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賀子珍十年婚姻內情:從相識到訣別

2019-05-21 15:34:42

摘自:新華網

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婚姻是中國革命史上最令世人矚目的紅色婚姻之一。從1927年10月相識相知、1928年相戀結合,到1937年賀子珍遠走治病、夫妻“從此訣別”。他們的婚姻生活歷經十年之久。這十年,恰恰是中國革命最艱苦的十年。賀子珍與毛澤東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面對上和人生中的風風雨雨。由於個性方面和種種難以言說的原因,這對患難夫妻沒有攜手走到人生的終點,但在分開的日子裡,他們都彼此縈繫於心,難以忘懷。

初次相識

賀子珍,原名桂圓,又名自珍。1909年出生在永新,1926年畢業於永新女子學校,大革命前後入黨並投身游擊戰爭,與哥哥賀敏學、妹妹賀怡一起被稱為“永新三賀”,而賀子珍更因才貌出眾被譽為“永新一枝花”。1927年秋,18歲的賀子珍參與組織“永新暴動”,不久與兄長賀敏學隨部隊上了。賀子珍和毛澤東初次見面是在1927年10月。當時,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部隊進駐茅坪時,威震湘贛邊界的“山大王”領著包括賀子珍在內的農民自衛軍一班頭領前來迎接。當袁文才向毛澤東介紹賀子珍時,毛澤東有些驚訝了。他沒有料到,在井岡山的“頭面人物”中,竟然有一個身材勻稱、秀美清麗、熱情活潑、落落大方的年輕姑娘。

對於毛澤東,賀子珍早有耳聞,她讀過他主編的《湘江評論》、《政治週報》和不少文章,對他在領導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更是敬仰不已。同毛澤東握過手後,她也在一旁細細端詳著毛澤東。毛澤東身材頎長,身著一身破舊的灰布中山服,脖子上繫了一條紅色識別帶,一頭烏黑的長髮自中間往兩邊分開,面頰帶著一些清癯和疲憊,但一雙眼睛卻炯炯有神,眉宇間洋溢著一股勃發的英氣。由於長途行軍,腳疾發作,走起路來略顯不便。初次見面,毛澤東和賀子珍彼此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井岡情緣

進駐井岡山之後,在袁文才的安排下,毛澤東住進了茅坪袁家附近的謝氏慎公祠後面的八角樓。事有湊巧,賀子珍也因患瘧疾留在茅坪養病。賀子珍與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相處甚好,常去袁家串門。毛澤東出出進進,與賀子珍見面多了起來,有時候不忙,還坐下來和她聊聊天。從她的口中,毛澤東不僅瞭解到邊界各縣的歷史、地理和風土人情,也瞭解到當地黨團活動和群眾工作的情況。言談中,毛澤東發現,賀子珍不僅貌美,而且內秀。後來,賀子珍被選為前委祕書,住進了前委機關駐地茅坪攀龍書院,幫助毛澤東處理日常事務,同時協助毛澤東在寧岡、永新等地作社會調查。

毛澤東很快發現,賀子珍善於鼓動人心,發動群眾的能力很強,還寫得一手娟秀端正的好字。工作時風風火火,潑辣幹練;閒暇時談吐優雅,溫柔賢淑。這種剛柔相濟的女性氣質,無疑是毛澤東所看重和喜歡的。

相處久了,賀子珍也逐步瞭解毛澤東的抱負和性情,漸漸被他廣博的知識、深邃的眼光、超凡的膽略和剛毅的性格所吸引。她還以女性特有的敏銳,隱隱感覺到毛澤東喜歡上她了。有一次,毛澤東外出前,特地來叩她的門,告訴她說,我要出發了。賀子珍當時還雲裡霧裡的,心想,你要出發了,來告訴我做什麼。後來,毛澤東每次臨走都來敲敲她的窗,賀子珍這才知道他對自己有心了。1928年2月下旬,為了整理寧岡、永新兩縣所作的社會調查,毛澤東攜賀子珍來到茅坪東去約7裡的一座明代古庵象山庵。他們一個整理,一個謄寫,忙乎了好幾天,整理出了一本足有一寸厚毛邊紙的調查報告,這就是毛澤東平生最為珍惜、稱之為“比丟掉任何東西都痛心”的《井岡山調查》。

在象山庵整理文稿的日子裡,這對相互傾慕的青年男女朝夕相處。在緊張的工作之餘,他們毫無拘束地交流,談革命,談鬥爭,也談身世,談家庭。他們有時一起到田地裡捉泥鰍,有時一起到山上撿鬆菇採野蕨,一起燒菜做飯。生活過得既緊張又溫馨。心與心的撞擊與交融,使他們之間的情感從同志式的友誼漸漸轉向了純潔的愛戀之情。正是在象山庵的白果樹下,毛澤東以凝重的心情對賀子珍講起了和他的幾個孩子,講起了對她們的思念和牽掛。賀子珍的心被他的至真至誠重重地撞擊著,一種激動和憐愛的情愫油然而生。多年以後,賀子珍曾這樣說道:“那時候,他並沒有騙我,把楊開慧及幾個孩子的情況都告訴了我。”

