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敘事、“講好中國故事”與國家傳播戰略

“敘事就是‘講故事’”，如薩默斯（Somers）所言，“敘事”雖長期被理解為人文歷史學科進行“故事講述”的方法，然而，經過其他學科的重新挪移與概念重建，其已超越一般性“表現形式”，成為人們認識、理解以及解讀社會生活的方式。換而言之，敘事是一種觀察和解釋人類行為的“隱喻”，有組織性的敘事原則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經歷提供著“意義”。傳播學領域引入的敘事理論，常與媒介真實、符號建構、新聞話語等內容相互聯絡，聚焦如何透過敘事語言，建構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經驗及其認同文化。

圍繞近年來關於“中國故事”的理論表述，此種建立在敘事內容基礎上的國家傳播戰略考量，業已發展出多種層次：研究者既強調“文化書寫”，依據本土歷史建立以中國傳統文化源流為基礎的話語體系，又大量關注具體的現實國際議題，探索如何彌合二次傳播效果的問題。在費爾德曼（Feldman）看來，所有的國家敘事都關乎“權力”，其乃是由諸多集體定義的故事組成，它們被高度“型別化”，同時，也影響著身處其中的每個個體的自我敘事形式。也即，國家敘事成為了所有個體解釋事件的認知基礎，而關於國家認同的故事，則往往傾向於透過“浪漫化”的方式被表達。“講好中國故事”的基礎，因而有必要串聯個體經驗與集體經驗之間的距離。在此之中，國家敘事衍生的型別化結構，誕生了不少經驗研究可供映照的餘地：例如頗為熱絡的媒介記憶或集體記憶研究，即不失為詮釋屬於中國歷史性故事生成機制的獨特路徑。

與此同時，國家敘事也應當成為反映國家社會整體動態變化的經驗流。敘事考量真實或虛構的時間，以及“事件之間連貫、反襯、重複等等不同的關係”，抑或說，敘事唯有將自身與其他各類社會符號、制度、與關係結構相互結合，才能豐沛人們關於其自身的理解。如是來看，所謂“講好中國故事”的視角實際應當超越單個故事案例本身，進入更為廣闊的視野。這其中既包括我們如何實現自我敘事，亦牽涉他者如何建構我們的敘事：“講故事即是講述者與傾聽者之間傳達、接收、溝通、動員周邊資源的互動過程。研究者要問的是在‘何種情境’下，故事由‘誰’講給‘誰’聽，又造成‘何種後果’。”本文強調的對外傳播中的國家敘事，因此更為側重敘事話語在面向全球化體系當中內部行動與外部條件之間相互糾葛的互動機制，乃是如何重新賦予新時期“中國故事”所可能展開的內涵。

（二）全球化與國家敘事的混雜性

作為人類意識的普遍“媒介”，敘事包含了從文學小說、影視作品、廣告、新聞報道乃至於日常對話等形式，成為跨文化傳播中“關於共享性真實”資訊的“元程式碼”（metacode）。不過，撇開敘事的各類形式及功能，研究者實際著重之方向，往往在於探索敘事如何在政治與社會意識領域扮演其角色。尤其全球化中的國家敘事捲入到與不同外部條件的複雜對話當中，對外故事的言說更需要整合為不斷向他者借鏡的內省化道路。譬如政治緊密程度、經濟紐帶、地緣接近性和文化相近性等等，都影響著他人在報道他國新聞事件中的決策。人們於是強調敘事在特定跨國環境下的表現形式，探討媒介話語如何基於自身政治結構之下展開國際競合，影響全球公眾輿論。

