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萬千
“對習慣於逃跑的人來説，柏林是個紮根的好地方，除了納粹時光，它習慣於接納情願或不情願的遊蕩者。”
2013年，覃裏雯在一篇名為《逃離》的文章中這麼寫道。彼時，她覺得自己已經不能適應國內的新聞環境，於是辭去了媒體行業的工作，搬到德國柏林，開始做創新諮詢方面的工作。她前半生的經歷適合被定位為“遊蕩者”，而現在她正努力在新的城市裏紮下自己的根。覃裏雯的家鄉是廣西柳州，柳宗元二次流放之地。她的文學啟蒙來自於母親為她能買到的所有名著和當年母親參加**高考的文學專業教材。那個還沒有煤氣爐和洗衣機的年代，母親會一邊做家務，一邊準備考試。在手洗一家人衣服的時候，她就把書放在洗衣盆旁邊，在做菜的時候，就把書放在灶台旁，最後教材上滿是油點子和肥皂水。母親對於學習的熱情和努力感染了幼年的她。她覺得自己努力讀書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膽子太小”，因為大人常以威脅和嫌棄的表情説：“你再不好好學習，以後就去賣菜”。雖然賣菜看起來並不怎樣糟糕，但那種表情讓未來顯得極其可怕。負面教育以及恐慌感成了驅動中學學習的主要因素，以至於她不太願意回憶那個過程。高考那年，她以全省外語類考生第三名的成績，離開了家鄉，來到了兩千公里開外的北京讀書。在沒有互聯網的信息閉塞時代，因為隨手填的一個提前志願，她意外地被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錄取。
大學裏，她開始主動修正應試教育留之於身的痕跡，逃掉所有能逃的課，將自己浸泡在圖書館裏，胡亂閲讀，從海洋生物百科全書、笛卡爾、美國曆史到弗洛伊德。“因為只有用這樣的方式重新去發現自己內心的動力，去了解我內心真正的渴望”。
她曾一直覺得靠寫字不可能謀生，在北京、新加坡和美國嘗試了各種“實用”工作：中學英文教師、文祕、銷售助理、音響雜誌編輯和收銀員，還急匆匆地完成了婚育這些成年禮。1998年，她應邀開始為當時的新興網絡媒體寫專欄。最初從文化評論開始寫起，二十年的閲讀經驗在此時顯示出了優勢，彌補了社會經驗的不足。2002年，她接受了許知遠的邀請，加入剛剛成立的《經濟觀察報》。試圖以英國《金融時報》為模式的《經濟觀察報》，是當時財經媒體行列中的閃耀新星。各行各業國際精英人士到中國來，都會邀請《經濟觀察報》採訪。那時報社人手不足，覃裏雯開始慢慢涉足新聞報道領域。從未學過一天新聞專業課的她説自己的採訪教材是法拉奇的《風雲人物採訪錄》，她反反覆覆看了幾遍，被法拉奇周密的周邊調查和閲讀準備及個性魅力折服：“那些叱吒風雲的20世紀領袖，本來以為可以輕易地糊弄一個女記者。但是他們最終都敗給了這個有充分智識和毫無畏懼的女人”。在20多歲時，覃裏雯就採訪了諸多全球政界、商界和學界精英，難免也會遭遇緊張的時刻，但她擅長偽裝鎮定。第一次採訪時任印度駐中國大使的克里希南·梅農時，一同前往的許知遠在採訪結束後對覃裏雯説，你好鎮定啊，還和他閒聊，茶葉的採摘方式你也知道。覃裏雯卻説，“你知道嗎，從頭到尾，我都覺得地面是斜的。” 回到家之後聽了錄音才復原了整個採訪。或許就像心理學家們後來發現的那樣，外在的行為最終帶來了內心的變化，偽裝的鎮定在之後漸漸變成了真正的鎮定。那時還處於web1.0時代，新聞與民眾的聯繫相比於現在是極其微弱的，發表在刊物上的文章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讀過，也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贊同或否定你的觀點。這種環境讓記者們在寫作時更重視同輩的認可，而不是追求點擊量和評論數。當時，《經濟觀察報》支付不菲成本讓她專心而緩慢地寫作國際政治報道，這種支持讓寫作得到的機遇和磨練極為奢侈，如今已鮮有媒體能辦到。
2006年，她跟着許知遠等一批好友一同離開了《經濟觀察報》團隊，加入《生活》。之後相繼在《東方企業家》，搜狐新聞中心，《週末畫報》等媒體工作。在所有這些截然不同的媒體裏，他們都試圖注入社會意義。在搜狐內容部，團隊努力改變了聳人聽聞的社會新聞佔據高百分比的內容結構，突出時政新聞和深度報道並加重評論的分量。在供職《週末畫報》的期間，她曾在某次接受採訪時説，“如果能讓中國的女白領或者中產階級在週末時讀讀昂山素姬是誰，知道緬甸軍政府是怎麼回事，瞭解歐元危機怎麼樣影響人們的生活，那麼自己就覺得很成功了。”
