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有三件事讓我很感慨。

第一件事：“北大樹洞”歧視事件。

先說一個名詞——國家專項招生計劃。

所謂國家專項招生計劃，

就是國家實施的面向貧困地區的定向招生計劃，

旨在幫扶全國832個貧困縣。

今年國家專項計劃理工類招生，

北大本答應在河南貧困縣招錄8人。

但北大在接到8名學生檔案後，

卻將其中兩名退了回去，

理由是：530多分的考生分數太低，進北大可能跟不上教學進度。

北大的這個退檔行為，

在網上激起一片民憤：

“承諾了做不到，當初就別承諾啊！”

“憑什麼未入學就預判人家跟不上進度？”

迫於壓力，北大補招了這兩名學生。

哪知道補招這兩名學生後，

在讀的一些北大學生就憤怒了，

他們在“北大樹洞”發洩不滿：

“現在有一種吃屎的感覺。”

“我少考一門語數英都比他高20分。”

“他倆真的會來上學嗎？難道自己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

“他和我們分數不在一個層級，我們要孤立他。”

言語充滿了鄙視和傲慢，

讓人難以相信這是出自北大精英之口。

我為什麼要講這三件事呢？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有一個思維誤區——咱中國人有錢了。

罵“河南兩名考生不配上北大”的學生，

可能真的以為中國沒有貧困地區了，

所以覺得這樣幫扶貧困地區不公平。

罵“沒出過國的傻屌”的王思聰，

可能真的以為中國人普遍性有錢了，

所以才會說出“9012年了，還有沒出過國的傻屌”這樣的話。

罵“不要臉，連T恤都要搶”的網民，

可能真的以為中國人普遍性富足了，

所以不明白大家為什麼要哄搶一件T恤。

中國人真的很有錢嗎？

很多人的第一感覺都是：好像是挺有錢的。

因為我們經常聽到身邊的人感嘆：

“月薪低於8000元可怎麼活啊？”

“月薪低於1萬的工作我不考慮。”

所以感覺大家都很有錢似的。

現實情況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看國家統計局釋出的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統計公報》將全國居民等分為五組，各佔20%。

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5958元，月均497元。

中等偏下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843元，月均1154元。

中等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22495元，月均1875元。

中等偏上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34547元，月均2879元。

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64934元，月均5411元。

什麼叫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資收入+經營淨收入+財產淨收入+轉移淨收入。

也就是說，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你所有拿到手的收入。

搞清楚這個概念後，

再對比上面這組資料，

我立馬嚇了一大跳：

如果我們一個月收入超過2879元，

就意味著超過了全國60%的人。

如果我們一個月收入超過5411元，

就意味著超過了全國80%的人。

中國人很有錢嗎？

不。

王思聰罵“沒出過國的傻屌”時，

可能萬萬想不到——中國居民護照持有量只有1.3億本，不到人口的10%。

就算所有持有護照的人都出過國，

那中國出過國的人數也只有10%。

那為什麼大家會覺得中國人很有錢呢？

我認同曹習華教授的分析，

他覺得有兩大主要原因。

一是：有錢人具有很強的發聲能力，媒體也喜歡為有錢人發聲。

“在微信朋友圈裡，

到處都是中國人擠滿各大景點的照片；

在國際航班上，

每一架客機裡都坐著很多中國人；

在世界各地，

每一個大賣場裡都擠滿了中國人；

在歐美高校課堂裡，

也坐滿了來自中國的留學生……

所以世界各國都覺得，

中國人實在是太有錢了。”

二是：大部分生活在底層的人沒能力發聲，媒體也很少為他們發聲。

“十四億人口的中國人，

至少有十億從來沒有坐過飛機，

有5億人從來沒用過馬桶，

有60%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不到三千……

沉默的大多數背後才是真實的社會。

他們沒有時間發聲，

為了生存需要爭分奪秒。

他們沒有條件發聲，

不知道怎麼對外界講述苦難的自己。

有一道無形的牆把他們隔離在我們的視線之外，

讓我們看見了繁華但看不見他們。”

知乎上有一個話題：生活富足如何限制了我們的想象力？

下面有很多催人淚下的回答。

我就隨便選兩個故事吧：

前幾年，我在醫院實習。

有一天夜裡，

急診室衝進來兩位農民工，

一位用左手緊緊握住右手，鮮血直下。

一位拿著一個酒瓶，瓶裡泡著半截手指。

不用說，手指斷了。

我導師說：現在接還來得及，以後手指功能基本不受影響。

他問：要多少錢？

我導師說：三千左右吧。

他愣了一下，說：那如果截掉呢？

我導師說：三百。

他果斷地說：截吧，不要了。

我倒吸一口涼氣。

那一天，我明白了一個道理：

“弱國無外交，弱者無選擇。”

