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人民網，作者：李筱桐 程訴。

核心提示：父親的工資可謂全國最高每月是500元，比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薪水還高，而且毛澤東還特批父親拿雙份工資一千元，可家裡也不富裕。我家有二十幾口人要吃飯，另外很多父親的老部下、原國民黨軍官生活困難，不少人來找父親求助。父親就經常是二百、三百的給，一千元的工資還是不太夠。

李濟深

在“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上民革中央主席周鐵農代表民主黨派第一個發言，總結回顧了民革及其他民主黨派在辛亥革命中的貢獻。

民革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簡稱，成立於1948年1月1日，當時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本刊記者在金秋十月採訪到了李濟深先生的女兒李筱桐，聽她講述自己父親許多令人難忘的故事。

父親把房子租出去，籌策反經費

1947年冬，父親聯合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召開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聯合代表大會。開會的這一天是孫中山先生的81週年誕辰。父親在開幕詞中指出：我們在這個日子召開大會，就是象徵著中國國民黨的再生。

父親發表了成立宣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當務之急是，爭取國民黨內部實力派投身到革命陣營中來，配合人民解放軍打倒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之後，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過各種關係，積極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反蔣。

1948年1月4日，民革成立軍事小組，組織策反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也就是說民革是有軍隊的，並實際參與了對蔣介石集團的軍事鬥爭。民革成立時在國民黨的黨政軍內部發展了300多名祕密黨員。

父親派了不少得力幹部回大陸，擔任軍事特派員，負責策反工作。他還給國民黨實力派人物如傅作義、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潛等人寫親筆信，敦促他們反蔣。他派王葆真為軍事特派員到上海，策動國民黨中將劉昌義起義。像湖南的陳明仁、雲南的盧漢等都是成功策反的典範。

策反工作需要花錢，而且肯定不是小數目。那時候父親已經無權無職很久了，家裡並不富裕。父親就把我們家在南京的房子租出去，租金是1億元，相當於港幣20萬。這筆錢成為最初的策反活動經費。後來共產黨知道策反缺錢後，就派董必武送來700萬港幣作為策反的經費。

據姐姐回憶，當時她每天就把父親寫好的策反信謄抄到白綢子上，然後縫進衣服裡，綢子手感柔軟，從外面摸不出來，這樣就可以安全地把信送出去。最終，在民革的策動下，北平、湖南、四川、雲南、新疆五個省的地方勢力宣佈起義，一槍沒發就解放了。

蔣介石恨透了父親，從1947年開始就數次組織人暗殺父親。我親歷的一次暗殺我父親的行動是在1952年，有特務提著汽油來放火燒房子。我當時就在房子裡。當時警方和公安都來了，可惜沒有抓住特務。

毛澤東說：“你的意見是對的”

1948年，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中共釋出“五一口號”，提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在中共的邀請名單中，父親名列首位。國民黨反動派想暗殺他，很多勢力想牽制他。但是，父親衝破重重阻力，毅然北上到達解放區。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開幕。會議由毛澤東、李濟深、沈鈞儒三人分別代表共產黨、民革和民盟主持會議。

1949年9月,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父親和郭沫若等44人聯名提出了《請以大會名義急電聯合國否認國民黨反動政府代表案》。這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歷史上的第一號提案。

同年，父親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這絕不是偶然。民革是從執政的國民黨裡分化出來的，因此擁有大量的體制內資源。

為改進政協工作，父親常向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提建議。建國初期，有些曾在抗日戰爭中做出過貢獻的國民黨軍官失業在家，生活困難，有的人就是父親的老部下。父親將這一情況反映給毛主席。同年冬，毛澤東責成有關部門舉辦了“失業軍人就業”活動。

1952年春，有人向父親提出，袁崇煥的祠墓應該儲存。父親深以為然，便與愛國人士葉恭綽等四人寫信給毛主席，提出儲存北京城內袁崇煥祠墓的建議。毛澤東於5月25日覆函說：“我意如無大礙，袁崇煥墓應予儲存。”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全國的形勢逐漸穩定，1954年第一屆人大會議以來，各方面的工作步入正軌。不過，中共黨委的權力越來越大，有的地方很多大事都不再和民主黨派商議。1954年12月22日，父親寫信給毛主席，建議“政府凡有一件比較大的事，都先行經過協商，機關座談一次，然後提交政府委員會通過公佈”。兩天後，毛澤東覆函李濟深，表示“你的意見是對的，已告有關同志注意”。

父親拿雙份工資，收入比毛澤東高

在所有子女中，父親對我是最愛護的，這可能是由於我生於戰亂的原因。我出生於1942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份。因為經濟問題，我母親在生我之前，打掉了一對雙胞胎，所以身體很弱，又懷了我，我就算留下來了，但先天不足。

