前夕，我曾寫下這樣幾句詩：

鳳泊鸞飄廿九霜，如何未老便還鄉。

此行看遍邊關月，不見江南總斷腸。

這顯然又是我的”中國情懷“在那裡作祟了。

儘管29年後化鶴歸來，發現”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國情懷“不但未曾稍減，似乎反而與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於故國，而往往要以世外閒人的身份，與人話國事，說些於己無益而又極討人嫌的廢話。我曾屢次自戒，而終不能絕。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二記載了他的朋友所說的一段佛經上的故事。

這個故事說：

昔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雲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周亮工的朋友接著發感慨說：

餘亦鸚鵡翼間水耳，安知不感動天神，為餘滅火耶！

這個美麗的故事雖出於印度，但顯然已中國化了。“知其不可而為之”，“明其道不計其功”，“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些話和上面那個神話在精神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嗎？不過不及神話那樣生動感人罷了。大概“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幾個字可以說明我在這一方面的“中國情懷”吧！

不但對中國大陸如此，對香港我也一樣有“僑居是山，不忍見耳”的情感。最近為文涉及香港的文化問題，責之深也正由於愛之切（見《明報月刊》1985年4月號）我先後在香港僑居了六七年，何忍見其一旦毀於大火。但在抱有狹義的地方觀念的讀者看來，便不免要疑心我看不起“香港文化”了。我這隻飛集他山的鸚鵡竟因此變成了“能言鸚鵡毒於蛇”的鸚鵡，豈不冤哉！最近看到我的朋友劉紹銘所寫的一篇關於大陸“遊學生”文學的文章，其中引了王蒙《相見時難》中的一段話，頗耐人尋味。王蒙說：

一個幾十年來沒有對祖國、對祖國的多難的人民盡過一點義務的“美籍華人”，卻有資格來向他提出問題嗎？……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你芝加哥的和紐約的、舊金山和洛杉磯的美籍華人都加在一起，能懂得這兩句詩的含義嗎？（《明報月刊》1985年4月號，69頁）

這樣義正辭嚴的話，像我這個“美籍華人”讀來安能不羞愧欲死。不過羞愧之餘，我也發生了一個無法解答的疑問：為什麼換了“新天”的今天，忽然產生了這許多“美籍華人”呢？王蒙文中的“美籍華人”顯然都是1949年以後出現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1927年國民革命以後，甚至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都沒有聽說過世界上有所謂“美籍華人”這種奇怪的動物。今晚偶然讀到陳援庵先生的《通鑑胡注表微》，看見下面一節文字。姑且抄出來，算作一個不是答案的答案：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澤不下於民，而責人民之不愛國，不可得也。去國必有可愛之道，而後能令人愛之，天下有輕去其國，而甘心託庇於他政權之下者矣。《碩鼠》之詩人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國。”何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長思也。(《民心篇》第十七）

援庵先生的學問是我所敬佩的。他在1959年以80髙齡加人了共產黨，因此他必然也是大陸的作家如王蒙先生者所推崇的。這是一個難得大家都欣賞的人物，儘管欣賞的角度也許彼此有異。援庵先生既然說“其故可深長思”，那就讓我們都暫且冷靜下來，好好地想一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