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面2019-09-05 07:20:05
《美國工廠》劇照
奧巴馬製片公司的首部作品,講的是一個關於中國資本與美國工人的故事。
《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這部紀錄片,帶著“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製片公司的首部作品”的光環,在Netflix這個視訊流媒體平臺的加持下,拍攝的又是中國人在美國“鐵鏽地帶”開辦工廠的事情,幾乎就是流量神器。
絕大部分媒體關於本片的討論,都聚焦於奧巴馬伕婦新成立的“高地製片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甚至全球化、中國投資美國這樣的話題。筆者通過該片兩位聯合製片之一的李米傑女士,從中國紀錄片人的角度,向《美國工廠》的兩位導演,以及兩位中國聯合制片人發出了採訪問題,得到的答覆是,目前媒體的採訪請求,都需要等待Netflix批覆。
《美國工廠》劇照
Netflix對於自己作品的傳播,嚴謹到了苛刻的地步,這是業內常識,再加上奧巴馬的標籤,於是訪談就變得無法預期了。
然而《美國工廠》已經播出,也有大量的影評和訪談。通過這些公開材料,筆者從一個紀錄片從業者的角度來談一下《美國工廠》。
美國俄亥俄州代頓市,曾經有好幾家美國大型汽車製造廠。20世紀初,當地汽車廠陸續被關閉,轉移到成本更為低廉的國家和地區。2008年12月,通用汽車公司關閉了代頓市的最後一個工廠,大量當地人失業,城市陷入蕭條,淪為“鐵鏽地帶”。
導演斯蒂夫(Steve Bognar)和朱莉婭(Julia Reichert)夫婦兩人,就生活在代頓市旁邊。2009年,夫婦倆拍攝通用汽車廠關閉的短片《最後一輛卡車:通用工廠的關閉》,獲得奧斯卡最佳短片獎提名,並在HBO上播放。
2014年,中國的福耀集團,買下代頓市的通用汽車舊廠房,改造成玻璃廠,並招聘當地人上班,此事在當地引起很大反響。
作為紀錄片導演,斯蒂夫和朱莉婭的靈感被觸動了。隨著幾百個中國工人和管理者來到代頓市,他們如何適應美國生活?中國與美國的管理者和藍領工人之間,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是有趣的故事。
恰好福耀玻璃想找一個團隊,記錄他們在美國的開廠過程。於是兩位導演就開始了跟蹤拍攝。
獲取被拍攝者的信任是第一位的。導演首先告訴所有的被拍攝者,他們做的是獨立紀錄片,跟資方、管理層、工會完全無關。兩位導演的住址,距離拍攝地開車僅有25分鐘,經過頻繁的來往和持續的拍攝,攝製組和被拍攝者逐漸建立了互信,甚至可以進入被拍攝者的家庭空間。
對此,曹德旺先生非常大度,並沒有反對。相反,他給了拍攝團隊自由出入的門禁卡。
《美國工廠》劇照
從2015年2月開始,到2017年12月結束拍攝,五位攝影師去拍攝了幾百次,跟蹤特定的人與場景,積累了1200個小時的素材。在拍攝中,他們時刻在問:“哪裡有懸念和衝突?誰碰到麻煩了?什麼原因?結果如何?”
由於拍攝環境極其嘈雜,挑杆式錄音完全不管用,人物對白全部用領夾式麥克。
由於大部分工人做單調性重複工作,很容易走神。攝製組白天拍攝他們的工作狀態,晚上就跟隨他們回家做訪談,讓他們回憶當天的所思所想。影片將被訪者的獨白,和他們的工作狀態剪輯在一起,彷彿被拍攝者在工作中自言自語,觀眾能聽到被拍攝者內心獨白。
最初,導演想圍繞著核心問題“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嗎?”來展開故事,更詳細的則是“在美國傳統產業地區,一箇中國投資的工廠,2000個美國藍領工人,300箇中國管理者和培訓者,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成功嗎?”
