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修憲進行時:肯定私有財產、不再提“實現共產主義”……

2019-04-13 01:39:00

古巴最近的修憲動作很大,中國國內卻鮮有報道。提出對私有財產、外資投資的肯定,取消“實現共產主義”而只提“建設社會主義”,也限制了最高領袖的任期;同時,還給予了同性婚姻更加寬鬆的政策法律環境……這次修憲並非朝令夕改,有著漫長的醞釀和發展,也有難以迴避的歷史規律發揮作用。如今,古巴將走向何方?常常被媒體譽為“醫療和教育天堂”的古巴,是否持續往日的光環?這篇萬字長文,詳細地梳理了古巴“改革開放”的程序,其中不少事實與分析,對我們思考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

作者 | 羽佳

編輯 | 遲恩  默默然

美編 | 黃山

微信編輯 | 侯麗

最徹底的修憲:新憲法把古巴“打回解放前”?

根據古巴共產黨機關報《格拉瑪號》報道,古巴當地時間7月21日古巴人民政權代表大會通過了新修改的憲法草案,接著草案就將交付全國民眾進行三個月的討論、修改然後進行全民公決。古巴現行憲法於1976年通過的,按照哈瓦那大學法學教授埃斯特達拉(Julio Antonio Fernandez Estrada)的說法,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在西半球迄今唯一留存的一部憲法體系”。


7月22日古巴人民政權代表大會通過新憲法草案現場


新憲法草案可以說對1976年憲法進行了“結構重造”,是古巴政權歷史上第三次修改憲法,也是對憲法結構與內容修改最為徹底的一次。主要改革方向涉及經濟、社會、司法等三個大的方向,從原來的137個條款擴充為224個條款。根據媒體報道,新憲法草案增加了關於市場和新的所有權形式的條款,承認古巴社會的自由市場和私有財產,對小生產者和外國投資者的財產予以保護。


自從1959年革命之後,古巴就不再承認私有財產,不過從2010、2011年(古共六大)進行“更新”政策以來,通過私有(自僱)產業發展,古巴事實上已經承認了私有財產的合法性,憲法條文的修改其實不過是追認已經發生的事實和確認“更新”政策的合法性,並向外界進一步表明現古巴政府承認與肯定私有財產的態度,從而確保外國資本流入與國內私有經濟的發展。


新憲法雖然重申了古巴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具有的社會主義特徵,古巴共產黨為社會和國家的主導力量,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但是,原本1976年憲法中列出的“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而繼續前進。”的文字將被刪去,而只是保留“古巴共和國是工人、農民及其他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者的社會主義國家。”


據美聯社報道,支援將私有產業比例提高到40%-50%的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主席埃斯特萬·拉索·埃爾南德斯(Esteban Lazo Hernández)在官方媒體上表示,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放棄了過去政治理想,“我們仍然相信一個社會主義的、主權獨立的、繁榮而可持續發展的國家。”(We believe in a socialist, sovereign, independent, prosperous and sustainable country.)


此外,據古巴共產黨機關報《格拉瑪報》稱,新憲法將提升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的地位。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現在每年召開一次、為期兩天,大會聽取報告並批准正式提案,根據新憲法,此後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層級將更為明確,變得更加專業化,例如省、市級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將進行拆分,同時有計劃地減少代表人數,這已經在一些地區進行試點。


同時,新憲法也對卡斯特羅兄弟之後的古巴領導人的權力分配與任期輪替做出了更為明確規定,強調對領導人權力制衡和進行集體領導,日益體現出“後革命黨政分離的”狀態,將黨的領導功能與政府的日常行政功能分開,譬如將政府首腦與國家元首角色分開,單獨設立總理職務。而且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的任期限制只能擔任十年兩屆,但是對於總理與國務主席的職能分工還沒有明確劃分,所以未來權力如何分配,還有待觀察。


此外新憲法還在所謂個人權利與社會權利的問題上進一步放開,如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實行無罪推定原則,不再過於強調意識形態和政治化的特徵,並將對部分法律進行修改。對於涉及婚姻的條款不再強調必須是一夫一妻,而是用中性的”兩個個人“(Two individuals)之間的關係進行表述,為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做了鋪墊。規定在勞動就業中不得存在任何因性別認同、族裔和殘疾造成的歧視。


作為傳統的天主教國家在古巴革命前後很長時期內仍然將同性戀行為視為非法,直到1979年才正式對同性戀行為去罪化。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中尤其是青年人中對這類問題的觀點日益開放。例如勞爾·卡斯特羅的女兒、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代表、古巴性教育中心的負責人瑪麗耶拉·卡斯特羅(Mariela Castro)一直以來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而且新任國務主席迪亞斯-卡內爾也在同性戀問題上持開放態度。這某種程度上也體現古巴共產黨在領導集團的年輕化過程中,在社會與文化領域所持的開放的態度。