Web 2.0 的概念始於2004年，但是在2009年微博開始興起，2011年微信用户呈幾何型增長後，中國的傳播環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民眾對待精英的態度發生了顛覆性的轉向，只要出現精英或者精英傾向的文章，都會被踩上兩腳。精英遭受漠視或者是攻擊，這讓覃裏雯覺得很沮喪，雖然她並不認為自己是精英，但她對任何單調的話語都深懷戒備。這不僅是發生在中國的情況，而是全球現象。在今年的英國脱歐運動和美國大選中特朗普和希拉里之爭中，都明顯可見。“如果我堅持用一種富有準備的，更豐富的語言去交談就會被反感，如果我用一種粗糙的，充滿了各種道德攻擊的語言去交談，就會被認可為是大眾中的一員。”對媒體環境的日益不適應，以至於在2009年的時候，她決定離開。先是在北京為一家智庫工作，又在2013年再次搬離已經熟悉到產生厭倦的城市，來到了距北京7397公里的柏林，開始新生活。她成立了自己的創新諮詢公司，Trends Eurasia，主要給中國的投資者做諮詢，介紹柏林的創業環境和項目。入秋後，柏林的氣温降低許多。在我們進行電話採訪的時候，我可以聽見她吸鼻子的聲音，還有因為她因為寒冷不得不踱着步子四處走着，鞋跟踩在堅硬、冰冷的大地上，發出清脆的聲音。在柏林的三年時間裏，最初那種尖鋭的陌生感正在化解，她也在融入這座城市的過程中慢慢恢復自己的力量，“感覺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定居柏林後，除了偶爾寫作一些創業領域的分析文章，她説她更願意寫作不發表的文章，從家庭歷史，到虛構寫作和詩歌。這種自由帶來了愜意，但也大大降低了寫作的密度。到底，自由和約束都是寫作不可或缺的。在涼意漸濃的日子裏，三明治和前新聞人和專欄作家覃裏雯聊了聊有關寫作的事情。她也是三明治破繭計劃2.0的導師之一。
覃裏雯：我的確相信人是有不同天分的。雖然説不能説我是個天才，但是我的確在寫作方面比別人少很多障礙。除了閲讀之外，這也和比較封閉的生活環境有關係。小時候，我爸不許我和別的孩子玩，會把我關在陽台上背《孔雀東南飛》之類的古詩詞。這種封閉的過程很容易培養出敏感而內省的性格，而這種性格又是非常適合寫作的，因為你會有很多話，但只能留到紙面上去説。不過離家之後，我改變了。話越來越多，寫得越來越少（大笑）。這也是個悲劇。但實際上，我現在也覺得要反過來，要把一些話留下來，重新留給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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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裏雯：對。我相信所有的人天生都是有傾訴慾望的。一切的產出都有情感依託在裏面，否則這個東西就很難長期繼續下去——你必須從所做的事情中獲得自我認可。對我來説，寫作就是最終的認可。而且，寫作可以説是一種和他人建立聯繫的最不輕浮的方式。小時候的寫作是各種練習，從古詩詞，到散文，再到日記，但都是在一種審查的狀態下寫作。這種審查內化了，以至於我們一輩子都是在審查的狀態下寫作。可能隨着年輕的增長，你可能會更清晰地看到，有哪些是審查是外部強加給你，你應該繞過的，哪些審查是你自己加諸於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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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裏雯：我被引到寫作這條路上來，其實是一個偶然。當時，許知遠邀請我去《經濟觀察報》。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是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人，因為我覺得寫作是養不活自己的。我到現在都還有這樣的感覺。雖然實際上，也並不完全如此。內容的產出現在的確是可以賺錢，但是賺錢的內容又不是我們認為的真正意義上的寫作。真正意義上的寫作註定是一種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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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在你年紀很輕的時候，就採訪了很多精英人物。當時面對那些人物的時候，會有畏怯嗎？覃裏雯：在《經濟觀察報》工作的時期，中國正在出於上升時期，那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期。