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先生》專題總監林珊珊:與黑幫教父談心 | 媒頭腦

2018-03-20 01:51:11


一個信奉自己、信奉強人的黑幫教父,碰到了無法克服的敵人——死亡。個人的故事是時代的縮影。一個人的故事講完了,一個時代被化為情緒流露出來。

 

“得知他死訊的時候會覺得很歎息。説他是一代英雄也好,一代梟雄也好。”兩度採訪香港黑幫14k教父潘志勇後,林珊珊這樣説。

 

近日,時尚先生Esquire以高位價格售出了特稿《黑幫教父最後的敵人》的影視改編權,導演陳昊義初讀文章後深受觸動,當即決定要聯繫作者買下改編權。

 

我們邀請了這篇特稿的作者——《時尚先生》專題總監林珊珊,分享她《黑幫教父最後的敵人》的採寫經驗。


欄目編輯:真高興

2016.5.30



人物名片

林珊珊,2011年7月-2014年7月任《南方人物週刊》記者,2014年7月-2015年8月任《時尚先生》主筆,2015年9月至今任《時尚先生》專題總監,代表作《少年殺母事件》、《九號院的年輕人》、《唐慧的漩渦》、《小城拳擊隊》。



▲林珊珊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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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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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青春報

W=林珊珊




採訪約有十次,反覆求證細節


Q:你之前有一篇採訪潘志勇先生做成的特稿《香港往事》,為什麼會想到要把他與癌症鬥爭的故事再次做成一篇特稿呢?

A:這是兩篇不同類型的稿件。2012年《南方人物週刊》的方迎忠老師挖掘了這個題材,我們當時聽了都很興奮,應該説這種題材普通記者是很難接觸到的,方老師有着多年深厚的積累才能挖掘到。當時對黑社會是怎麼運轉、如何興衰很好奇,那也是中國新聞報道中的空白領域,所以《香港往事》更偏向於在敍述人物故事中注入更多的社會性時代性信息。


2014年底我去香港做另一個採訪,就去看望了潘先生。我們吃飯、敍舊的過程中他説他癌症復發了,跟我講了他抗癌的事情。他覺得自己可能沒有辦法戰勝癌症,癌症會一直與他共處。我就問他有沒有碰到過這麼強勁的對手,他説沒有。我很感慨,他年輕的時候其實是把身體交付了出去,可以説是以身體的搏鬥換來了他的江湖地位。到了晚年,卻要去面對不可避免的疾病、身體的衰老甚至是死亡的可能。所以希望可以聚焦到這個人物的內心,就他暮年某一個階段的內心狀態寫一篇特寫。


同時因為電影《古惑仔》上映二十週年,我們策劃了一期《江湖漸遠》的專題,就將他的抗癌故事寫成《黑幫教父最後的敵人》,作為專題裏的一篇。其實他身體的衰老也是有某種象徵性的,是江湖文化的遠去,也是一個時代的遠去。

 

Q:你之前就《香港往事》採訪過潘志勇,説服他再次接受採訪是不是會容易一些?

A:對,2012年的時候因為有方迎忠老師帶我去採訪,潘志勇對方老師很信任,所以當時也是比較順利,是一個比較正式的採訪。報道出來還被一些香港的媒體轉載了,可能也引起了比較多的關注。第二次採訪,信任感比之前又增加了一步。


而且他比較希望我寫他的抗癌故事,因為他有很多抗癌心得,希望自己的事情可以幫助別人。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夠做一些對社會有價值的事情。

 

Q:實際的採訪過程是怎樣的?

A:大概是2014年11月,我在香港待了一週,當時還在等另外一個採訪,同時基本每天都約他出來,他有時間就出來,見了有兩三次。然後我就先返回深圳,再回去香港,又在一週裏見了他大約三、四次。2015年初,我專門去香港拍攝、採訪,可能又聊了三次。總之見了很多面。我看了一下,錄音有將近30個小時。


雖然有些時候是在閒聊,有時是去看醫生,有時是在路上,和他去見一些朋友等等。我們的採訪並不完全是坐下來聊的,有時候我會陪他去做一些事,就是斷斷續續地聊,並不是説非常正式地、主題很明確地採訪,基本上就是像聊天那樣。

 