這一憲法修改草案是今年6月2日得到了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通過,此後組建了專門的憲法改革委員會,由已經87歲的古共第一書記勞爾·卡斯特羅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任,而新任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擔任副主任。7月3日,由古共第一書記勞爾·卡斯特羅主持古巴共產黨七屆七中央全會在黨內通過了憲法修改草案,在7月22日人民政權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改草案後,草案將在8月13日到11月15日之間供古巴民眾公開討論,此後進行全民公決決定是否修改,這也是古巴政治程序中難得進行的全民公決。


古共七屆七中全會主席臺 (來自《格拉瑪號》網站》


事實上憲法的修改既是”水到渠成“,也是早已規劃。2016年4月古共七大上,勞爾·卡斯特羅就曾表示,鑑於當前經濟社會模式”更新“的重要作用,憲法需要對此給予解釋和定義,應當反映當前更新程序,憲法修改應該與民眾進行充分的討論,並進行公投。 而且今天憲法修改草案的”基本理念“在2016年古共七大上通過的綱領性檔案《理念》中已經早有明確規定。


2016年古共七大《理念》節選:


古巴模式的特點是以全民所有制為主並承認各種所有制存在:承認私有制在某些生產方式中的補充作用,但不允許財產和財富集中在非國有的自然人和法人手中;允許私人中小微企業作為法人存在,在小規模範圍內開展補充性活動,對其活動、範圍和規模予以限制性規定;對外商獨資企業需逐個稽核批准。古巴以計劃經濟為主,允許動用非國有資源恢復某些生產和服務部門,非國有形式的存在受社會主義發展目標的制約。古巴不搞私有化。由國家負責計劃、調節、領導和控制經濟社會發展程序,同時也考慮市場的作用,承認市場並將市場結合到經濟計劃領導體制的運轉之中,採取必要措施來調節市場,不能讓市場規律在模式中起主導作用。


而在古巴”更新元年“(改革開放)2011年的古共六大上,古共中央委員們討論的主要議題就是古巴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模式的更新,其中提出”憑購貨本低價供應日用必需品的制度已成為政府財政難以承受的沉重負擔,它是平均主義的表現,與“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相矛盾,起著消極的作用,因此必須予以逐步取消,……精簡國有部門冗員的工作將繼續進行,但不能操之過急,也不能停頓。非公有部門的擴大是受有關法律保護的一種就業出路,應該得到各級領導的支援;同時,也要求個體戶必須嚴格遵守法律,履行包括納稅在內的義務,擴大非國有部門經濟並不意味著所有制的私有化。古巴仍將以計劃經濟為主,但應考慮市場的趨向。


“過去20年裡,古巴越來越資本主義化,越來越不平等”

在新憲法草案經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和黨代會審議時,古巴政府也對其已經執行了近十年之久的內部經濟”更新“政策進行了微調。根據新華社報道,古巴當地時間2018年7月10日,古巴政府頒佈了新的關於管理私營(自僱)行業法令。這是自2010年古共第一書記勞爾·卡斯特羅引入“新市場政策”以來的一次最重大的調整,外界曾經普遍認為這次新調整會在政策上更為市場化和開放,但實際條款看起來是對古巴這些私營(自僱)行業重新嚴格規管起來,某種意義上限制了小規模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在古巴的發展。



自從去年2017年8月以來,古巴政府就停止了對201個允許自僱行業崗位中的27個崗位的牌照發放,其中包括僱傭人數最大的餐館與酒吧等行業。而新通過的法令將201個崗位縮減到123個,並且明確規定每個註冊地址個人或企業只能申請一個相關崗位牌照,以避免“財富過於集中”,例如從事餐飲業的私人飯館不得同時申請住宿的牌照,而私人旅店等則無法申請餐飲牌照。古巴勞動部副部長表示,允許少數人同時擁有幾個企業有違社會主義的可持續發展原則。


外國遊客在哈瓦那市內高檔酒店Grand Hotel Manzana樓頂欣賞市容


雖然近年古巴國內社會福利保障仍然尚屬健全,官僚階層特權也還有限;但是少數私人企業主和特權階層的財富在過去二十多年以非常迅速的速度進行積累,目前古巴有近60萬勞動力在私營行業就業,佔古巴整體勞動力約13%左右,比2010年時多了約4倍。


從2010年開始的近十年,古巴新興中產階級創立了不少成功且利潤豐厚的商業模式,主要經營專案包括餐廳、旅社、美容院、化妝品銷售、手機修理店和鞋店等。餐飲業成為2016年古巴私營經濟中盈利最高的行業。當年政府共頒發了1716個營業執照,收入達6.93億美元。其次是美容業,去年共頒發17837個營業執照,收入達1.2億美元。