這種自信對我們而言也是很有幫助的，雖然我們沒什麼經驗，都是看書看來的經驗，但是在跟各行各業的精英對話的時候，你是以“一種也許有一天我們也會做出了不起的事情”，“我們來向你來學習，是為了將來能夠同樣做出了不起的事情”這樣的心態去做採訪。這種自信並不是一種傲慢。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新一代媒體人當中，存在一種傲慢，認為我們已經很了不起了，西方衰弱了，沒有什麼可以學的了。如果以這樣的傲慢態度去進行一個採訪，那是沒有任何營養可言的。那個時候，就像你説的，我還很年輕，雖然我並不覺得自己年輕，心態蠻老的。有一個學生活動曾請我去做一些講授，有個學生站起來就説，“裏雯老師，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怎樣才能做一個很好的採訪？”。那個時候我就跟他説，“很重要的一點，你不要管對方叫老師。”因為一旦你把自己代入一種謙卑的地位時，你就很難具備一種批判性的視角。批判性的視角和尊敬是不衝突的，同時兩者都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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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裏雯：我到現在為止依然認為它是中國最優秀的媒體團隊之一吧。就是你很少在我們這一代的媒體當中，發現有一個團隊，在各方面的價值觀，包括對女性態度和各方面觀點，是一種真正的平等，相信現代文明的價值。03年的時候，我在做“中東路線圖”專題，打電話給主編何力説我要去以色列。何力當即説，好，沒問題。但是當時我有一個在其他媒體工作的女性朋友，為了申請去加沙常駐，花了很多力氣説服領導，才得以成行。在《經濟觀察報》你不會聽到“女記者不能如何如何”這樣的話，你不需要克服這樣的挫敗和輕視。日復一日地遭遇輕視和忽略，會造就人對自己深深的懷疑。但是我在那沒有碰到任何這樣的事情，得到的大多是鼓勵和有效的磨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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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之後寫作方向上一個是國際政治領域的報道，一個是開設情感專欄。你自己更喜歡哪個身份？覃裏雯：這兩個身份我都需要。寫情感專欄其實從03年，在《經濟觀察報》的時候就開始寫的。那個時候《經濟觀察報》很缺作者，而我又還是精力最旺盛的時候。當時生活版的編輯葉瀅和我説你寫一個東西唄。我就以“蘇絲黃”的筆名開設了專欄。這對我來説很好玩，是一種消遣放鬆。四年後我停止了專欄，因為意識到寫作親密的私人內容，會帶來我所不想要的與讀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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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之前説過自己那個時候有一種貪婪，想要讓自己的名字佔滿報紙，從第一版到第四版。那個時候驅動你寫作的動力是什麼？覃裏雯：真正的驅動是一種責任感，真的覺得我們在做一件改變社會的事情。因為那個時候，是中國紙媒最後的黃金時代。整個社會的確是在走向全新的開放，各方面來説都是這樣，從管制，到文化氛圍。雖然説還是有很嚴苛的限制，但是畢竟你推一推，那條紅線還能往後退一退。我們真的堅信當時我們引進的一些東西在現在來説，比如説進行精英人物採訪，這些都已經成為慣例。而且我們是非國有媒體，非官方媒體在做這件事情。在當時來説，首先還是被官媒壟斷的。所以我們當時那種自豪感，不僅是從這個工作中獲得體面的薪水，同時也有一種説我在改變什麼東西的強烈的自豪感。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很幸福的。其實這也可能是我們那個時候的創業吧。我們那個時候的創業不是説讓人們上街更方便，買個衣服不用去逛街了，而是改變人的思想，人的頭腦，不是説我們給他人灌輸，而是説我們展示新思維的可能性。這是完全兩回事。到現在為止，我依然覺得，我們所信的不是幻覺。我現在都還經常遇到人説，他在大學的時候讀過我的文章，受到觸動。但當時因為不是互聯網媒體，我不知道多少人在讀。就是憑着一種直覺，一種年輕時與夥伴們共同的信仰，去做這些事情。