在國家話語面向全球化的過程中，與本土化之間的衝突與融合的確構成了文化敘事顯要的動力因素。有研究者便以蒙特利爾與新加坡兩地的遺產旅遊資源為例，強調世界經濟體系的演進如何推動全球化與地方化之間相互聯結，指出本土資源實現的普遍性，乃是全球經濟趨勢塑造的產物。歷來“中國故事”的國際傳播，亦吸收了不少外部資源以重新調整全球秩序的國家角色。如梵格里（Vangeli）分析中國對外傳播的“16+1合作”作為案例，描述了通過參與中東歐地區的歷史傳統和發展模式的建立，此種區域合作方式得以重新塑造一種“全球中國”的符號權力。而跨國組織的發展，則使得講述中國故事擁有更多彈性空間。儘管國家認同與企業認同看似截然不同，傑克（Jack）與羅比奇（Lorbiecki）提及，過往國家內部的企業組織形式、管理價值觀念和工作時間，都正在被一種全球性的企業文化和組織認同代替。在企業組織充當敘事者發揮其全球化角色時，國家認同與企業認同形式之間進一步產生著更為複雜、相互促進的關聯性。可以說，不論就內容或者行動主體而言，文化軟實力均包含了極具混雜性的成分，如Robins形容的“無所不在卻又獨一無二的輸出”，均要求我們跳脫純粹的國家主義視角，以更為開闊的敘事之道，在“中國故事”邁向外部世界的過程中尋找到新的正規化。

（三）國家敘事的新趨向：全球治理作為語境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自1990年代被國際社會廣為關注，日漸成為21世紀的核心理論主題，“全面規約著人類的發展及其前景”。按照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治理包含“形形**的個體與機構、公共化或私人化的管理共同事務的方式”，實則是一種持續透過協商、合作行為推進多元利益的過程。全球治理的意涵，也就超越國際間政府關係與行為，囊括跨國市民社會、文化流動、全球資本體系、國際組織等眾多面向，使得研究者發展出不同層次可供探討的空間。

毋庸置疑，在當今國際傳播路線中，全球治理已經成為一種基礎語境。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一方面透過其敘事方式實現，另一方面同時不斷建構出新的故事資源。誠然，敘事來自於模仿和轉換，這要求我們透過更為開放的觀念來看待中國故事的生產。而全球治理的正規化確立，賦予了此種多元化故事生產的動力機制。斯勞特（Slaughter）認為，伴隨資訊科技革命賦權更多個人與組織消解傳統權威體系的能力，不同於透過外在的權力規訓建立某種制度，全球治理推動了一種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具有合作性色彩的問題解決方式。由此，國家敘事被納入到廣泛的國際互動結構，這令其自身得以擺脫受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影響可能產生的潛在風險性。比拉利（Bilali）在調查土耳其關於亞美尼亞大屠殺事件的官方書寫中便提醒，通過讚頌某種內群體“榮光”，政府支援了國家自我形象的生產，助益了一種合法性的暴力話語：國家敘事雖強調了內群體面臨的威脅，卻反倒忽略了內群體應盡的責任。邁向全球治理語境的國家敘事，其一大意義也就在於超越國族意志的自我侷限，推動全球化參與過程植入更多世界主義關懷。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治理的理論使用現況仍存在不同程度爭論。治理一詞的靈活性固然令其獲得了日益增長的普及和接納度，但是術語多元性的背後也限制了它自身的應用。大量聲音由是呼籲不應將全球治理拘泥於空洞的巨集觀層面探討，而必須針對實際的全球公共問題展開研究。韋斯（Weiss）也倡議，首要之處在於把握治理的複雜現實，著眼於如何基於既有資源去有效利用國家公共產品的結構與機制。由此來看，關於講好中國故事的問題意識，應當超越排他性的“走出去”考量，將自身置於國際公共話語空間來重新理解文化資源的分配。本文繼承了此種公共性視角，嘗試透過互文性敘事模型的建立，將中國國際傳播視作本土故事、國際話語權與文化軟實力之間的相互建構過程，從而進一步看待國家敘事與全球治理之間的互動性。

（一）互文性作為理論選擇

“互文”概念向來在文學意義上被廣為使用，被定義為“解釋判斷的範疇，也就是指讀者能抓住的、有助於他明確文字組織風格的所有跡象”，或者說，乃是形容“兩篇文字的共存狀態”。儘管大部分敘事理論最初均被髮展用以分析文學作品，但同時又為分析媒介內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視角，於是在新聞傳播領域，“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新聞故事和媒介敘述的故事。敘事也就被視為某種“效果手段”，不斷挪用於探討不同型別的大眾媒介傳播，協助受眾更好地理解內容、進行記憶留存，拉近受眾與媒介內容之間的體驗。不過，人們針對敘事效果的討論不止限於敘事形式與方法，而往往考量敘事與更為廣泛的社會現實語境之間的相互聯絡。在相當程度上，媒介研究中的“互文性”更加強調文字背後所共鳴的社會、經濟及意識形態系統，側重外部世界如何超越敘事本身的層次，“將歷史事實、決定、行為等納入進來”。

