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的幽禁歲月:平時不能隨便越過警戒線

2019-05-24 12:00:00

摘自:看,口述人:,整理人:周海濱。

張閭蘅是五弟之女。張學良的子女都不在身邊,她與妹妹張閭芝便成了大伯張學良關係最親密的家人,她見證了張學良在的幽禁歲月。

張學良的幽禁歲月:平時不能隨便越過警戒線

張學良

張閭蘅,張學良五弟張學森之女。1967年,她從美國留學回來後先在香港工作了幾年,又回臺灣住了一段時間。張學良的子女都不在身邊,她與妹妹張閭芝便成了大伯張學良關係最親密的家人。

因此,張閭蘅是最有資格來談張學良的張家後代,她最清楚的是張學良的幽禁歲月。但多年來,她一直拒絕談論,“我很不贊成很多人寫張學良。許多寫小說的人千方百計的要接觸我,我反對與他們接觸。他是一個值得人尊敬的人,不是一些人的生財之道。”。

然而,2010年,在北京貴賓樓飯店,張閭蘅接受筆者專訪,回憶了那段歲月。

■ 第一次看見大伯,從門縫裡偷看

張學良在日記中記載,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和被祕密從轉移到了臺灣,自此進入了更祕密的幽禁,先是在井上溫泉,住的是日本人設計建造的木板房,舊式木板房裡只有簡單,冬天潮溼陰冷。夏天稍遇大雨便四處漏水。周圍都是臺灣山地原住民,他們平時不能隨便越過警戒線。井上溫泉與外界只有一條公路,路面損壞嚴重,如果遇到暴風雨,人和車都無法通行。

1949年2月2日凌晨3點,張學良又被突然轉移到,祕密藏在壽山要塞的兵舍中。當時,“代總統”要求“恢復張、楊自由”,等藉口不知“張、楊”在何處,推託不辦。儘管各界呼聲甚高,但沒有“蔣先生”點頭,自然無人去落實,故一拖再拖,終成一紙空文。而張學良、趙一荻被囚禁於臺灣井上溫泉已被外人知曉,為了“安全”就把他們緊急轉移高雄。

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為擔心高雄已成為空襲目標,1950年1月,張學良又搬回井上溫泉,從此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井上幽禁歲月。井上溫泉遠離城鎮,採購困難。“大伯靠自己種點青菜、養些雞鴨才得以維持簡單的營養。本是大家閨秀的大媽關在山裡,那段日子生活很艱苦,沒有衣服穿,都是我大媽自己做的。那裡連電燈都沒有,幾年裡,大伯聽力、視力大為減退。他的精神也很苦悶,有時只能逗小打發時間,一點娛樂都沒有”。張閭蘅回憶起伯父的這段歲月,感慨萬千。

但是張閭蘅並不是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有個大伯和大媽,住在新竹縣竹東的一個人煙稀少的山裡。

“我第一次見到我的大伯、大媽大概在1954年。”那一年,張閭蘅在臺灣上小學五年級。有一天,接她上下學的三輪車伕給了一張紙條,紙條是媽媽讓閭蘅放學後直接到中心診所找她。

到了之後,她發現全家人都在診所,等待著張學良和趙一荻的到來,一聽到廊道有動靜,家人都貼在門縫往外看。媽媽告訴閭蘅:“大媽生病要住院開刀,大伯、大媽從山裡來到臺北。”但是這一次,小閭蘅並沒有和大伯、大媽直接碰面,而是偷偷地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媽的模樣,而大伯只看見了背影。”張閭蘅說。

■ 從幽禁到半自由

張閭蘅上高中時,大伯、大媽從高雄搬回臺北,但還是不允許與家人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迪克(盧致德)約我們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原“駐美大使”),聽說那天大伯、大媽會到董顯光家做客,這次,我們是隔著大玻璃窗觀望。”張閭蘅至今還記得那次終於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頭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怎麼也想象不出當年英俊少帥的樣子”。

1965年,從美國留學返臺省親,張閭蘅在家中與大伯、大媽第一次真正見了面。張學良和趙一荻搬到臺北後,在北投復興崗建房,與過去相比稍許自由些,大伯到臺北市區總會來她家裡坐坐。

“大媽話不多,眼神中總有一絲淡淡的憂鬱。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的內心感受。”趙一荻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大家聊天時如果大媽插話進來,就是宣傳她的基督教。

有時,張學良也不會耐煩地打斷趙一荻的話:“行了,我們在聊天呢!”