古巴國內目前執行的雙軌制經濟(國有與私營,沒美元與有美元的)恰似1980年代中國在改革開放早期實行的雙軌制,即是逐步轉型的必由之路,也帶來眾多負作用,雖然古巴政府近年已經數次宣佈要取消雙軌制。


古巴國記憶體在兩種貨幣體系比索和可兌換美元的比索,外匯進入古巴或者旅遊者攜帶現金進入古巴都可兌換成可兌換美元的比索,在兩種比索間存在著比值差異極大的黑市交易市場。兩種貨幣並行制度其實在1960-1980年代也曾經存在於中國、東歐等一些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類似於中國的“外匯券”)。這就導致那些有機會接觸到可兌換美元比索的行業和就業者成為古巴消費能力極強的“新貴族”,其中包括旅遊業酒店、餐館的擁有著、經理、廚師、侍者,計程車司機、導遊、個體藝術家等。古巴從2008年起取消禁令,允許本國公民在需要使用可兌換比索的酒店、餐廳和俱樂部進行消費,並且對瀏覽國際網際網路和舉辦個人媒體(電臺與出版物)的限制越來越寬鬆。


由於社會基本供給不足、雙軌制經濟與部分私有市場化導致古巴國內黑市交易氾濫、貪汙腐敗、貧富分化、種族差異等問題變得日益嚴重,有些已經長期而廣泛滲透在生活的各個角落。譬如為了儘早和較好享受公費醫療,病人需要向醫生和護士私下贈送食品、朗姆酒;為了能儘快修繕水電和電器裝置,向國營企業維修工人私下支付小費,這些情況在古巴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屢禁不止。


據外媒報道古巴一些政府部門與國有企業的官員與司機會將政府計劃供應額度內的廉價汽油轉賣給從事私人運營的計程車司機獲取利益,為此古巴政府規定私人計程車司機必須去國營加油站加油,每個月政府稽查官員將出租車司機加油收據與其車輛行駛距離進行核對以免出現黑市私自購油現象;但由此導致出現購買加油收據的黑市和計程車司機對稽查官員的賄賂,並發展成為稽查官員經常以票據不全為由勒索計程車司機的惡例,導致後來政府不得不呼籲計程車司機舉報不法和腐敗的稽查官員。


雖然古巴仍然是世界上相對收入最為平等的國家之一,但是今天古巴的貧富差距事實上變得越來越大,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已經清晰可見。例如在美國的古巴裔僑民每年匯往古巴的匯款對於古巴民眾生活和私營產業的發展影響巨大,在奧巴馬執政時期,他將向從美國往古巴的個人匯款限額從每年2000美元提高到8000美元,2016年,古巴僑匯收入達34億美元,比2009年增長了四倍,古巴人口總共1100萬,其中約三分之一家庭在海外(主要是美國)有親屬。特別是進入”更新“階段,如果想要開始私人生意無論是酒店、餐館,甚至理髮店,海外匯款作為小本買賣的最初啟動資金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這些匯款在居民中分佈並不均勻,明確根據地理區域和種族進行分佈,白人收到的匯款數額是黑人的2.5倍,而哈瓦那等大城市獲得的匯款數額是農村地區8倍以上。雖然在革命時期,古巴政府頒佈了種族和解法案,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各種隱形的對黑人(深膚色的)歧視,多數古巴裔黑人都是歷史上種植園奴隸的後代,廢除奴隸制後他們多數仍然居住在農村從事農業,缺乏進入城市和獲取高等教育的機會。按照古巴人口統計,嚴格意義上的非洲裔黑人只有10%,但混血人口則超過25%。


不過,如果你要想進入“有美元的行業”工作,白面板與良好的英語或法語能力就是極為重要的門檻。近年來,古巴甚至有不少獲得醫生或者工程師資質的大學畢業生為了獲得外匯收入與外國人接觸的機會,進入私營行業成為計程車司機或者餐館侍者。當然這種現象在1980-1990年代改革中的“前計劃經濟國家”中屢見不鮮,即使今天仍然有不少東歐國家的專業資質人士放棄本國低收入的專業崗位,而前往西歐從事收入相對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的服務行業。


此外,自從1990年代經濟困難時期開始,隨著旅遊業的發展,類似於**、賭博等邊緣化行業也逐步”繁榮“起來,雖然古巴政府不認可這些非法產業。21世紀初,古巴甚至一度直接被稱為”加勒比地區的泰國“。在古巴從事**服務的人員,女性被稱為Jineteras,男性被稱為Jineteros,直譯為”騎師“。古巴從事**服務的男男女女們不同於很多其他欠發達國家和地區,他們並不是所謂未受教育的、受家庭壓迫、被拉皮條控制的、吸毒酗酒成癮的弱勢群體;而往往是受過相當教育、能使用外語、有專業教育背景的青年精英,有些甚至就是黨員和團員。而且他們主要是為外國遊客服務,一般也不受有組織的黑社會控制,除了偶爾需要賄賂警察,就如同他們那些放棄成為醫生而做餐館侍者的同齡人一樣。