1944年豫湘桂潰敗、桂林失陷，父親帶領部隊撤到十萬大山裡打游擊，堅持抗日。先天不足的我營養又跟不上，那年我正好兩三歲，跟著父親在大山裡打游擊，吃發黴的米和白薯秧。由於時局動盪，我一直在鄉下，不過那時候算是能吃飽了。

1947年，我們全家移居香港，但在香港的生活非常困難。我們把香港的房子出租，陽臺上都是人，我們三個孩子和母親擠在一個房間裡上下鋪，就為了把最大的房間給我爸，要留一個靠海的最好的房間作為客廳。在這房間裡，父親接受美國《時代週刊》的採訪，上身穿得挺不錯的，可是腳上穿的鞋，大腳趾都露出來了。《時代週刊》的鏡頭剛好就把露著大腳趾的照片登出來了，這張相片美國人民看到了，我在美國的哥哥也看到了。

1949年8月，我們得到了母親去世的噩耗，坐著丹麥的貨船，從香港到塘沽，上岸的時候父親就看見我們都戴著黑紗，人群裡我最小，當時我看起來就像三四歲的孩子，其實我已經6歲了。父親特別心疼，他抱起了我，老淚縱橫，我從來也沒看見過父親眼睛充滿淚水。

來到北京後，我們家搬進了北京西總布衚衕5號的“李公館”，這是一棟由四合院改建的三層樓房。原來是三套院的平房，因為家裡人多住不下了，總理在1954年就親手為我家量身定做，改為了三層樓房。

李公館共有大小房間40餘間，樓裡有一個大客廳、一間大餐廳、一間辦公室兼書房、兩間會議室、一間檯球室、一個儲藏室和許多浴室（每兩個臥室合用一間）。我和兄弟姐妹就住在三層。我們一家那時候在北京共有23人，包括父親的元配妻子周月卿、三夫人樑秀蓮、5個兒子、8個女兒、4個孫子輩孩子和一個阿姨。

父親的工資可謂全國最高每月是500元，比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薪水還高，而且毛澤東還特批父親拿雙份工資一千元，可家裡也不富裕。我家有二十幾口人要吃飯，另外很多父親的老部下、原國民黨軍官生活困難，不少人來找父親求助。父親就經常是二百、三百的給，一千元的工資還是不太夠。

拿我的零花錢標準說，我每天中午的餐費是2毛，當時，一毛錢買一碗餛飩，5分錢一個燒餅。有時候我省下5分來，買糖豆、崩豆、冰棍什麼的。等到了小學初中一個月有四塊五，上高中就是七塊五，上大學則有十塊多。

我小時候很貪玩，經常把自己弄得很髒。記得有一次，老師揪著我的手對全班說：“看，這小髒手，這就是咱們國家副主席的千金的手。”稍微大一點後也知道心疼父親，那時候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了《三國演義》和《紅樓夢》的小人書，我發現父親很喜歡看，就給父親買。有一次為了給父親買小人書，上學要遲到了。父親就派車送我上學，這是他唯一一次使用公車送我去上學。

毛澤東說：“民革我就認識李濟深”，使父親躲過“反右”

父親身體一向很好，這時候更是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中。最初的幾年裡，他作為民革主席，參與到政府中來，做了大量工作。可從1955年開始，運動不斷，他就要應付這些運動，主要工作就變成了學習、改造，尤其是“反右”之後，整天學習。作為民主黨派的領導，他不但自己學，還要帶領民革黨員們一起學習，自此父親的心情變得很壞。

1957年，大鳴大放開始。父親就動員自己的部下，響應號召，給共產黨提意見。並且提前申明“不抓辮子、不打棍子”。許多人都提了很尖銳的意見，結果風向一轉，父親很多幾十年的老同事、老戰友全被打倒。民革中比較高階的幹部：一個陳銘樞、一個龍雲，都成了右派。這時候民革中一些左派人士，火線入黨（共產黨），想要反對父親、打倒父親，也就是趁機把父親也打成“右派”。關鍵時刻還是毛澤東一錘定音：“民革我就認識李濟深”，這樣父親才化險為夷，但他每天開會回來都很沉重。中共方面直接和父親說：“這幾個人要打成右派，那幾個也要打成右派”，這些人都是在父親的動員下才給共產黨提意見的，而且說好了“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的，這叫父親左右為難。父親極力保護自己的民革的同志，可是沒有都保下來。最終陳銘樞和龍雲被打成右派。

他們兩個雖是“右派”，但也還是民革的常委，這樣按慣例還會是人大或政協的常委，許多待遇就保住了，父親算是盡力了。

1958年的一天，父親從外面回來極其憂鬱，一進門就大罵李某，說他對自己是“黑口黑臉”，之後父親的身體就每況愈下。一個曾經叱吒風雲的軍界領袖，如今如此慪氣怎麼受得了。1959年10月9日，父親與世長辭，他死於胃癌，彌留之際他留下詩句“我與人民巨集願在，及身要見九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