我非常留戀那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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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裏雯：對媒體人來説，最好的媒體時代已經過去，但對媒體本身來説，並不是這樣。今天如果你真的去認真做在線媒體，而且把它做好，成本比以前低很多。13年前，經濟觀察報給我一個月的薪水和差旅費，讓我到以色列去，就為報道一個議題。我只需要寫四篇文章。但現在的自媒體人一個月得寫多少篇文章？天天灌水，為了點擊量，把寫作變成一個很沒有營養的東西。他們的責任變成了煽動情緒，而不是提供更豐富的內容和視角。但就平台而言，的確比以前更寬廣了。我們需要新一代人用新的智慧來應用它。在各個傳統媒體人轉型之後，也還是有些人努力做了一些嘗試。不幸的是，這不是中國媒體獨有的現象，而是全世界媒體都有的問題，那些百年媒體——甚至是電視媒體——也都面臨同樣的壓力。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資本市場的操縱。資本市場過度地入侵內容創作領域，導致媒體的股價成為了媒體人工作的硬指標。股價是一個非常輕浮的東西，它是不看任何內在價值的。在這點上説，導致資源越來越向那些更民粹的東西傾斜，這是很不幸的東西。在新媒體領域尤其如此，然後傳統媒體都死得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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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裏雯：前互聯網時代我的確有想象的讀者，就是我的這羣朋友。Peer-respect，同輩尊敬。如果我寫個東西能夠獲得他們的認可，對我來説就是最高的認可，所以我並不是很在乎其他人會怎麼樣看我的文章。但是現在，你很可能就需要在乎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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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有一部分傳統的媒體人現在也進入到新媒體行業，他們在中年的時候開始不由自主得需要去在意現在的讀者了。
覃裏雯：但是我依然不在意。這就是我為什麼要通過某種方式養活自己，這樣就不需要再去在意讀者的多寡。對我來説，寫作是一種求知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取悦的過程。我為什麼要去取悦一個和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呢，我又不靠他吃飯。我知道這種態度是很惹人討厭的，但我知道這個問題不在我，而在於當下對寫作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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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裏雯：我是在2009年的時候就離開了團隊。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適應當時媒體的環境了。所以我後來進入了一家智庫，研究國際危機和關係，在那做了一年。但是還是，到柏林之後，我還做了幾個月另一個智庫的研究，研究中國外交政策。我後來意識到我沒有辦法接納那個圈子裏頭的文化，非常有進攻性，然後可能資源有限，又是一種非政府組織的問題吧。有限的資金，在人人搶奪的時候會遇到諸多的問題。這裏面就會出現很多無謂的獨立，攻擊。常常是並沒有什麼真知灼見的人獲得更多資源。後來我就離開了。在這個過程中我真的是很想念原來的團隊，但我知道是回不去了。從商業，到社會，到政治，各方面環境來説，我恐怕那個時代已經不可能回來了。這是很悲傷的一件事情，但是沒有辦法，你只能繼續往前走。我可能也沒有那麼強大的使命感。對我來説，體驗不同的人生和社會好像誘惑還是挺多的。當然這不是一個讓我high起來寫作的狀態，但慢慢在柏林紮下了根之後，我覺得我開始恢復一些力量做事情了。或許還可以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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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裏雯：我現在做的東西比較雜，但是我儘可能把自己限制在兩個領域內。