2006年,費德爾·卡斯特羅在接受紀錄片採訪時曾經不無諷刺地說到,“這次改革的巨大成就之一是,在我們國家連**都是大學畢業生。”


與之相伴的則是在教育程度較高的中產階層與青年專業人士中對於政治信仰與意識形態的淡漠,青年人加入古共的積極性明顯衰退,加入者也多為出於個人事業發展或者進入體制謀取資歷考慮。而古共作為領導集團和社會精英的核心地帶,這種內部信仰的空心化和官僚墮落也並不侷限於那些青年人身上。事實上,無論當初如何強調平等和與直接民主形式的監督,貪汙腐化成為近年古巴政府不得不嚴肅面對的棘手問題。


2006年勞爾·卡斯特羅接替其兄長掌權後,因為貪汙與特權問題處理了已經整肅了一批中高層幹部,號稱“十大貪腐案”。涉案主犯有1958年就與卡斯特羅兄弟一起參與早期革命的”橄欖綠老幹部“,例如國家航空公司總經理Rogelio Acevedo,他被捕時從其家中搜查出數百萬美元的現金,他被指控私自向外出租古巴國有航空的飛機謀取私利;有的則是卡斯特羅兄弟的政治密友,如曾在古巴政治避難的知名外國左翼人士,曾經擔任過智利前總統阿連德的衛士長的智利商人Max Marambio,他從1990年代開始從事拉美地區的跨國生意,他曾經獨佔向古巴出口食品與水果的渠道,是屈指可數的幾個能私人與古巴政府建立合營企業的外國資本家,在今天智利左翼政治圈中仍然具有相當影響力。2010年後他被指控腐化幹部、道德墮落、竊取古巴國有資產、導致不可挽回的經濟損失,從古巴逃亡後被古巴政府缺席判處20年監禁,他曾試圖向古巴政府支付2000萬美元的賠償以取消自己的罪名,恢復與古巴的關係,但最終被古巴法院否決。古巴國營雪茄公司的幾任高管在監獄中匯合,負責全國食品進口的國營公司總經理出逃美國佛羅里達。


2012年,勞爾·卡斯特羅曾說過,在目前階段,腐敗已成為革命的主要敵人之一,它要比美國政府和它在古巴國內外的盟友花費上百萬美元的顛覆和干涉計劃更為有害。”


此次針對私人(自僱)行業的法律調整前,古巴正在進行近十多年來最為重要的政策調整,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勞爾執政12年(從2006年起)來因為市場化改革而產生的一系列問題進行的迴應。今天古巴的”革新“社會主義遇到的問題是其他前計劃經濟國家轉型遇到的相同問題,而且正在導致一個類似的惡性迴圈,就是社會的經濟轉型正在”獎賞“那些對其體制現狀的反對者,而”懲罰“對其政治傳統的忠誠者,於是轉型的需求日益強大,體制本身成為了“反體制”的力量,最終導致不可預料的後果,這樣的歷史教訓30年前歷歷在目。顯然古巴領導集團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所以希望更為整體地巨集觀地把握政策走向,轉變可以更為有序與穩定,而對原生的、自發的、擾動性的變化進行約束,但是變革之輪並未停止。


當然對當前路線和未來趨勢,無論是在體制內還是廣大普通勞動人民中確實存在著一定的憂慮,尤其是在老革命者、老年人和部分有色人種中,國家提供的社會基本福利保障和教育正在弱化,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理想已經不再成為輿論的主流;青年人多欣喜地期待著古巴的進一步變化,如何能購買新款的中國智慧手機遠比“成為像切的一樣人”(古巴小學生早操升旗時的誓詞)更為切實,“新古巴”越來越像1959年前的“舊古巴”。


“在過去20年裡,古巴越來越資本主義化,也越來越不平等。”紐約城市大學巴魯克學院的古巴經濟教授泰德·亨肯曾告訴美聯社(據《紐約時報》報道),“古巴革命試圖解決貧民區的問題,並在一定程度、一段時間內取得了成功。但如今,只有一部分人能從資本主義化中享受益處。”


加勒比海的”新加坡“?