如此來看，互文性概念在適應具體敘事分析的過程中，實則得到相當靈活的運用。尤其之於媒介研究，互文包裹著媒介話語與社會權力及政治經濟結構之間的對映。如同舒德森（Schudson）談到，“故事”是一種工具性話語，當變化的政治現實成為新聞採寫的一部分，新聞故事不僅僅敘述新的政治，同時也成為新的政治本身。植入到中國故事的國際傳播道路，其意義不僅包含如何反映中國文化本身的“走出去”姿態，而且在於重新看待中國與全球化流動、與全球治理體系相互耦合的程序。應用其中，“互文性”作為一個經典的敘事概念，為超越單篇文字，從整合傳播視野探討話語生產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徑。

（二）講故事、話語權與軟實力：國家敘事的互文性展開

全球化語境中，國家敘事的互文性內涵又是什麼？顯然，跨國活動的多樣脈絡和國家對外傳播巨集觀影象當中不斷積累的真實經驗，為我們探尋國家敘事向外延展的權力結構提供了頗為豐沛的視角。

本文圍繞以“故事”為機理的內容架構，提煉“講故事”“話語權”“軟實力”三個要素，嘗試立足於故事建構話語權、話語權進一步形塑軟實力的動態生成機制，提倡關注中國在深入全球化程序當中出現的代表性故事如何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國際話語權與文化軟實力形構互文敘事，從而分析“講好中國故事”與全球話語資源配置及文化地理對話的邏輯關聯。

“唯有透過故事的敘述，事件才得以被我們所瞭解”。故事本身雖不具有支配性，但故事卻塑造著有關權力的秩序。約瑟夫·奈（J. S. Nye）便提及，當代國際競合的成功與否，並非透過一般性強硬手段實現，而更多取決於“誰的故事取勝”。換而言之，成功的故事打造著成功的國際話語權，即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證明。之於國家傳播戰略，“講好中國故事”是中國國際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的連線體，具有整合中國軟實力和硬實力的“巧實力”特徵：講好中國故事既通過不斷傳遞供外界接觸的具象符號，為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創造可溝通的內容載體，同時也是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的“行動元”，將敘事轉化為國際傳播的基礎行動單位。三者概念彼此依存、相互映照，既互為目的，又互為方法，在深層結構上則蘊含著以“講好中國故事”為核心的“語義矩陣”（如圖1）。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講故事-話語權-軟實力”的動態生成機制是在跨國流動的脈絡中展開的，此種跨國性不僅表現為故事本身將面向國際受眾，也意味著國家敘事能夠吸納不同地域文化的講述者參與其中。這使得“講好中國故事”實際擁有兩層含義：表面上是一種對外宣傳方式的新表述，是對外傳播方式的策略性調整，深層結構卻是一種包裹了多元主體的網路化敘事修辭，具有“文化巧實力”的話語性質。過去即有聲音呼籲，國家應當充分運用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相關資源，將其轉化為基於“情境智慧”（contextual intelligence）的“巧實力”思路。有賴於此，國家對外傳播的戰略敘事需要關注到舊秩序的“陷落”，並將變化中的國際秩序納入考量。為了迴應全球體系當中這種變化的不確定性，講好中國故事必然融入到與各國政府、全球媒介系統、國家組織、多國企業以及源自公民遷徙推動的跨國市民社會的互動空間，建立由“中國性”轉向“世界性”的公共知識資源。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講好中國故事的傳播與全球治理的多元權力主體建立起協作網路關係，它可以與“國際話語權”“文化軟實力”兩個概念展開對話，具有互文性。

“講故事”究竟意味著什麼？事實上，直至今日，不存在一種普遍的敘事文字或者一種廣為接受的講故事的“術辭”。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將敘事理論搬用於新聞傳播領域。相較於傳統從敘事技巧或者敘事方法角度出發來探索對外傳播的創新建設，國家敘事的傳播研究應當思考如何檢視故事文字適應社會內部文化結構以及跨國權力話語秩序的過程，並進一步擴充套件到中國故事的互文性脈絡來理解自身發展的動力機制。