一個是在科技創業領域的諮詢，介紹德國的創業環境和項目。另一個是寫東西。只不過我的寫作以前全是純媒體寫作，現在就比較自由一些，寫不發表的東西，想做一些虛構的嘗試。三明治：搬到柏林後，寫作時的觀察角度和之前在中國做國際新聞有哪些變化？覃裏雯：搬到柏林之後，我對德國的主流社會理念，也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有了更深的認識。歐洲是個緩慢的地方，這種緩慢得益於二戰後財富的積累，也得益於社會民主主義對社會公平的定義。但如果不在這裏生活和工作幾年，你就無法體會這種理念的優越之處，和它的弱點。歐洲是一個豐富的地區，法國和德國、捷克和奧地利，意大利和瑞典，各自有自己歷史文化造成的特點，這些特點卻能夠在二戰之後保持和平保留至今。隨着對歐洲理解的深化，對“多元性”的信仰會更深，寫作時會更謹慎，儘可能避免傲慢的單一價值判斷，比如快速是否一定意味着高效，經濟發展的指標到底哪些更重要，社會分配有多少可能性等等。寫中國故事時，這種對多元性的信仰，也解放了我的視角，讓我能更超越地描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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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裏雯：我的確是有一個計劃，想為我媽媽寫一本書。我好多之前做編輯、記者的朋友們，到了現在這個年齡，都開始在回顧自己的家庭故事。這裏面是有原因的，不是因為自戀，而是因為家庭塑造了一個人基礎的思維方式、性格等方方面面。而與此同時，家庭也是一個時代的反射。尤其是我們父母這一輩人，被政治和時代的印象和烙印打得很深，被政治運動極大入侵了家庭生活。所以對他們來説，政治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而是他們生活中最顯著的一部分。我媽媽那時候帶着兩個孩子在家，一個五歲，一個一歲。即便她上完一天的班，晚上還要去開政治動員大會。在她開會的時候，家裏的兩個孩子已經餓得不行了。我姐姐五歲的時候已經學會了生火做飯，她會給我做粥吃，所以當我媽媽很着急地回到家的時候，我們兩個笑嘻嘻地説我們已經吃飽了。那粥還是半生的。強大的政治生活的入侵，強大的烙印，也包括創傷體驗，和兩代人之間別扭的交流方式。所以我們到了中年之後回溯家庭故事，其實也是在回溯一整個國家的命運。而且這個東西是更加有説服力的，是第一手的經驗。 ● ● ●
覃裏雯：媒體工作留下了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很晚睡覺。然後我現在每天也是會上微博，facebook，把重要的事情瞭解一遍，看朋友們在做什麼，看看中國、世界上有哪些重要的事情發生。這也是多年媒體工作中養成的習慣，很難戒除。寫東西基本都是在晚上，看狀態。目前沒有固定的寫作時間，我不是那種能夠很有條理很有規矩寫作的人。如果計劃寫作，我會當作設定一個項目來走，給自己設立deadline，然後再根據deadline做調整。我得的是“完美拖延症”，老是擔心自己寫的東西不完美，感到害怕，然後迴避之最後唯一能讓你完成這件事情的，就是“死線”——你不完成它就會死，所以才叫叫做deadline。不管是你自己的事情，還是項目都還是要設置一個deadline。在自律寫作方面我肯定不是楷模，我是一個需要外力催促的人。我現在還是很喜歡那些能夠很温柔催我一下的編輯，但別催太狠，不然又會反抗而罷寫，總之是很麻煩的一個人。
覃裏雯推薦閲讀的三本書籍
《風雲人物採訪錄》
作者：法拉奇
一本關於如何在採訪重要人物時保持獨立思考、深度調研和保留寫作個性的最佳手冊。
《愛倫堡回憶錄：人，歲月，生活》
作者：伊利亞·愛倫堡
一本關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和關鍵人物如何塑造了今日全球社會的生動記錄，不要完全相信作者對自己的辯解和掩飾，但驚人的記憶力和細節描述令人驚歎。
《博爾赫斯全集》
作者：博爾赫斯
自然與科技的交響，現代來臨時人類潛意識裏關於純真消逝的悲哀，都被這位日本國民作家用夢幻之筆寫下了。
《記憶的小屋》
作者：託尼.朱特
其實了不起的歷史學家託尼.朱特的所有著作都應該看看，但這本記錄了他被漸凍病逐步拽入深淵時，對自己和時代的關係的回顧，幽默和傷感並存，讀起來讓人笑淚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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