2015年7月,美國《外交政策》網站曾經發布一篇題為《為什麼古巴需要追隨新加坡模式?》,從美國政策角度說明為何古巴新領導層應該學習新加坡的發展模式。事實上,遠在這篇文章發表前,古巴的經濟更新模式已經開始參考新加坡模式。


從1990年代蘇東劇變後就開始執行的“不快走也不停頓”(勞爾·卡斯特羅在古共六大的說法)的經濟“更新政策仍在繼續;但是小規模的、自僱式、外向旅遊業為主的本土私營經濟只能至多起到補充作用,而且由於其小打小鬧、強調原生性、又難以規管,可能影響社會整體穩定,帶來不少副作用;顯然不是勞爾們實現經濟發展的最優方案。


對於古巴這樣處於戰略位置、經濟單一化的島國,在現條件下外向型的經濟顯然是古巴實現經濟高速發展的最可行出路,但同時也意味著古巴(或其一部分)需要更為徹底地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中,對此勞爾和古巴政府都應該有所明白,他們有著更為雄心勃勃的計劃。


2014年3月29日,古巴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新的《外國投資法》,同年6月28日正式生效。該法進一步放寬了外商投資條件,除教育、醫療、軍事領域外,外資被允許在古巴的各行各業進行投資,並受到古巴法律的保護。新法對外國投資者予以稅負減免的優惠待遇,外商在頭8年內享受免繳利潤稅的待遇,並無須再支付勞工稅和所得稅;8年後利潤稅約為15%(現行正常稅率為30%),如8年後外商將前8年的收益用於在古巴進行再投資,將繼續享受全額免稅優惠。但該條款不適用於自然資源開採領域。新法還為外國投資者提供免徵用(即不會將其企業國有化)的法律保障,鼓勵外資投資於古巴農業、基礎設施、製糖業、食品加工、鎳礦開發和建築業等,並規定外國投資者需遵守保護和合理利用古巴人文和自然資源、尊重古巴主權和獨立的原則。新法還設有專門條款允許在海外的古巴僑民回國投資,主要針對的就是在革命前後流亡和逃往美國的古巴僑民,他們在今天成為古巴新經濟政策、私營經濟發展和僑匯收入的重要動力。


古巴在對外貿易上,由於美國的封鎖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乏力,所以近年與影響日趨重要的新經濟體關係日益密切,並且也希望參考他們的發展路徑。事實上就在古共六大結束不久,勞爾2012年出訪中國,特地前往深圳考察“中國模式“,雖然強調不照抄中國與越南模式,但古巴政府不久就決定開始推動建立經濟特區;此後專門邀請中國深圳市專家代表團前往古巴介紹中國建設特區的經驗。


島國古巴自古就是加勒比海地區的戰略重地,是墨西哥灣面向大西洋的”鎖匙“,歷史上西班牙人、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為爭奪古巴的控制權屢屢發生戰爭。現在全球十六條戰略水道中有三條水道與古巴近在咫尺,佛羅里達海峽航道、加勒比海和北美航道、巴拿馬運河航道。古巴目前最大的港口哈瓦那港北臨佛羅里達海峽,至美國邁阿密港210海里,南至巴拿馬運河990海里,西至墨西哥坦皮科港860海里,佔據要津,面向大西洋,輻射整個加勒比海與墨西哥灣。



2013年底古巴開始在距離哈瓦那45公里遠的馬列爾(Mariel)港進行技術改建,並在港口邊建立古巴第一個經濟特區馬列爾經濟發展區。馬列爾港現在擁有加勒比海地區最好的深水港之一,能夠停泊和解除安裝滿載的超巴拿馬級貨船,而由中國幫助建設的現代化港灣裝置確保其擁有比加勒比海地區最快的貨物裝卸速度;其旁邊已經建成465平方公里的自由貿易區與經濟特區,基礎建設和投資商入住正在同時進行。目前港口實際運作量為其設計容量的40%左右,將逐步取代哈瓦那港成為古巴第一大貨物港和加勒比地區物流集散與轉運中心,今後首都哈瓦那港將更多接待海外遊客的遊船。


一旦美國取消對古巴貿易制裁,超巴拿馬級貨船可以在馬列爾港裝卸貨物,貨物分撥後由更小的船舶轉運可以覆蓋墨西哥灣內的所有城市,包括美國的邁阿密和墨西哥諸多城市,也可通過巴拿馬運河轉運到美國西海岸諸多城市,並可直接北上覆蓋美國東南部的海岸地區,以及其他加勒比海港口。古巴的港口和運輸整體運營成本遠比美國的運作成本更低,而其基礎設施和員工技能與工作效率又遠高於其他中美洲小國,前計劃經濟國家的執行力是那些仍然半封建半殖民化拉美小國無法比擬的。



根據《馬列爾發展特區法》規定,特區內外資企業10年內可免交企業所得稅,自第11年起繳納稅率為12%的企業所得稅,而特區外的古巴企業和外資企業繳納稅率分別為35%和15%。此外,特區內企業在銷售稅、服務稅、個人所得稅、勞動力使用稅等稅種徵收以及企業經營利潤轉移出境開放度等方面也享有不同程度的優惠。