儘管毛澤東和賀子珍的情感日漸升溫,但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阻礙著這種情感的發展。且不說兩人在年齡和黨內地位上相差懸殊,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和楊開慧感情甚篤,而賀子珍雖未婚配,但也有了自己的心上人。這個人叫歐陽洛,是江西地區的中共早期黨員、永新縣黨組織的主要創始人,也是賀子珍的入黨介紹人,後來曾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1930年被捕犧牲。當然,那時他們天各一方,失去聯絡,賀子珍並未對他表露過。

毛澤東和賀子珍最終得以結合,與袁文才和王佐的極力促成分不開。

自從毛澤東率部進駐茅坪以來,一向疑心、戒心很重的王佐,不相信工農革命軍能長久地呆在井岡山,一直對毛澤東保持若即若離的態度。在隨後幾個月的工作中,袁、王二人發現毛澤東的確是一個“中央才”,很想將他長久地留在井岡山,就商量出一個聯姻的妙法。他們認為,賀子珍是袁文才的義妹,不僅人可靠,而且品貌俱佳,要是毛澤東娶了她,就成了井岡山的女婿,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於是,他們聯手向毛澤東提出了這樁婚事。英明睿智的毛澤東,深知團結袁、王對開展邊界武裝割劇的重要性。上山伊始,他就採取了旨在取得袁、王信任的各項措施。當袁、王向他聯手保媒時,他立即覺察到,如果拒絕這樁婚事,對袁、王是一個刺激,他們將對建立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堅持長期鬥爭的方略產生懷疑。經過再三權衡,加上他和賀子珍也已相互鍾情,毛澤東同意了這樁婚事。

一切水到渠成。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袁文才的張羅下,毛澤東和賀子珍在象山庵舉行了婚禮。當時,毛澤東35歲,賀子珍19歲。婚禮很簡單,沒有舉行什麼儀式,只是熱心的袁文才為婚宴弄了幾道好菜,帶來兩壺老冬酒和一些花生、糖果之類的點心,朱德、陳毅、宛希先、龍超清等一起熱鬧一下,就算是喝了喜酒。

毛澤東與賀子珍就這樣走到了一起。井岡山的歲月是艱苦的,但卻是他們一生中最浪漫的時刻。賀子珍晚年曾這樣說道:“物質生活雖然貧困,但我們的精神生活卻是富有的。毛澤東博覽群書。夜深人靜,他寫累了,就給我講他讀過的故事,講他的詩文。他的話,把我帶入一個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個講著,一個聽著,不知不覺迎來新的一天。”

“從此訣別”

從1928年至1937年,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婚姻保持了十年。這十年,毛澤東歷經了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在他最艱難的時期,賀子珍始終伴隨著他,同生共死,不離不棄。這十年,賀子珍還“年頭一個年尾一個”地為他生了十個孩子,在極其惡劣的戰爭環境中盡著為**為人母的責任。也是這十年,賀子珍的精神和肉體承受了太多的傷痛:與父母和兒女生離死別,慘失弟弟,艱苦條件下頻繁生育帶來的病痛,還有長征中為掩護戰友被敵機轟炸留下的十幾塊常讓她陣陣作痛、刺激神經的彈片……

然而,世事無常。人們沒有料到,毛澤東和賀子珍這對在政治風雨中榮辱與共、在萬里征途上艱苦相依的患難夫妻,在毛澤東“有發言權了”的時候,卻突然發生了婚變。熟悉他們的戰友都知道,他們夫妻矛盾起源於性格方面的原因。

毛澤東雖性格有時很溫和,但火氣大的毛病在他身上也是明顯的。而賀子珍,這位18歲就騎馬挎槍走天下、歷經萬里長征的傳奇女傑,雖外表溫柔,但性子急躁,“說話快,走路也快,那個剛直、爽快勁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當年,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期曾和她大吵一頓,事後還詼諧地說:“你是鐵,我是鋼,碰到一起響叮噹。”

到了陝北後,延安成為了中國革命的聖地。已經開始走向權力頂峰的毛澤東,他的舞臺更加寬廣,責任更加重大。他除了要主持黨政軍重大決策外,還需要和社會各界建立廣泛聯絡,尤其需要加強和衝破重重封鎖來到延安的大批愛國青年知識分子的交流和溝通。由於他的博學和外向,他也特別喜歡同他們交往,因為他可以從中得到知識、啟示和快樂。因此,毛澤東日漸忙碌,和賀子珍的交流卻自覺不自覺地減少了許多。

而這時的賀子珍,經歷長征戰火的傷害和頻繁生育的折磨,身體滿是傷痛。想多做些工作,卻深感力不從心。隨著越來越多的男女知識青年和愛國學生湧至延安,要強的她知道自己肚子裡有限的幾滴墨水已經顯得落伍了。而毛澤東和自己的交流越來越少,這更讓她陷入一種莫名的危機感之中。