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於如何為邁向全球治理中的國家敘事尋求新的研究典範。建立在三級議題設定基礎之上，講好中國故事的互文敘事模型將“故事”作為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的連線體和居間者，強調國家敘事一方面為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提供接地氣的內容支撐，另一方面又可為文化軟實力提供共享性的國際價值觀話語。以互文敘事模型為方法路徑，我們可以繼續審視互文性模型可供觀照的若干重要面向，進而討論在將“中國故事”的經驗性材料進行理論轉換時，如何重新思考中國的國際傳播實踐：

其一是故事樣本資源的系統化。故事作為話語載體，傳遞著跨文化傳播中的國家意志。誠然，故事總是透過型別化表達而呈現。恩格爾哈特（Engelhardt）就曾提及“必勝文化”作為典型的浪漫敘事，描述了美國國家認同在理解、面對乃至征服“挑戰”時所產生的一整套“劇本”，並最終建構一種“超級英雄”形象。故事語言有時創造的特定語詞，亦折映著國家內部矛盾與對話衝突。譬如威爾斯（Wills）針對媒體論及北愛爾蘭問題談到的“英國大陸”（the British mainland）這一概念，探討此一敘事所反映的英國國家忠誠之間出現的裂痕。對於講好中國故事的實踐而言，為傳遞全面、豐富、具有共鳴性的國家形象，打造對外傳播具有內在一致性的框架規範，我們需要更為細緻地考量故事文字與歷史、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之間的互文性，將散落在對外傳播中的故事樣本整合起來，重新賦予中國故事系統化意義。這其中牽涉將中國文化要素透過不同經驗案例進行具象化表達，也必須關注到技術環境變遷下如何動員新的方法資源講好中國故事。換而言之，以“講故事-話語權-軟實力”為中心的動態演化生成機制，有必要整合各類敘事符號資源，同時生動勾勒中國故事走入跨國化、區域化、全球化的文化融合過程。

其二是國際話語權的去傳統化。自20世紀末至今，關於文化帝國主義與後殖民傳統的反思成為國際傳播的主軸之一。不可不承認，源於後冷戰時期的統一的“西方化”敘事作為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不僅強烈作用於國際政治現實，也塑造了全球化過程中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心理。而如今，去中心化的世界主義浪潮，全球文化的反向流動（contra-flow）趨向以及關於深化全球治理系統的普遍呼籲與推進，創造了更為多樣化的全球互動關係，為從多元敘事角度尋找國際話語權提供了廣泛空間。卡爾斯（Karns）與明斯特（Mingst）也強調，全球治理並非意在建立“全球性政府”（global government），並非一種單一的世界秩序，或者自上而下、層級化的權威結構，而是由今時今日，一系列與政府相關性活動、規則、機制以及非正式與正式、公共與私人並存的行動所組成的集合。毋庸置疑，伴隨全球治理理念融入國際傳播實踐之共識，這相較於過去圍繞東西方、發達世界與第三世界或者南北世界之間的“二元對立”敘事，更能在全球化時代描繪資訊、事件、媒介與跨國社會文化的流動。中國的世界話語如何與當前變動中的國家政治經濟秩序形成互文，也就成為建構全球中國故事內涵的應有之義。

其三是文化軟實力的語境化。軟實力持續影響著全球化秩序中的中國對外關係。而在新聞傳播領域，則尤其關注通過不同新聞故事的報道講述，理解資訊媒介對國際政治轉型的影響。互文性敘事模型凸顯的是文化軟實力如何作為一種支撐全球中國故事的系統性力量，因而軟實力不單作為某種隱性的非物化權力，而是透過不同層次議題設定實現故事效果，浸泡於媒介意象的認同環境。相對於過分拘泥於軟實力的技巧或方法之爭，更為重要之處恐怕在於如何解釋故事互文性在跨國權力空間的互動過程。傑克森（Jackson）指出，事實上，沒有一種行動或者故事會“為他們自己說話”，故事往往透過不同型別的意義為政治共同體服務，通過解釋和社會敘事過程實現這種服務。其中，常常乃是由強有力的符號行動者被授權以整個共同體的名義來“發聲”。而最初的解釋看起來是“自然的”，僅僅只是因為它在特定的時間與特定的歷史、社會環境產生了共鳴。在此意義上，研究者有必要透過特定的國家敘事，觀察其適應既有文化解釋框架的歷史脈絡，同時與不同型別政治共同體話語形構的互文機制，重新塑造故事內涵的過程。這也要求我們進一步擴大比較性視野，將軟實力植入不同背景的文化對話語境，強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瞭解認識，增強國家形象的構建以及國家治理能力特別是全球治理能力提升，並與文化軟實力之間形成相互統一的關係。