目前馬列爾港建設一期的投資約8.5億美元,80%投資來自巴西政府,20%來自古巴政府,基礎建設由中國的相關公司負責,而港口日常運營則由新加坡港務局代為運營管理,馬列爾港和經濟發展區的經驗就是就是完全移植新加坡港和中國深圳特區的經驗。目前在港內的總投資約有10億美元,主要投資來自歐洲、拉美與亞洲等10餘個國家,古巴計劃今後每年吸收3億美元的外來投資,並在全國範圍內努力嘗試推動這一”港口+經濟特區“的模式發展經濟。除了馬列爾港以外,目前古巴第二大城市位於東南沿海的聖地亞哥(Santiago de Cuba)從2015年起接受來自中國的1億2千萬美元投資用來現代化當地港口,具體工程專案由中國交通建設集團負責。在未來的三到五年內,古巴還計劃陸續開設另外2-3個類似的港口特區。


由於古巴必須長期從外進口能源、食品、機器裝置等,所以對外貿易在古巴經濟中具有重要作用,這也是1990年代在失去蘇聯經濟支援後,古巴經濟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2016年古巴對外出口總額11.8億美元,排名前五貿易國分別是中國、西班牙、巴西、德國和中國香港地區。(下圖)



2016年古巴海外進口總額為67.3億美元,排名前五的貿易國分別是中國、西班牙、義大利、阿根廷、巴西(見下圖)根據古巴國家統計局的訊息,2016年中國是古巴最大的貿易伙伴,總貿易額達到25億美元,僅在古巴旅遊業中國的投資就超過7億美元,專案包括五星級酒店到高爾夫球場。中國的“宇通”大巴、“吉利”轎車、“華為”通訊裝置、“一拖”農用機械以及“海爾”、“美的”家電在古巴可謂家喻戶曉。



新航路?船長已換,但舵手仍在……

在修憲之前,古巴也開始進行了領導人的新陳代謝。2018年4月19日上午,古巴第九屆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正式選舉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Miguel Mario Díaz-Canel Bermúdez)為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迪亞斯-卡內爾成為半個世紀以來第一個擔任這一職務的“非卡斯特羅家族成員”。在此次古巴國家首腦的更替中,迪亞斯-卡內爾作為國務委員會主席的唯一候選人,在投票中,獲得604名代表的603張選票,很有可能是作為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兼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他本人未曾給自己投票。


不少媒體曾在迪亞斯-卡內爾接掌國務主席之職時,將人事變動稱為“卡斯特羅家族時代“的終結,譬如Euronews.com的文章標題就是“古巴新時代的黎明,迪亞斯-卡內爾掌握政權”(Dawn of a new era in Cuba as Miguel Diaz-Canel takes charge),並且古巴的政治經濟政策走向有諸多猜測,但是目前的形勢變化和發展看來,顯然他們的期待為時過早。



誰是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Miguel Mario Díaz-Canel Bermúdez)?對外界來說,直到2013年迪亞斯-卡內爾出任古巴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時,他仍然並不怎麼為外界所知,不僅是西方媒體對他了解甚少,甚至是拉美的左翼政治界對他也所知不多。


迪亞斯-卡內爾1960年4月20日生於古巴中部城市聖克拉拉,父母分別是工人與小學教師。因為出生於古巴革命勝利之後的“新古巴紀元第一年”,當之無愧的“革命之子”。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國會代表團訪問古巴時曾經當面問他對古巴革命的看法,他坦率地說我是在革命勝利之後出生的一代,你們應該問問那些參與過革命的人。


1982年大學電子工程專業畢業後,根據古巴兵役法他加入軍隊三年。1985年退役後,他在拉斯維利亞斯瑪塔阿布雷烏中央大學(Universidad Central Marta Abreu de Las Villas)擔任教授。1987年,他進入古巴共產黨青年團系統,曾在擔任在比亞克拉拉團委書記時前往尼加拉瓜執行國際任務,當時執政的尼加拉瓜桑迪諾解放陣線正在與美國里根政府支援的反共遊擊隊進行血腥的內戰,古巴對尼加拉瓜的支援至關重要。1993年他開始轉到古巴共產黨內工作,同年當選古共比亞克拉拉省委第一書記。2003年就任古共奧爾金省委第一書記,並進入古巴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年僅43歲的卡內爾是當時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2009年5月,被任命為古巴高等教育部部長。2012年3月,被任命為古巴部長會議副主席(相當於副總理)。所以,迪亞斯-卡內爾是一個標準的出身清白、體制內按部就班但又是重點培養、年輕化、知識化的接班人。


根據外媒報道,官方簡歷中未曾提到的是,迪亞斯-卡內爾在青年參軍期間其實擔任過勞爾·卡斯特羅本人的私人保鏢,所以自那時起他就已經結識了勞爾·卡斯特羅、菲德爾·卡斯特羅以及他們的家人,並且與勞爾·卡斯特羅建立起相對信賴的個人關係。