但隨後他們發現,對於不同的人,“成功”的定義是不同的。
導演們認識到,沒有所謂的“好人”和“壞人”之別。每個人都面臨挑戰和壓力,為了各自不同的“成功”定義而努力。
兩位導演說,優秀的紀錄片導演,需要去理解並展現出被拍攝者的情感。在此片的創作過程中,他們最大的挑戰,是去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思維。
創作團隊加強了對中方人員的拍攝。由於不懂中文,導演邀請到了中國聯合制片人張苡芊女士和李米傑女士加入團隊。
在中方聯合制片人的幫助下,創作團隊還來到中國,拍攝福耀玻璃的年會。
《美國工廠》劇照
兩位導演後來說,兩位中方聯合制片人,不僅在語言上、和中國人溝通上,而且在文化理解上,給與創作團隊極大的幫助。
比如,美國人是在被肯定和被尊重的氛圍中長大的,而中國來的師傅,很少誇獎他們,這讓美國員工很不開心,認為沒有受到尊重。然而中國師傅並非不尊重他們,而是不習慣誇獎。
比如,中國員工喜歡遵從師傅的命令,而美國員工喜歡師傅告知這麼做的理由。
比如,中國員工為了更好的生活,願意長時間加班。而美國員工則認為,工作不能過於影響生活。
不同的期望,對工作和生活的不同理解,導致了衝突。這些衝突,跟錢有關,也無關。
雖然影片的初衷,是兩位導演對美國藍領失業工人的同情,但導演最後決定,在《美國工廠》的剪輯中,他們不提供答案,而是抱著尊重的態度,儘可能把各方的觀點,都放到影片中。
如果選擇某一場景,他們要考慮,是否需要另一個場景來平衡?
導演說:這部影片就像《唐頓莊園》一樣,觀眾既能看到貴族的觀點,也能看到管家和傭人們的觀點。
導演希望在這個越來越極端化的世界,讓各方能相互理解對方的處境。
然而導演也說,一旦有了“我們”和“他們”的區別,有了“我們比他們更好”的優越感,達成共識的難度就加大了。
在影片的最後,工人的崗位逐漸被機器人所取代。在影片結尾處,鏡頭凝視著熙熙攘攘的美國工人的臉龐,以及同樣熙熙攘攘的中國工人的臉龐。
專案開始時,兩位導演只能自己辛苦籌集資金,堅持拍攝。後來獲得了Participant Media關注和投資,才得以搭建專業團隊。
這個Participant Media大有來頭。它出品的電影《羅馬》,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佳導演和最佳攝影獎。最近幾年的紀錄片佳作《魯斯·金斯伯格》《他們叫我馬拉拉》《沉默之像》《不可忽視的真相》也都是它的作品。
《羅馬》海報
在Participant Media的資助下,兩位導演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第一次僱傭了剪輯師來建構故事。經過18個月的剪輯,《美國工廠》在2019年1月份獲得了當年聖丹斯國際電影節最佳美國紀錄片大獎提名,以及最佳導演獎。
在聖丹斯電影節上,Netflix的高管帶著一位陌生人士和兩位導演見面。這位陌生的人士自稱是“高地製片公司”的高管。他說奧巴馬先生看了此片,很有興趣,希望能作為該片的出品方之一。
直到這個時候,兩位導演還不知道,奧巴馬和這個“高地製片公司”公司,以及Netflix是什麼關係。實際上,“高地製片公司”是奧巴馬伕婦和Netflix合作的製片公司,2018年5月份才剛剛成立。
2019年6月份,兩位導演和奧巴馬伕婦在華盛頓見了面。朱莉婭問奧巴馬:“以您的身份和地位,為什麼看上了這部片子呢”?