在這種情勢下,夫妻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多了起來,感情漸漸出現了裂痕。而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和漂亮女翻譯的到來,更成為他們夫妻感情破裂的導火索。毛澤東曾和陶鑄夫人曾志說起這件事。毛澤東說:“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採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而且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1937年8月,同毛澤東慪氣的賀子珍一氣之下,離開延安,前往西安,準備再從那轉赴上海,“去治病”,“去學習”,“去休息”。她沒理會毛澤東的勸阻和召喚,當她在西安見到毛澤東派來送信並接她回延安的勤務兵時,她只是請他給毛澤東捎回了一塊手帕,上面寫了四個字:“從此訣別。”

當賀子珍準備從西安去上海時,八一三事變爆發,上海成了抗日的戰場。爾後,性情倔強的賀子珍,拒絕了毛澤東幾乎是一路不停的挽留,義無返顧地轉道蘭州、迪化,最終搭上了去蘇聯的飛機。到莫斯科後,賀子珍生下了一個兒子,取了一個俄文名字廖瓦,然後隱名埋姓開始了學習生活。

然而,不幸的遭遇卻一樁接一樁地降臨到她的頭上。

1938年,十個月大的廖瓦染上肺炎夭折。

正當她沉浸在痛失愛子的哀痛中,國內又傳來毛澤東同江青結婚的訊息。

訊息並未得到證實,回心轉意的賀子珍仍然想著學成歸國,夫妻團聚。儘管已經意識到自己可能為一年前的衝動和任性付出沉痛代價,她還是深情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的近況,並附上自己在蘭州拍的一張照片,託回國的戰友捎了過去。但她沒有得到迴音。

1939年8月,賀子珍收到毛澤東託前來蘇聯治療臂傷的周恩來帶來的一封信:“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已經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後我們就是同志了。”直到這時候,賀子珍才明白,自己一時的輕率行為,鑄成了多麼大的錯誤!她已經永遠失去了日夜思念的丈夫毛澤東。這一年,賀子珍30歲。

1941年,為了安慰賀子珍,毛澤東託朱德之女朱敏將4歲的嬌嬌(即李敏)送往蘇聯探望母親。

但身處異國的日子,對賀子珍來說,是孤獨而無望的。她的外孫女孔東梅在其著的《翻開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澤東》一書中把賀子珍這段異國生活用兩個字概括煎熬。由於蘇德戰爭爆發,物資驟然匱乏,嬌嬌險些喪命。而賀子珍因嬌嬌的身體原因與她們所在的伊萬諾沃市國際兒童院發生衝突後,竟然被莫明其妙地強行送入了精神病院,長達六年之久。

1947年,倍受異國煎熬的賀子珍,在老戰友王稼祥夫婦和羅榮桓夫婦的幫助下,並經毛澤東同意,帶著岸青、嬌嬌回到闊別十年的中國。

久別重逢

回國後的賀子珍,先是住在哈爾濱,後因身體原因借住在哥哥賀敏學上海家中。陳毅從上海市長崗位赴京上任後,安排她住進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湖南路262號。後來,賀子珍在此住了近30年之久。

1948年,在妹妹賀怡的建議下,賀子珍和嬌嬌分別用中文和俄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賀子珍在信中說,我已經回到中國了,身體不太好,還在休養,並參加一些工作。在蘇聯的日子,比長征還要苦。最後她感謝毛澤東對自己母親和妹妹的照顧。

毛澤東沒有回信,只是給嬌嬌拍了一封電報。一個月後,毛澤東派人把嬌嬌接到了北平西山,讓她在自己身邊生活、讀書。

1950年,毛澤東給賀子珍回了一封信:“嬌嬌在我身邊很好,我很喜歡她。望你保重身體,革命第一,身體第一,他人第一,顧全大局,多看看社會主義建設。”顯然,賀子珍要回到毛澤東身邊的願望不可能實現了。由於對毛澤東的思念有增無減,女兒又不在身邊,賀子珍承擔的壓力越來越大了。

1954年的一天,賀子珍在上海賀敏學家中休養。她偶然打開了收音機,聽到了毛澤東洪亮的聲音正在宣讀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開幕詞。賀子珍頓時呆住了。毛澤東的聲音對她的刺激太大了,她終於崩潰了。廣播播了一遍又一遍,她就聽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嫂子李立英才發現她僵坐在椅子上,已經神志不清。收音機開了一夜,也燒壞了。

得知賀子珍病倒的訊息,毛澤東在女兒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淚水。他託李敏給賀子珍帶去了一封信,要她遵醫囑治療,按時服藥,不要抽那麼多煙。毛澤東的關心勝過任何良藥,痴情的賀子珍聽了毛澤東的話,身體很快就得以好轉。

此後,李敏就成為了家庭的“特命全權大使”,來往於北京、上海之間,充當起父母情感交流的“星空雀橋”。對女兒的每一次探母之行,毛澤東都要親自為她打點行裝,備好各種北京的土特產。同樣,每次回京,賀子珍也總是讓女兒大包小包地捎上毛澤東當年愛吃的時鮮蔬菜。春去秋來,秋去冬至。歷史的車輪終於轉到了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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