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老師的,什麼時候坐著講過課?!

2019-09-16 11:33:01



職業尊嚴在今天的中國,儼然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在這個浮躁的世界裡,每一個全情投入自己手藝,不苟且、不應付、不為任何人而把自己的內心安寧當做最大的理由的人,不管你是老師,還是寫程式碼、送快遞、做生意、掃大街、蓋房子,都值得我們深深的尊敬。




我們當老師的

什麼時候坐著講過課?

文 | 群學君


01

 

當94歲的潘鼎坤教授站在講臺上時,就像一棵老樹,背微駝著,但腰板還是筆直的,透著顫巍巍卻利落的勁頭,落步穩健,彷彿講臺上有他的根。


 

退休前,潘鼎坤是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理學院的教授,教了一輩子高等數學,在講臺上講授專業課,一直講到2011年,那一年,他86歲。好不容易退休,但沒幾年他又申請重新走上講臺,“過一過自己上課的癮,重溫舊夢。”老人家說著,眉梢眼角都漾起笑意。

 

再次走上講臺,潘鼎坤選擇的主題居然是《試講中文對聯、詩詞中的對稱美》,老教授說自己為這個選題做了幾個月“思想鬥爭”,“畢竟我是講數學的,不知道這樣跨界好不好”。在潘鼎坤眼中,數學是表達自然規律最簡單、最準確的方式,而詩則是感情世界最簡潔、最透徹的表達方式。可是,心裡一直放不下中國傳統文化的潘鼎坤,意識到一件事情的迫切性和重要性:“80年代之後就再也見不到什麼好的格律詩了,現在有很多詩也不像詩,對聯也不像對聯。”這讓潘鼎坤有些擔憂,“現在內行人寫的詩都不太行了。……一些電視、報紙、書籍出現的詩詞,一看,平仄都不對……更不要說年輕人了”。

 

“絕不能讓唐詩宋詞這樣的文化瑰寶,在我們這一代手裡丟了!”抱著著這樣的想法,2017年5月16日,數學教授潘鼎坤登上講臺,開講古典詩詞之美。教室滿滿坑滿谷。


 

四塊大黑板很快寫滿,學生要幫他擦,潘鼎坤一揮手:“不用,我自己來。”刷刷幾下擦乾淨,又繼續寫。一堂課三小時,他沒喝一口水,始終站著,像一棵健壯的老樹。他說,“我在上面(講得)津津有味,咋會感覺到累?累那是課沒備好。

 

講座最後,潘鼎坤高喊兩句:唐詩萬歲,宋詞萬歲。隨後鞠躬,走下講臺。全場掌聲如雷。


 

潘鼎坤“紅了”。第二年,央視把他請到北京,錄製《經典詠流傳》節目。主持人撒貝南問老人是否需要一把椅子,95歲的潘鼎坤鏗鏘有力地說:

我們當老師的,什麼時候坐著講過課?

這是規矩,也是尊嚴。


 

02


2017年11月10日下午,84歲的浙江大學機械工程學院資深教授蔣克鑄,踩著他的30多年前買的鳳凰牌腳踏車,提前半小時趕到玉泉校區的第一教學樓報告廳。下午一點半,蔣克鑄教授緩緩走上講臺,為150名浙大各個年級和專業的學生,上了一堂《漫談設計思維》。


這是蔣克鑄的最後一課。


為這一天的課,他足足準備了兩週。

 

原定的上課時間是下午一點半到三點半,但由於蔣克鑄想講的內容太多,整整拖了一小時的堂。老人恨不得把肚子裡所有的知識都傾囊相授。原本準備了四個部分的內容,因為講得太細,做了很多備課內容以外的引申,結果只講完了第一部分。蔣克鑄為此挺不好意思的,臨下課,向同學們保證會將餘下的內容整理成文件發給大家。

 

蔣克鑄年輕時體育比賽中半月板撕裂,多年來膝蓋不便。在講課現場,大家四次請他坐下講課,但他總是擺擺手,一直堅持站著講了三小時。

 

在蔣克鑄看來,“站著上課是教師的基本素養”,“只有站著上課才能示範和演練。老師在寫題和板書的時候,學生同時在動腦。所謂‘教授’,‘教’時要‘授’,示範是最關鍵的,不然與網路授課又有什麼區別呢?