在張閭蘅眼裡,大媽對大伯來說,是絕對的賢妻,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談起她時,有時會說:“人家對我好,我就得對人家好啊。”

1967年,張閭蘅回到臺灣。張閭蘅說,從1965年開始,大伯、大媽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碼來她們家三到五次,但是每次來,總要弄出很大的動靜。“一群時刻跟隨的‘服侍’先進家轉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後,便在門外警戒,有時甚至坐在屋裡,面無表情地聽我們家人聊天”。

張學良的的自由活動區域只有200米,且只限於白天,黃昏以後便不能走出屋門。負責監視張學良的劉乙光規定:執行內部警戒任務的特務,白天須站在張學良住房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則移至寢室窗外和門口;外圍憲兵白天在遠處站崗,夜晚則移到特務們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在特務的警戒範圍外,憲兵連的士兵們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個包圍圈(這樣的部署一直相沿成習,從祖國大陸到臺灣都是如此。此外,劉乙光將他的妻子兒女也帶來同住,全家人還“陪伴”張學良吃飯。藉此機會,張學良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劉乙光的監視)。

1962年,劉乙光調走。張學良為他舉行了“餞別”宴會,參加宴會的還有蔣經國、彭孟緝。酒席上,張學良語出驚人:“劉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恩人。說是仇人,因為他嚴格看管我;說是恩人,因為他曾救過我的命(那是在貴州桐梓時,張學良突發盲腸炎,在來不及請示獲准的情況下,劉乙光自作主張,將張學良送到貴陽中央醫院做手術。如果劉乙光不將張學良及時送醫,一旦病情惡化後果不堪設想)。現在他要走了,我想送他一筆錢,算是我的一點心意。”

張閭蘅平時不能常去大伯家,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說話要小心,隔牆有耳,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在張閭蘅看來,他們宛如生活在“鳥籠”中,“自由”是很有限的,來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憐,除了家人,只有張群、張大千、王新衡、大衛黃(黃仁霖的兒子)等幾家可以走動。

張學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衛。張學良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被人監視的生活,他很坦然,依舊與張閭蘅家人大擺“龍門陣”,聊到高興時,笑聲朗朗,有時候未盡興還要拉著大家一同去下館子,邊吃邊聊。

張閭蘅說,聽大伯講,他在30年代就擁有自己的私人飛機,甚至自己駕駛飛機到南京開會,再想想現在,這叫什麼日子?當年是從天上掉到地上,沒有糖吃不知道糖啥滋味,知道了什麼滋味一下子沒有了,什麼感受?

然而,生活中的張學良是一個睿智的長輩,一個熱愛生活的“老頑童”,言語中不失機敏活潑,有一次他請客,席上有好幾位中年太太,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其有人說:“大爺,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飯,您多幸福呀。”張學良馬上笑著回答:“嗯,你們都是美女,那醜人都到哪裡去了?”在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他內心的痛楚,是言語無法表達的。環境、容貌都在改變,但惟一沒變的,是他性格中的開朗豁達與率真。”張閭蘅說。

■ 成了大伯的大陸探訪人

張學良喜歡講述東北的往事,講述他童年的故事。“從大伯平時的言談中,我能感受到他對家人、家鄉、國家、民族的摯愛,談起這些話題時,他興奮不已、神采飛揚,有時說著說著,又黯然神傷,音落神凝。即便現在,一想起他陷入沉思中的傷感神情,我的淚水仍會奪眶而出。”

張閭蘅知道,大伯想回老家看看。“他的心時時牽掛著兩頭,一邊是他的老家故土;一邊是遠在他國的兒女”。

“正因為我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寂寞與思念,我們想為他做點事。”張閭蘅與妹妹閭芝的生活都因為這位大伯而改變。妹妹閭芝先是成了大伯、大媽的大“管家”,而後提前“退休”陪伴大伯、大媽。姐姐閭蘅則是替大伯去看看大陸,在1979年從香港進了大陸,乘火車去了廣州。

那時的廣州,張閭蘅感覺破破爛爛的,馬路上人也是穿的破破爛爛的,都是穿著打著補丁的衣服。張閭蘅在東方賓館住了兩天就走了。“當時,有人找我讓我帶著去廣州的友誼商店,我非常不理解,裡面什麼都沒有,貨架上就有兩瓶醬油。經過一戶人家門口,看到裡面什麼都沒有,就是幾個破板凳,一張破桌子”。

受國民黨宣傳的影響,張閭蘅對當時的大陸一無所知,只知道毛澤東,“其他的都不知道”。從大陸回到香港後,張閭蘅就急不可待地飛往臺灣,想把在內地的所見所聞儘快告訴大伯。見了大伯後,還未開口,大伯悄悄先問了一句:“你回大陸了?”