Q:你寫作的思路是什麼,想要表達什麼樣的主題

A:可能所有采訪都一樣吧,得到的東西是支離破碎的。你要以什麼樣的方式把它給串起來就很重要,是難點所在。打個比方,他會講到他抗癌、與小弟的事、與同門的關係等等這些碎片,所以會有一條線,就是他治療癌症的過程、他患了癌症之後的變化,把這些當作變化的一環。也不是純粹寫他抗癌的過程,我把這種過程放在了一種回憶中來寫,接受採訪時他也是處在不斷回憶的狀態。所以我會以一個老人不斷地回憶往事,把過去勾連起來這樣的方式,將很多碎片寫出來。


這篇特稿的結構其實比較簡單,想要表達的是一個黑幫江湖大佬暮年的感受,呈現他面對病痛的狀態、他的衰老,然後淡出江湖遠去的這樣一個主題。他的感受我是沒有的,所以我就要充分體驗這種感受,提供一種他人沒有過,又能引起共鳴的體驗。

 

Q:這篇稿件的採訪和寫作中,你比較遺憾的地方是?

A:比較遺憾的是沒有長時間地追蹤下去,這也是過去每一個稿子的遺憾。

 

Q:為什麼以除夕的夜晚開頭呢?

A:因為他跟我講過很多次,關於他除夕夜是怎麼過的。大家都很歡樂,他獨自一人面對孤獨、面對病痛,這樣的感受是更強烈的。

 

Q:你以前接受採訪時説,為了知道他看到鏡子中自己的感受,向潘志勇先生反覆詢問。為什麼覺得照鏡子的細節有意義可以用呢?“記起這些畫面,他感到血管鼓鼓跳着”、“洗澡的時候望着刀疤”這些細節都很有感染力,你是怎麼判斷哪些細節有價值,需要追問的呢?

A:我希望這篇特稿的氣兒是順的,希望一直是人物在某一個空間裏活動,然後在活動的時候把一些信息帶出來。他一個人度過了除夕夜,然後第二天早上起來他去照鏡子,他看到了鏡子中的自己。我希望是可以很順暢地寫出來的。如果我直接寫他的外貌,也不需要説他看到了自己,就直接説他很瘦,這樣一個描寫傳達出來的信息量就比較小。如果是他自己度過一個孤獨的夜晚,第二天起來照鏡子,看到鏡子中他自己的形象,然後他產生了一些心理變化,就會有更豐富的信息。這樣就是一個人在打量他自己,而不是我強行進入去打量他。


判斷哪些細節有意義的話,應該是依據自己的閲讀體驗和生活經驗吧。讀小説的時候,會知道哪些東西能夠打動你自己,生活中也會有一些體驗,你對這些體驗有長時間的觀察,便慢慢形成了由生活經驗和閲讀經驗積累而成的感受性的標準。

 

Q:這篇稿件中出現了比較多你活動的影子,比如説深夜和潘志勇坐在香港尖東廣場,比如説陪他去複診。有些記者寫稿件會避免提到自己,為什麼你會選擇兩次提到自己呢?

A:我也沒有太在意這個,只是有時候想提供一種現場感。對於這樣一個傳奇的人物,提供在場感還是比較重要的,因為別人可能會懷疑。

 

Q:可以談談《香港往事》的採寫過程嗎?與《黑幫教父》有什麼不同呢?

A:其實每個稿子比較重要的就是你一開始想寫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往哪個方向寫。比如《黑幫教父》,我一開始就想寫一個抗癌的故事,可能就會着重去詢問他的感受。而《香港往事》是以一個人來反映一個時代。兩篇是不同的思路。


做《香港往事》那個稿時,我查了很多資料,採訪的時候會對他們的幫派是什麼樣的、機構是怎樣運轉的、規則是怎麼樣的有更多的好奇。所以通過那篇稿子你會了解一些黑幫文化、黑幫政治。在《香港往事》中,潘志勇個人的狀態被沖淡了,成為了一個講時代故事的人物。


《香港往事》通過一個人的故事説明了黑幫是怎麼回事、怎樣運行的、經過了什麼發展歷程,然後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是什麼樣的,為什麼會提供黑幫生長的土壤,到後來又經過了什麼樣的變化。