 

講到工程例項時,蔣克鑄鼓勵同學們深入實踐才能有真正的體會。他小心翼翼地翻開一張一米多寬已經泛黃的圖紙,這是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為建設富春江水工機械廠繪製的圖紙。在場的浙江大學研究生新生陳斌說,“那張工程圖紙頁泛黃,摺痕處有些撕裂,當蔣教授開啟這張圖的時候,我忽然明白了什麼是設計精神。那是對設計的尊重,對技術的精益求精,並滿懷情懷與熱忱。

 

這堂課是退休十年後,蔣克鑄主動向學校提出了,理由是,“害怕人走了,經驗沒留下來,這是最大的遺憾。

 

這是規矩,也是素養。

 

03


2000年,從東南大學退休的王步高教授,接受清華大學邀請,在清華開設詩詞格律與寫作、大學語文等課程。

 

去清華前,王步高是東南大學著名教授,得過不少國家大獎,他牽頭的大學語文是全國同類課程中第一門國家精品課程。可是清華學生似乎並不看重這些標籤和“光環”。第一學期,王步高的“大學語文”課程安排課容量120人, 第一次沒有選滿,還缺1/3,教務處不得不專門發個通知,介紹這門課程,動員補選。

 

但是王步高上完第一次課,學生就報以極熱烈的掌聲。兩週後,就有學生髮起簽名,要求教務處把大學語文由2課時改為3課時,他們寧願只要2學分。從第四周起,王步高的幾門課全部擴大為3課時。從第二學期起,我的四門課成了清華園很受歡迎、也很難選上的課程。有的課不但要用第一志願去選,有時命中率也僅1/7。在清華,有這樣的說法,選王步高的課,比在北京買車搖號還難。

 

都知道王步高的課精彩,少有人知道這精彩是由“敬畏”和“專注”鑄就的。

 

王步高教授有過自述:

我知道,我站的這個講臺以前是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大師站的地方。就大學語文而言,據資料記載,曾在清華教過大一國文的教師有:1929—1930年為楊樹達、張煦、劉文典、朱自清; 1932 年為聞一多;1934—1935年為俞平伯、浦江清、許維;1936—1937 年為餘冠英、李嘉言;1940年為沈從文、吳曉鈴、何善周;1944年為王瑤;1946年為範寧、葉金根、朱德熙、王賓陽;1947年為郭良夫;1949年為吳祖緗。這些人哪一位不比我學術造詣高呢?這些大師才與清華在全國的地位相配。我能繼承他們的衣缽嗎?我與上述名師學術水平有較大差距,但對教學的敬業精神應該是相同的。“敬畏”心態勢在必然。

2011年10月4日晚,王步高夢見在為清華學生講白居易《長恨歌》,200餘人的教室人幾乎都跑光,只剩下六七個人。他說自己“驚得一身冷汗”。每年講《長恨歌》我都格外賣力,生怕夢中的情形會變為現實。


每次上課前,王步高都要重新備課,即使這篇課文上一週在大學語文課剛講過,到下週上唐詩鑑賞時,課件又有修改補充,以致一個晚上的課,他做的PPT多達300頁。

 

每次上課,王步高都提前半小時左右到教室,補充字型檔,除錯電腦和投影、鐳射筆。在東大,我聽過一件真實的事,一次因為校車晚點,一門公選課王步高遲到了十分鐘,他立即向全班道歉,態度之誠懇,有女同學當場流淚。

 

這是規矩,也是自律。



04

 

我的教學生涯中,上課和講座時,從來都是站立著。我希望我的遺骨也永遠站立著,繼續為我國的教育事業服務!