(2018年3月,迪亞斯-卡內爾與第二任妻子(圖中其左側)參加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代表的投票)


作為個人,一方面,他在大學期間就是搖滾樂迷,習慣留長髮,據其密友介紹他迄今仍然鍾情於披頭士樂隊,偶爾聽他們的歌放鬆; 1993年,他33歲時出任古共比亞克拉拉省委第一書記(當時古巴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他習慣於外出騎腳踏車,穿著牛仔褲或沙灘短褲;而且他在省委書記任內明確支援LGBT(同性戀平權)運動,這在政治上由共產黨執政而民間社會有強烈天主教傳統的古巴,也顯得非常卓爾不群。近些年來,雖然他身為古巴核心領導成員,仍然經常輕車簡從深入民間,開會與外出時隨身攜帶平板電腦,也使他具有現代時尚的特徵,沒有關於個人的醜聞,所以無外乎外界或者西方對他頗有某種期待。


不過,如果西方期待迪亞斯-卡內爾就成為古巴的”戈爾巴喬夫“顯然有些一廂情願。迪亞斯-卡內爾個人在涉及意識形態問題上表現的非常強硬。在他當選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後的演講中,他表示自己將承擔起確保所有革命者都忠於菲德爾與勞爾的革命遺產的責任。同時,在一些古巴領導層的內部談話中,他明確地說,是美國對古巴進行封鎖與制裁,古巴沒有義務做出主動的屈從。而且他就任國務主席的這三個月來,無論在經濟政策、外交政策上仍然“蕭規曹隨”,未有太多個人表現的地方。


勞爾·卡斯特羅在迪亞斯-卡內爾當選後的演講中明確表示,自己雖然卸任了國務委員會主席這一行政職務,但在未來三年繼續擔任古巴共產黨第一書記(同時也是革命武裝力量總司令),也就是說已經87歲的勞爾·卡斯特羅至少在未來三年內仍然是古巴的最終決策拍板人。(他在2016年再次連任古巴共產黨總書記,其任期正常將於2021年結束,到那時1931年出生的勞爾·卡斯特羅將年滿90歲)。最近古巴政府接見金正恩特使、朝鮮勞動黨副委員長李洙庸,在程式上和發言上明確以勞爾·卡斯特羅為古巴最高領導人,而迪亞斯-卡內爾這時的表現得仍然像是”陪伴在勞爾大師身邊的弟子“,而非是一國首腦。而且勞爾·卡斯特羅強調三年後將卸任黨的第一總書記職務,由迪亞斯-卡內爾接任總書記職務;但也強調如新修訂的憲法規定計劃迪亞斯-卡內爾只擔任兩任十年國務委員會主席,所以這是明確的指定接班。


此外,古巴共產黨領導層中老齡化現象仍然比較嚴重,老同志們仍然在發揮“積極作用”。2011年六大的時候,古共政治局只有三名政治局成員年齡小於65歲,其中就包括迪亞斯-卡內爾,當時就在提年輕化問題,2013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政權大會上新調整的國務委員會31名成員中有17名新人、包括13名女性,平均57歲;2016年古共七大上,勞爾·卡斯特羅就明確講今後新任中央委員年齡不應超過60歲,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應超過70歲;不過勞爾本人和古共第二書記馬查多·本圖拉都已經80多歲,原政治局委員15人除已去世和因病去職的3人外,其餘12人全部保留,雖然新增加的5名政治局委員和55名中央委員年齡均不到60歲。迪亞斯-卡內爾直到六年前的2012年才擔任相當於副總理的部長會議副主席的職務,所以他迄今仍然缺乏在中央政府級別操控局面的歷練,也沒有建立起一支和他完全合作順暢和信任有加的團隊。此次,7月份召開的人民政權代表大會通過了迪亞斯-卡內爾的新內閣名單;在這一名單中,他保留了大多數原來勞爾任命的部長們的職務,其中包括國防部、內務部、外交部、貿易部等多數重要部門的部長;只有一個重要崗位進行調整,就是1961年出生的政治局委員、經濟政策委員主任馬裡諾·穆裡略(Marino Murillo),而穆裡略年齡和他相仿,幾年前也一度被外界認為是勞爾·卡斯特羅的潛在接班人。當然在憲法改革後,穆裡略是否可能會出任其他重要職務仍然有待觀察。所以,即使勞爾決定到時2021年完全退下來,但是如何與其他革命老前輩們,勞爾此前建立的領導班子協調關係仍然是迪亞斯-卡內爾必須面對的問題。根據勞爾的路線圖,也看不到有任何試圖放棄古巴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想法,即使迪亞斯-卡內爾本人在親見蘇東劇變的悲劇後也會對西方提出的路線圖有所警惕。