《黑幫教父》這篇,我可能沒有非要把時代的東西放進來,反而這個人就被強調了。個人的故事講完了,其他的時代的東西也會形成一種情緒帶出來。

 
▲黑幫教父潘志勇


黑幫教父:嚮往着另外一種人生


Q:潘志勇是一個比較會表達自己的感情或者感受的人嗎?我覺得他形容自己的瀕死體驗,“體內像藏着壓力包,越脹越大,即將爆炸把身體撕碎”,還有他從死亡線上回來時,説“像追殺的人衝撞大門,你拼命頂住,你知道,鬆手即是喪命”這些句子是非常的生動形象的,這是他的原話嗎?

A:壓力包的那個比喻他講了兩三遍,那時他覺得自己快要死了,是死亡之前的感受。他講了很長一段,讓我覺得很神奇,這可能也是沒有經歷過病痛的人所沒有的感受。

追殺那句話是我對他的話的一個簡潔表達。我特別想知道他特殊的體驗是什麼,他就跟我講,大概就是像以前被追殺時,會把那個門捂得特別緊,但你知道,一鬆手你就會被砍死。這可能是他過去的經驗,所以他就把這個東西挪過來了。我覺得還挺獨特的。


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細節是,他在瀕死邊緣的時候,以第三人稱對自己説,你是鬍鬚勇(他的江湖別名),你是超人。這和他一向的價值觀是很吻合的,他就是信奉強人的一個人,不是輕易妥協的人。有非常深度的自信和驕傲。


所以這是一個處於衝突之下的故事。幾年前我就知道他得了癌症,那時候他以為他戰勝了癌症,處在一種比較得意的狀態。而且我當時覺得講述一個黑幫老大抗癌的故事是不刺激的,應該寫香港的往事、江湖的往事才重要,才刺激。但我14年去跟他聊的時候又覺得這樣一個信奉自己、信奉強人的人,碰到了他沒有辦法克服的一個敵人,面臨着不可避免的衰老,而且有可能會死亡,我就覺得這個故事本身是有張力的,比較能打動人。

 

Q:從一些細節可以感受到,你和他的關係是不錯的對嗎?今年2月的時候潘先生病逝,你對他有什麼樣的評價呢?

A:應該也是都給對方留下了比較好的印象吧。我第一次去採訪他的時候,因為沒有接觸過黑幫人物,以為他們很兇。但是他不是,他跟我説他特別敬重文化人,他自己也寫詩、寫文章。第一次見面,他很準時就出現了,而且特別有禮貌。


2014年底再去看望他,那一次聊得特別愉快。剛好是他生日,我們就在一個餐館吃飯。有人在彈鋼琴,他説剛好彈鋼琴的那些曲子都是他非常喜歡的曲子,就講了他唱這些曲子時的一些感受。其實他是很敏感、細膩的人,從我稿子裏那段他和醫生對話的細節你就可以看出來他非常敏感。


我很少評價別人,更多是以故事的方式去感知,很少判斷。其實你心中對他是有認知的,但是是以故事的形式去認知的,沒有抽象出具體的詞彙去評價他。因為我覺得抽出幾個詞彙去評價可能不夠準確。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其實他自己的內心是很渴望得到社會認可的,希望能夠有一種社會價值的。他並不是我們印象中沒有文化、毫無追求的黑幫人物。他心中有一些遺憾,還向往着另外一種更美好的人生。


其實他還挺好玩的,有一點孩子氣。這個也是比較意外的。你有時候會發現他笑得很開心,他和他的小弟在一起,你也都覺得他們都很開心,所以我覺得他們從性格上來講是有單純一面的,會享受生活中一種特別簡單的快樂。當然他們有黑幫殘酷的一面,但是在他們也過着很日常的生活,他和小弟之間也有點像爸爸和小孩。


得知他死訊的時候會覺得很歎息。説他是一代英雄也好,一代梟雄也好。

 
▲導演陳昊義


“故事講不好,削尖腦袋賣版權沒用”

 

Q:你是一個喜歡影視的人嗎?因為感覺這篇稿件畫面感真的很強,之前的《少年殺母事件》也是這樣,您在採訪手記裏提到了開頭是畫面組合,接着拉出時空距離,然後分了幾個場景,還有視角的變化。這有一種編劇的感覺在裏面,你有想過向這個方向發展嗎?