 

2012年,90歲的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陳琳腰疾復發,在醫院做手術時,他立下“遺囑”:“停止呼吸後,立即將角膜等取下,交給北醫三院備用;將心、肺、肝、腎等製成標本,立在實驗室供展示及教學之用。

 

1948年,陳琳在金陵大學畢業後,留校擔任英語助教。全國解放以後,他進入新成立的北京外國語學校(現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迄今外語教育生涯已超過70年。

 

在離休後的幾十年裡,陳琳反而更加忙碌。他有一個特製的“月曆”,將每一天都安排了詳細的工作內容,小字密密麻麻,但一目瞭然。前些年,他常常是上午剛從外地回來,中午有一場外語講座,晚上可能還得參加學術會議,有時候直至深夜才能回家休息,次日清晨就要起床,開始新一天的忙碌。

 

熟悉陳琳的同行和學生都知道,他上課始終秉持三個“Up”:無論什麼時候,上課始終“Stand Up”;一定要有激情,聲音要大,即“Speak Up”;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自己的講課,到時間了一定要“Shut Up”。率先垂範,嚴於律己。這份始終如一的執著、激情和操守,讓他贏得了師友的信賴、學生的尊敬。

 

這是規矩,也是操守。


 

05


說到這裡,一定會有人抬槓:

為什麼老師一定要站著上課才是對學生的尊重?
老師也是人,一站四五個鐘頭的累,又有誰能理解?
都在說人性化,為什麼不能為老師準備一把椅子?

確實,從孔夫子到康有為,老師都是坐著上課的;確實,老師站著上課是晚清新式學堂出現後才有的現象。不過,我想說的關鍵問題,當然不是老師上課究竟該不該站著,或者能不能坐著。而是一個職業操守,或者職業尊嚴的問題。


在我看來,這幾位老先生堅持“站著上課”,彰顯的是他們對職業尊嚴的堅守。

 

美國著名的倫理學家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寫一本書,叫做《追尋美德》(After Virtue)。麥金太爾說,人的追求有兩種不同的利益,大部分人只追求外在的利益,如權力、財富、知識,這些都是外在的。當以外在利益為動力的時候,你很容易改行。今天做這個行當賺錢不多,明天改成另一個賺錢多的行業。而人的美德是內在利益,意味著我非做不可,不做這個就滿足不了自己內心的渴望,那是金不換的。

 

從這個角度說,職業尊嚴的本質,就是一種“內在的利益”。

 

不僅教師這一行,今天各行業普遍缺乏的,或許就是像上面幾位老先生那樣對自己職業的敬畏感和內在信仰。職業尊嚴在今天的中國,儼然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在這個浮躁的世界裡,每一個全情投入自己手藝,不苟且、不應付、不為任何人而把自己的內心安寧當做最大的理由的人,不管你是老師,還是寫程式碼、送快遞、做生意、掃大街、蓋房子,都值得我們深深的尊敬。

 

祝老師們節日快樂。





瑪莎 · C. 納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美國哲學家,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當前美國最傑出、最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現為芝加哥大學法學、倫理學佛羅因德(Ernst Freund)傑出貢獻教授,同時受聘於該校7個院(系)。2003年榮列英國《新政治家》雜誌評出的“我們時代的十二位偉大思想家”之一;2012年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被稱為“當代哲學界最具創新力和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她已經出版的17部專著涉及古典學、政治哲學、法學、博雅教育、女性與人類發展等眾多領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善的脆弱性》、《詩性正義》 。

本書陳述了能力發展模式的結構和政策意義,勾勒出一種有別於羅爾斯正義論的新政治理論,並且討論了它的哲學淵源和脈絡,在承認文化差異的前提下,論證了能力理論路徑的普遍價值。納斯鮑姆同阿瑪蒂亞 · 森教授以及其他同道一起,從最基本的問題出發,通過關切個體人的故事,追蹤政策對日常生活的效應,尋求推動民眾活出豐滿且有活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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