記得大一的時候，

同學X躲在被窩裡抽泣，

我們幾個舍友都很不解。

在我們的再三逼問下，

她終於說出了原因：

來上大學之前，

她處理例假的方式非常原始，

從來沒用過衛生巾，

上大學之後，

她發現我們處理例假的方式，

跟她自己完全不一樣，

但她羞於啟齒問我們。

就這樣長時間不當處理後，

她的身體終於出現了問題，

所以她非常害怕。

聽完她的講述後，

我們幾個舍友都驚呆了：

“萬萬沒想到中國竟然還有不用衛生巾的地方。”

都說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想象力，

其實不光是貧窮，

富足也會限制我們的想象力。

再講一個故事吧。

一個有錢的女人問：“蛋怎麼賣？”

賣蛋的老人答：“一塊五一個。”

女人說：“10塊買10個，可以嗎？不然我就走。”

老頭趕緊說：“行，我今天還沒開張呢。”

女人買了蛋，一臉得意的離開。

她開著豪車和朋友到高檔餐廳，

然後和朋友點了若干東西，

但只吃了其中一點點。

她們買單，賬單是640元，

她給了700元，告訴老闆不用找了。

那天發生的事對於餐廳老闆來說，

不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對於可憐的賣蛋老人來說，

卻是非常難過的一件事。

我們不也一直這樣嗎：常常對很需要幫助的社會底層的人非常吝嗇，而對不太需要幫助的中上階層的人卻非常慷慨。

優衣庫哄搶事件發生後，

媒體一邊倒地指責哄搶的人:

“不要臉，沒教養。”

“一群low逼。”

看到這樣用詞狠辣的評論，

我心裡有一點不是滋味。

我喜歡有一家媒體的評論：

“這背後延伸出的問題是，

中上階層對貧窮缺乏必要的認知，

中上階層正在失去對社會底層的共情能力。”

想起了100年前的北大。

那時候的北大，

允許那些負擔不起學費的學生成為旁聽生，

成績好的旁聽生還可以轉正。

北大旁聽生最多的時候，

跟正式生的比例是一比三。

1918年的時候，

有北大學生給校長蔡元培寫信：希望可以給校役提供受教育的機會。

蔡元培把這封信登在校刊上，

表達自己對這個想法的讚賞。

沒過多久，北大就開辦了“校役夜班”，

由北大的學生們義務授課。

參加這個夜班的校役有230多人，

其中大部分人是文盲或半文盲。

我敬佩那時候的北大，

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

都對社會底層充滿了感知能力，

他們想的是怎樣把下面的人拉上來，

而不是像現在有的老師和學生，

想的是怎麼把他們踢下去。

我敬佩那個對社會底層充滿感知力的北大，

我也敬佩所有對社會底層充滿感知力的人。

這是發生在2017年的一件事：

一個騎三輪車的的賣菜老大爺，

“哐當”一聲撞了一輛賓利。

老大爺趕緊下車道歉，

“不好意思，我有點殘疾，腿腳不好使。”

撞了價值300多萬的豪車，

圍觀群眾都覺得老大爺這下麻煩了。

哪知道開賓利的小夥子並沒有大罵：

“你瞎眼了嗎？把我車撞成這樣？”

而是柔柔地說了一句：“算了吧。”

老大爺說：“小夥子，我賠償你一把蔥行嗎？”

小夥子答：“不用了，下次您慢點騎。”

老大爺覺得過意不去，

拿起一把蔥扔進了駕駛室。

我特別敬佩這個小夥子，

因為他對社會底層充滿了共情能力。

我也敬佩所有對社會底層充滿共情力的人。

吳小閒講過他老總的故事。

他老總，清華雙博士學位，

創辦了一家環保企業，身家數億。

一次，小閒跟著老總去談業務，

回公司途中，老總將車子開得很慢，

四下裡打量著什麼。

吳小閒正納悶時，老總停了車。

他跳下車，開啟後備箱，

拿出了一大袋礦泉水瓶子，

然後走到一位撿垃圾的婆婆跟前，

將那一大包瓶子遞給了她。

還有一次，在公司樓下，

一位清潔阿姨正在整理空紙箱，

想拿去賣點小錢，不料天下起了雨。

阿姨只好冒雨把紙箱踩成紙片，

這時，老總剛好開車來到樓下。

他看見後，立馬跳下車，

幫著清潔阿姨一起踩起紙盒來。

吳小閒說：“我們公司的人，都很欽佩老總，因為他尊重每一個人。”

我也很欽佩這位老總，

因為他懂得“善待每一個人的高度”。

這也是我寫這篇稿子想表達的：

請不要丟失了對社會底層的感知能力，

也不要丟失了對社會底層的共情能力，

如果可以，請善待每一個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