其四是全球敘事的公共空間化。全球治理語境下誕生的種種國家敘事不僅是由國家意志主導的產物，更多時候則由社會公共群體所集體呈現。因此，互文敘事模型的公共性意涵在於如拉帕波特（Rappaprot）形容的“雙向敘事”機制：對於許多缺乏社會、政治與經濟權力者來說，他們相關共同體、社群與社會文化敘事是由他人書寫的，然而，依賴於資訊傳播技術與共同體交往的賦權機制，人們仍然能得以發現、創造並實現集體敘事的權利，令他們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去維繫個體自身的生活故事。換而言之，個體敘事的聚合反過來也會創造、改變和支撐新的集體敘事的出現。事實上，我們不能忽視市民社會在國家敘事當中發揮的創造力。而國際公共空間的中國故事生產，既體現於跨國化動力與國際傳播話語之間的互文性，同時也立足於一種不斷開放的內部場域。珀塞爾（Purcell）提到全球化體系持續擴張之下形成的兩種特徵：一方面，不斷增長的新自由主義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實際帶來了更為強化的專制、不平等以及非正義的本質；與此同時，全球性城市的增長與發展使得市民社會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去國家範疇，塑造了新的身份認同實現。

由此觀之，不斷開放的本土結構本身便帶有世界主義意涵，這賦予了探討全球治理公共空間更多的彈性。我們需要看到在國家行動、市民社會以及跨國性多元力量等不同主體之下誕生的故事文字如何被“相互開啟”，在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的矛盾張力當中，尋找賦予講好中國故事的新的生命力。

講好中國故事的國家敘事學研究剛剛起步。嚴格來說，“講好中國故事”這個概念的提出源自我國國家層面而非學術界。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自此以後，“講好中國故事”不僅是一個關乎國家傳播戰略實踐的時代命題，並且成為政治學、敘事學、語言學、新聞傳播學、公共關係學等領域的重要學術議題。面對全球化體系的現實變遷以及中國越來越深入扮演自身國際角色的背景，國家對外傳播敘事不再是一種單一的國家行為，而必須納入到廣泛、多元、協商合作的跨國互動機制來評估全球中國故事的傳播實踐與效果。由是，邁向全球治理語境的國家敘事，也就成為建構國際公共話語體系，提升中國全球治理國際話語權和中國軟實力的重要路徑。

本文嘗試建立講好中國故事的互文敘事模型，分析全球中國故事與全球治理國際話語權、文化軟實力之間的關係脈絡。此三者之間的邏輯關係探討，有賴於針對中國故事議題設定的詳致經驗資料，這既涵括對中國角色在全球治理體系的整體定位與方向把握，也需在中觀層次上聚焦當代中國開展的諸多政策目標與倡議，在此基礎之上，透過這些政策力量所拓展的社會行動，挖掘具體的故事元素與樣本資源。誠然，對外傳播欲展現中國的話語自信，應倡導媒體語言表述上的“中國色彩”，構建中國話語的獨特性，傳達出中國的政治理念和文化魅力。不過，如本文強調，中國故事的“中國色彩”，是基於國家敘事所建立的議程設定與框架規範，經由多種整合傳播渠道，透過一系列“賦意-賦能-賦權”的互文性機制所呈現的。研究者因而需要觀察故事文字是如何在國際公共空間的複雜互動中被相互開啟，從而促進理解全球治理中中國對話開展的文字呈現體系，推動中國文化話語權和主導權新的實踐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