A:我一開始並沒有很明確地説我要以影視的方式去寫,每一個人感受世界的方式不太一樣,可能我感受世界的方式是帶有一點畫面性質的吧,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讀圖時代的人就都這樣呢?


我沒有特別考慮過做編劇,文字相關工作我都挺感興趣。我不是很有職業規劃,我會自然地把機緣巧合交到我手上的事做好(機緣巧合也包含着你憑着興趣特長走到某個區域),做好之後,以後的事就再説。我現在的崗位是編輯,有強烈寫稿衝動的話可能還會寫稿。做編輯也不是刻意選擇的結果,當時缺人,本來以為只是臨時頂一頂,但發現編輯也有編輯的樂趣。

 

Q:之前《少年殺母事件》和《線人》都有人詢問,希望購買改編權,為什麼擱淺了呢?為什麼《黑幫教父》成功了呢?

A:當時想要拍《少年殺母事件》的導演因為個人問題,沒有再繼續。《線人》的改編因為通過審查比較有難度,也沒有繼續進行。而且之前電影市場也沒有現在這麼火。


《黑幫教父》改編權的出售可能是有恰好的時機。恰好陳昊義導演喜歡黑幫的故事,他正在尋找一個故事,恰好現在電影市場很繁榮。


然後一個趨勢就是電影對真實故事的需求越來越大。市場繁榮的時候,內容的重要性會更加凸顯。我最近接觸了一些電影人,他們共同的感受是,現在找一個能寫好故事的編劇很難。因為每一個編劇自己的生活經驗都是有限的,要靠編的話,有時候故事的邏輯就講不圓,沒有辦法讓人們產生真實感。在這種背景下,真實的故事就變成電影故事一個來源。

 

Q:你對這部電影有怎樣的期待?可能會參與它之後的改編之類的工作嗎?

A:我當然是希望它拍成一個好電影,但是我會擔任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我並沒有想那麼多。

 

Q:你説過《黑幫教父》只是眾多用心寫的稿件之一,這會不會只是一個開頭,以後還會有其他的改編?

A:確實還有一些人在詢問我們其他特稿的改編,反正突然間就來了。以後會不會源源不斷地有,肯定還是取決於你能做出什麼樣品質的產品吧。


如果你是一位編劇,寫出真假參半的故事無可厚非。但是如果你的定位是記者,從事的是非虛構寫作,那報道的真實性還是最重要的。

 

Q:李海鵬先生説新聞特稿慢慢成為影視劇改編的原料產地,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這個市場是要被創造出來的。Esquire實驗室是如何開拓這一市場的呢?有怎樣的後續計劃?

A:這個我可能沒法發言。不過我倒是覺得,從一開始,我們和“電影”就是比較接近的,因為我們很強調“講好故事”,追求人物形象飽滿、細節豐富、意義深遠,最終文本儘量達到小説和劇本能產生的閲讀效果。又因為不能虛構,所以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動作、每一個人物反應都要採訪調查得來,這樣就付出了比普通報道十幾倍甚至是幾十倍的勞動。


付出這些勞動,不是為了改編,是為了把故事講好。故事講好了,改編是順帶的事。故事講不好,急功近利,失去真實的力量,整天削尖腦袋去賣版權,是沒用的。但是非虛構報道和電影故事市場需求不完全重疊,有的報道有文學價值但在市場難以變現的,我們也會鼓勵做。


Q:你在大三實習時就寫出了很有影響力的《少年殺母事件》,你覺得自己較早取得成績的原因是什麼呢?

A:老實説,不覺得取得了什麼成績,我覺得我只是寫了一篇稿,可能很多人也能寫。當時是《南方人物週刊》傅小永老師給我提供這一個很好的選題,主編徐列老師營造了特別好的雜誌氛圍,特別自由、温和、包容,能夠讓一個實習生去操作封面,編輯蔣志高老師很支持我,耐心教會我很多東西。我覺得運氣真的挺好的。包括《香港往事》、《黑幫教父》這種故事也是全靠題材,所以尤其感謝帶我去採訪的方迎忠老師,還有當時的編輯白偉志老師。


師曉煒 | 採寫

圖片源自《時尚先生》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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