奧巴馬回答說:“一個好的故事,能夠讓我們理解其他人的生活,能夠幫助我們找到共識,這也是我和米歇爾創辦的這家制片公司的初衷,也是讓《美國工廠》成為這個公司首部影片的原因”。
米歇爾回答說:“我出自藍領產業工人家庭,我能深刻地理解他們的處境”。
2019年8月21日,Netflix以28種語言播出《美國工廠》。
在中國,由於《舌尖上的中國》《22》,以及這次的《美國工廠》,讓不少圈外人知道了紀錄片。
如果沒有巨大的網路點選量和創紀錄的票房,或者像奧巴馬伕婦這樣的政治明星和Netflix這樣的流媒體巨頭的加持,紀錄片進入不了大眾視野。
當紙質媒體還盛行的時候,政治、經濟新聞總是佔據頭版,體育放在最後,也能吸引眼球,而“文化”夾在中間偏後,寥寥幾頁,一副可有可無的神態,還經常和“娛樂”混在一起,讓搞文化的人沒脾氣。
那麼,紀錄片是什麼?它是否在電影藝術甚至在社會討論中佔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美國工廠》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紀錄片導演趙琦說:紀錄片是用時間來換取故事。
紀錄片導演和他們拍攝的物件,面對的是開放的未來。在未知和未來面前,創作者放下身段,仔細聆聽和體會,實事求是地觀察和紀錄,讓故事在時間中自然生長,並通過創作者的慧眼和心靈,從日常生活中提煉出故事,這或許是紀錄片最寶貴的特點。
電影導演張楊說,和劇情片不同,紀錄片導演無法從一開始就給觀眾一個起承轉合的邏輯。但有趣的是,生活本身的矛盾性和戲劇性,讓導演在另一個層次上,找到某種起承轉合的邏輯。紀錄片的生命力就在於此,你是編不出來的。
《美國工廠》劇照
《美國工廠》兩位導演說,在拍攝中,我們一直在學習,在摸索,來嘗試理解眼前發生的事情。
有評論說《美國工廠》是“直接電影”或“觀察式紀錄片”,俗話講攝影機是“牆壁上的蒼蠅”。這種電影流派儘量不對現實進行干預,有一套理論體系和藝術標準。在《美國工廠》這部片子中,充分地展現出這個流派的優勢。
然而不同導演的初心和人文關懷,境界還是非常不同的。紀錄片說到底,拼的是導演的整體素養,是對社會的感知,而不光是理論素養和拍攝剪輯技巧。
同樣是拍普通人,法國導演貝特朗(Yann Arthus-Bertrand)的紀錄片就擔得起《人類》這個名字,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就擔得起《中國》這個名字。
《美國工廠》這麼好的選題是怎麼找到的?紀錄片導演陳為軍說:“好的選題就在你身邊50米內”。《美國工廠》兩位導演拍攝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長短兩部片子分別獲得聖丹斯大獎和奧斯卡提名。
紀錄片導演李成才說:“我從事紀錄片創作三十多年,目睹了國家的變遷,我用什麼樣的作品,來與中國的發展相匹配呢?”
《美國工廠》的兩位導演,朱莉婭從業50年,擁有三個奧斯卡提名、兩個聖丹斯大獎、一個艾美獎。她從來不拍名人,只拍普通人。她說:“普通勞動人民的故事、困境、和希望,與名人故事同樣引人入勝”。由於她對當地平民的關心、對於世界的好奇、對於社會的貼近,讓她完成了《美國工廠》這部作品。
《美國工廠》涉及到全球化、產業轉移、文化衝突等眾多巨集大話題,在中外媒體和觀眾群中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導演對此的觀點是什麼?
如前文所述,導演不提供答案,而是抱著尊重的態度,儘可能把各方的觀點,都放到影片中。
從福耀集團的角度來說,其初衷僅僅是想記錄工廠的開業。但對於導演的獨立創作訴求,曹德旺先生非常大度,給予最大限度的自由。影片播出後,代頓市的工會代表說,他們希望這個片子能讓當地人看到。
科學哲學家卡爾·亨普爾說過,科學的功能是“解釋”,人文的功能是“理解”。無論是《美國工廠》的兩位導演,還是奧巴馬總統,一直強調的關鍵詞就是“理解”。生活並非黑白分明,而是連續的灰色。人也不是絕對地好壞分野,而是複雜多變的。紀錄片導演感受這種細微的差別,通過影像,把現實的不同灰色呈現給觀眾。
奧巴馬對導演們說:“儘管大家會有不同的意見,但如果能面對面地交談,儘量去理解彼此的處境,就有可能找到共識。”米歇爾則說:“我喜歡本片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把不同的人群放在了一起,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片子本身不提供觀點,但卻充滿了力量。”
如果我們從《美國工廠》中看到了相互理解,並能運用到討論和待人接物中,這個世界有可能會變得更好。
作者簡介:肖龍,紀錄片製片人。新鮮提案真實影像大會聯合創始人,真實影像傳媒顧問。
本文資訊來源於Hollywood Reporter,Vox,New York Times,The Guardian,IndieWire、CBS News、奧巴馬的個人推特、李米傑和張苡芊的個人微訊號,以及Netflix、Sundance、Participant Media等官方網站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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