這一問讓張閭蘅嚇了一跳!張閭蘅進內地沒告訴任何人,擔心乘飛機航空公司要登記才改乘火車,大伯怎麼會知道呢?後來,大伯告訴張閭蘅,臺灣當局對進出內地的人一直都是密切關注的,當局早已經知道情況。

這一次被“記錄在案”並沒有讓張閭蘅退卻,她依舊進出內地。張閭蘅的丈夫家在上海,到上海有時會宴請親戚。“我們住在錦江飯店,當時要憑票買東西,定8個人的飯,來了10個人,其中兩個人就沒得吃,不知道吃什麼了。在街上走,別人就會上來摸我的衣服,感覺下是什麼布料的。”張閭蘅感慨地說。

以前大伯說過的地方,張閭蘅都會去看看,回臺灣後,趕緊告訴大伯。張學良永遠都是“你有機會就到這個地方去一下,到那個地方去一下”,“有機會你就到這個人那去一下,到那個人那去一下……”張閭蘅每次都是帶著任務來的。有一次,張學良還在張閭蘅回大陸後特意囑咐:要去給張作霖上墳,“張家幾十年來沒有人去老家給爺爺上墳燒香了”。

1982年,張閭蘅來到北京,她見到了時任全國政協副祕書長的楊虎城將軍之子楊拯民。回臺灣後,張閭蘅向大伯轉達了他們的問候。大伯聽了很高興,悄悄告訴閭蘅:再回內地,可以找兩個人,一位是呂正操;一位是萬毅。

1984年6月,張閭蘅從香港來北京洽談商務,在楊拯民的介紹下,特意登門探望了呂正操。“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我心裡就油然而生一種親切感:這個人怎麼那麼像我大伯!”得知張學良近況後,呂正操十分高興,在張閭蘅離京回港前夕,特意託她給張學良帶去一副健身球和上好的新茶。“見到萬毅時更感人,他兩眼其實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他就拉著我的手,我知道他更是想傳遞對大伯的感情。”

張閭蘅說,她從兩位老人眼中都能看到他們對大伯的思念。回到臺灣後,她把會面情況仔細講給大伯,看得出他聽了很難過,但他一直努力壓抑著自己的感情。

無形中,張閭蘅成了大伯與他昔日部屬之間的“聯絡員”,也成為自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尤其是1949年海峽兩岸歷經多年隔絕之後,張學良與祖國內地可以互通訊息的惟一渠道。“我變成了一個橋樑,把大伯那邊斷了線的東西接上了,我見到誰了,去了什麼地方,他都非常關心,還有中國大陸怎麼樣,人民的生活什麼樣。他關心人文環境、關心老朋友,讓我帶話給老朋友,再帶回來。”

■ 安排張呂美國會面

失去自由達半個多世紀的張學良和趙一荻,終於離開臺灣去美國探親。

那是在1991年3月10日。同年5月23日,呂正操及隨員多人,飛往美國看望張學良。這一切就是由張閭蘅負責安排的。

1991年5月29日上午,紐約曼哈頓公園大道的一棟公寓裡,兩個分離了整整54年的耄耋老人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在紐約見面那天,張閭蘅陪著呂正操乘電梯,張學良穿著西裝筆挺地站在門口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

張學良和呂正操是同鄉,在東北講武堂時他是呂正操的老師。

“老校長!”呂正操見面仍按以前的習慣稱呼張學良。在東北軍時,老部下呂正操曾在張學良軍中工作10餘年。

“到今天我跟你隔了54年5個月零4天沒有見!”呂正操接著說。

“看著兩個老人差不多高,頭頂都光光的,卻像孩子一樣一直手拉著手不捨得放下,特別可愛,但我看了卻直想掉眼淚。”張閭蘅回憶說,兩位老人談了很長時間,其中張學良最想知道呂老是如何打游擊戰的,如何打日本人的。

張學良幽默地說:“我可迷信啦,信上帝。”

呂正操隨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

張學良笑道:“你叫地老鼠。”

呂正操說:“地道戰也是人民創造的嘛,我個人能幹什麼,還不都是人民的功勞。蔣介石、宋美齡都信上帝,八百萬軍隊被我們打垮了,最後跑到臺灣。”

張學良隨即插話:“得民者昌!”

呂正操緊接著說:“那還是靠人民群眾!”

1991年6月4日下午,張學良和呂正操又相約詳談一次。張閭蘅陪同他們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李道豫大使的別墅做客。張學良給呂正操帶去了一包臺灣產的鳳梨酥。

張學良說:“我看,大陸和臺灣將來統一是必然的,兩岸不能這樣長期下去,臺灣和大陸總有一天會統一,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他還說:“願為祖國的和平統一盡點力量,我過去就是作這件事的,我願儲存我這個身份,到那一天會用上的。我雖然90多歲了,但是天假之年,還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很願意盡力。作為一箇中國人,我願意為中國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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