所以,可預見在未來的至少三年內,勞爾·卡斯特羅仍然將是“格拉瑪號的舵手”,至於三年後迪亞斯-卡內爾能否完全掌握政權,會否有其他變化,也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在決定古巴未來的“代際交換”之中,勞爾同志對於接班人顯然是“扶上馬送一程”,而且甚至不排除最後可能有“白帝城託孤”之舉。


21世紀的古巴面臨著比當初20世紀革命時可能更為複雜和混亂的局面。勞爾·卡斯特羅們顯然希望能做到,“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如今,在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下,在舊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已經岌岌可危之時,在拉美左翼運動全面退潮之際,面對全球範圍內新保守主義思潮捲土重來,後退已無退路,前途又是撲簌迷離,古巴未來何去何從,還有待觀察。但可以明確的一點是,古巴已不會再是1958年後的那個“紅色孤堡”。


歷史,輝煌而可嘆

還有半年就將是古巴革命勝利60週年了。誰又可曾記得,1959年1月1日,經過三年的游擊戰,年輕的左翼游擊隊領袖們以風捲殘雲之勢推翻了巴蒂斯圖塔政權。當反抗之子們進入哈瓦那時,整個古巴島國載歌載舞歡迎著他們,老者向上帝禱告,不知彌賽亞是否降臨人間,但少年們憧憬著新世界,我們就是“新人”。


古巴革命就此贏得了勝利,甚至那些勝利的締造者們都未曾料想桂冠會如此這般迅速就落到自己的頭上。那一年,費德爾·卡斯特羅33歲,切·格瓦拉31歲,勞爾·卡斯特羅28歲。我是古巴,我是解放……”



自此之後,這個距離美國本土不過90海里的拉美”紅色孤堡“,這個西半球為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數十年來面對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經受著武裝干涉、封鎖、襲擊、制裁、飢餓、暗殺與抹黑,堅持至今。古巴已經成為了拉丁美洲乃至整個南方世界人民反抗美帝國主義、武裝鬥爭追求進步解放的象徵。


而且,相對於歷史上其他昔日的共產主義陣營國家有過的個人崇拜、官僚化、集權、僵硬、腐化乃至虛偽,拉丁美洲的古巴和其領導層相對顯得更為率真、熱情、自由、平等與開放,也更具有人情味,手上的血更少一些,離歷史恩怨更遠一些;這使它在流派複雜和宗派極強的國際左翼陣營中,無論是毛派、託派、斯大林派甚至一些社民派中,總能贏得一定的支援與同情,成為基本認可的共同左翼符號,也成為了國際主義左翼與激進反抗資本主義力量的“朝聖之地”。


在21世紀的今天,古巴仍然是整個拉丁美洲地區唯一一個消滅了飢餓的國家,人均78.3歲的預期壽命、99.9%的識字率和接近1.8公頃的人均生態足跡使它成為全球唯一符合世界自然基金會可持續發展定義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5年古巴名義人均GDP為7815美元,由於免費的醫療、教育、住宅供應基本福利保障和政府補貼的低廉民生商品,古巴購買力平價人均GDP達到了22237美元(中國購買力平價人均GDP為18000美元),早已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同樣讓它成為亞非拉南方世界屈指可數的“進步標兵”。


形勢總是比人強。1959年革命本來是一場爭取基本民主自由與民族獨立的民眾運動,在冷戰背景下促使古巴革命不斷髮展,最終建立了一個一黨制的“蘇聯式社會主義國家“。這既導致古巴面對美國嚴厲封鎖與干涉,又獲得了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每年數十億美元的援助,同時古巴也承擔著與其實際國力並不相稱的國際主義義務與地區強國的責任。1990年代之後由於整體的共產主義陣營的瓦解與經典意識形態的衰弱,作為原共產主義陣營中的一份子古巴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和前所未有的孤立;雖然美國與新自由主義政策一度在拉丁美洲遭遇普遍性抵制,而形成了以委內瑞維拉、巴西和阿根廷為首的拉美”粉紅集團”使古巴得以在地區內部得到支援,但是隨著“粉紅集團”中部分國家陷入困境與美國支援的保守主義陣營重獲勝利,古巴又面臨著不得不變的局面。“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在蘇東劇變此後的近三十年中,古巴經濟發展起伏不穩、步履蹣跚。雖然主觀上領導集團仍然努力保持著基本的社會發展的進步成果,經濟上還是以“計劃經濟”為主,85%的勞動人口仍然在國有部門與農業合作社中工作,但是,”變革之輪“已經啟動, 私營經濟越來越成為古巴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早在2012年,時任國務委員會副主席、現任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主席的埃斯特萬·拉索·埃爾南德斯(Esteban Lazo Hernández)就曾經說過,古巴的私營經濟成分要在5年內從5%上升到40%-50%。


當然六年後的今天,這一目標遠未實現。但未來的古巴,又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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